作者：劉小楓 知識分子的"貓步"

　　1968年歐美鬧過一陣子左派學生運動，打那以後，知識分子就成了學界的"問題"。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國朝學界也一時熱衷談論知識分子問題，"角色"、"使命"、"志業"、"批判意識"、"人文精神"，充斥報刊文字和學術論文。經過一番自我認識的努力，人民以為知識分子變得成熟、自重，未料到我們知識分子紛紛走起catwalk（貓步）。

　　行走時心目中時時想到左右腳下之間恰好有條直線，腳步當然不能自自然然邁出去，必須輪番踩在直線上。"貓步"就這樣走出來了。這種步法的名稱，據說得自貓有時候的閒步姿態--通常是閒得百無聊賴的時候。如果見到老鼠，需要跑得飛快，就不可能擺"貓步"。與主人或貓類一起玩耍，也不能邁"貓步"；要是旁邊有條凶神惡煞的狗，就更得收斂起"貓步"。總而言之，"貓步"要麼是貓裝樣子，要麼閒得無聊，才擺出的步法，而且曉得有眼睛在觀看自己。

　　後來，"貓步"據說演化了時裝模特兒的專業步法。在無數閃光燈面前，時裝模特兒左右腳輪番踩在兩腳間的直線上，讓身體--尤其胯部誇張地左右扭動，身姿好像失去平衡感，卻在時尚的風塵歲月中留下了急就的韻律。

　　我們知識分子走起"貓步"會是什麼樣子？

　　在意識形態的世界中，直線有各種顏色：左派的紅色、右派的藍色，再不然就用"主義"來命名。無論哪種顏色，只要左右腳踩着直線走--保持"主義"的政治正確，我們知識分子的"貓步"就走出來了。知識分子自己特有的話語如果看起來像時裝模特兒的身體，言辭裝腔作勢，身姿自然就扭動起來。

　　時裝模特兒本來都是自自然然的女人(如今也有了男人)，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時裝表演場所才擺"貓步"。隨着改革開放的步伐加快，我們知識分子的模特兒就在報紙、雜誌、電視節目中亮相了。熱衷表演的知識分子美其名曰"關注現實當下問題"，不曉得"泛泛之詞和無謂的激情都是缺乏專業素質的表現"(博爾赫斯語)。

　　比如說……

　　歷史的膚淺？

　　兩百多年前，當時的世界霸權國家西班牙的士兵和教士們，從墨西哥進入了如今美國的加州。在普世主義的士兵和教士看來，這片印地安人生活的土地不過蠻荒之地，開墾不僅需要武力，也需要絕對的宗教。在士兵的保護下，一個叫Juripero Serra的神父從1776年到1820年的近50年時間中，沿加利福利亞西部從南到北建造了22座不同大小的天主教堂。1776年建造的Mission San Juan Capistrano（聖若望傳教會）據說成了美國加州第一建築--加州最老的古蹟。

　　這是一座石磚砌成的差會建築體，既有以Serra命名的Ｃhapel（崇拜堂），又有簡樸的修院，整個院子很像我在西班牙和德國看到的中古修院。不同的是，這裡有西班牙人傳授相當現代的煉鐵技術的爐灶。

　　本來，這個院子不過是一個相當短淺的歷史的遺物，甚至稱為"偉大的石造教堂"也未嘗不可。可是，由於美國的歷史過於膚淺，這個差會遺址也就成了"美國的珍寶"。整個修院如今被修葺成歷史博物館模樣，展出西班牙殖民者用過的馬鞍、衣物和加州成為美國一州之前歷代君主用的權杖。不難設想，這樣的歷史遺址會是加州小學生學習美國的加州歷史的課堂。據說小學生一到四年級，經常得到這裡來感受他們的文明源頭，還得以此為題寫篇作文。

　　在後殖民主義的知識分子話語時代，加州小學生如果碰巧由一位左派老師帶隊，就會遇到這樣的思考題：誰的歷史？何種遺址？這樣的思考題恐怕也會讓大教授傷腦筋，遑論小學生。

　　歷史越悠久，遇到這樣的追究歷史中的不義的麻煩恐怕越多。咱們中華民族的歷史中，有印地安人似的遭遇的民族恐怕也不少。從儒教理想的三代時期起，就有民族間的傾軋。如果把後殖民主義的歷史理論邏輯推到底，追究歷史中的不義就不能限於殖民時代，大概得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算起。那麼，有多少歷史遺址是光榮的？中國人時常自誇的五千年歷史，有多少清白？

　　有悠久歷史的國家中的人民常常看不起美國文化，認為美國的歷史太膚淺，但在後殖民文化論盤踞的時代，膚淺的歷史有它的益處--少一些歷史的不清白。除了猶太人，哪個悠久民族的歷史榮光不是建立在其他民族的悲劇上的？何況，後現代的猶太民族正在書寫的歷史，恐怕也很難說得上光榮了。

　　從現代人的權利出發抹平歷史，可謂新左派歷史理論的膚淺--與這樣的膚淺相比，歷史的膚淺就算不上什麼了。歷史中民族的生死存亡從來就受兩個東西支配--強力和理念，一個民族沒有這樣的東西，只有滅亡。膚淺的歷史理論不會看到，Mission San Juan Capistrano記載的恰是這兩樣歷史的原初力量。從這膚淺的"美國珍寶"中，背靠悠久的中國知識分子難道不可以領略一番其中的深刻？

　　三紋魚的人生

　　在巴黎，一位分別了十年的老朋友請我吃美國三紋魚，邀了一些在巴黎的熟人相聚。其中一位朋友是海洋生物學家，他說，三紋魚從河水向海里游時，肉特別嫩，好吃，從海里往河裡游時，肉就不好吃了。那個時候，三紋魚逆流而上，到北方去產卵，然後讓自己死掉，以便孵出的小三紋魚吃自己的肉長大。

　　小三紋魚從河水向海里游，在順流而游的生命旅途中長大。如果沒有被我們這些人類吃掉，就從海里往河裡游，也算辛苦一生，然後再為了自己的子女死掉。三紋魚的一生，其實才真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為了自己的後代奉獻自己的一生--從河水向海里、從海里往河裡游一回，練好一付身體，就為了死給子女吃，以便讓子女接着從河裡向海里、從海里往河裡游一回，練好一付身體死給子女吃。出遊回歸而死，這就是三紋魚生命的永恆復返，它的生命目的就是為子女而死。每一條三紋魚的死給子女吃，就是永恆復返的轉換時刻。

　　做陪的另一位朋友是社會人類學家，受一個基金會委託剛給亞洲做了幾項"田野調察"回來。他乘我們忙於吃三紋魚時，報告了其中兩項調察結果。一項調察是：中國父母每月的消費額中，受子女支配的份額占百分之六十五--歐美父母的消費額中，子女支配的份額占百分之四十。另一項調查是：老人自殺率在華人地區最高，占世界第一（分別是新加坡、香港、中國大陸）。

　　為什麼原因自殺？據調查顯示，大多為了子女--不給子女添生活負擔。

　　中國人的人生是不是有點像三紋魚的永恆復返？中國保守主義（所謂右派）思想大師梁漱溟說，西方思想注重個人自由的權利，這固然很有吸引力，畢竟與中國人的傳統習性不合，引進這種權利最終要失敗。聯想到三紋魚的人生，這話真有不少道理。

　　道理並非在於，中國人的傳統習性不易改變，或者改變傳統習性未見得就好；道理毋寧說在於，這傳統習性改不得。試想一下，如果中國人都改變了這傳統習性，成了西方式的自由主義者，不會再像三紋魚那樣，拼命游回河裡死給子女吃，中國人不就絕種了？西方世界要中國人接受自由主義人生價值，很可能是一個啟示錄式的陰謀。

　　保守主義並非為傳統而保守傳統，而是為了傳統中的習俗倫理和極高的政治智慧而保守傳統。三紋魚式的永恆復返不僅極高明，而且蘊含極高的政治智慧：如果沒有三紋魚式的人生，中國人哪裡還可能有逍遙遊，又何以可能保持人口數量，以形成當今世界政治所需要的壓力？當然，這一切的前題是，在逍遙遊的旅途中，小心不要被有自由主義權利的人吃掉。

　　倒桶人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這人間童話般的巴山在哪裡？就在我的家鄉重慶--長江南岸一脈連綿的山脈，就是巴山。那裡的每年十月，陰雨連綿足足一個月。小的時候，我常常想象巴山夜雨中的秋池。

　　想起有一年，我在波士頓遇到一位重慶老鄉。不是籠統意義上的老鄉，我們的家相隔只有一條街，雖然當時我們並不相識。他20歲離開老家，再沒有回去，卻記得起巴山在哪裡，也記得我們共同生活過的那條小巷在激動人心的文化革命年代發生的事情。

　　我們一起想起了那個倒桶人。

　　我們住的小巷就在這座中國西南最大的城市的中心--解放碑。解放碑在我的記憶中好像鬼馬的眼睛，每天夜裡發出幽藍的光。它本來是國民政府為紀念抗戰勝利修建的"記功碑"，解放後，"記功碑"自然成了"解放碑"。這座城市雖然古老--有巴山夜雨的古代童話，而且曾經是抗戰時期的中國政治文化中心，但我們小巷的住戶都沒有廁所。每天清晨，每家每戶聽見一聲"倒桶"，就把自己家中的尿桶屎桶拎出來。只見一個中年農民挑着擔子走過小巷，把尿桶屎桶里的東西接走。

　　1967年夏天的一個清晨，整整一個通宵的巷戰暫時停息下來，街上靜得出奇。突然，"倒桶"的喊聲打破了內戰中的寧靜，卻沒有哪家哪戶像往常那樣出來倒桶--害怕挨冷槍子。"倒桶人"從城外來，不知道前晚的戰事，不知道革命和保皇兩派（或者說左派右派）知識分子還蹲在槍眼旁。他把挑擔子的扁擔扛在肩上，不停在巷中來回走，"倒桶"……"奇怪，今天怎麼沒有人出來倒桶？"

　　附近高樓的高音喇叭突然發出尖利的聲音："那個扛槍的是哪一派？站住！""倒桶人"聽見聲音，好奇地張望四周--"哪裡有扛槍的人？"

　　高音喇叭喊了三次，"倒桶人"扛着扁擔仍舊在巷中來回走，不停喊"倒桶"。高樓上的衝鋒鎗終於響了--是點射，一連四發子彈。"倒桶人"應聲倒在自己的糞桶旁。

　　沒有人來收屍，他的家人不知道"倒桶人"死了。"倒桶人"的屍體在小巷躺了一個星期，他的身體慢慢變灰、變黑，然後有液體透過衣服滲出來，發出難聞的氣味。我們的小巷有一個星期沒有倒桶人把尿桶屎桶帶出城外，每家每戶都散發出尿桶屎桶的臭味。

　　我的那位老鄉早已經成了美國人，他的中國記憶就是古典語詞中的巴山夜雨和這位親眼見過、而且十分熟悉的"倒桶人"--我們小巷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人。

　　我這一代知識分子本來大都是的"倒桶人"的老鄉，與新興知識分子的出身不同。"倒桶人"的老鄉出身的知識分子以前沒有真正的報紙看，新興知識分子是在改革開放的報紙中長大的。從精神品質上說，改革開放的報紙與19世紀歐洲興起的啟蒙文化的報紙傳統一脈相承。

　　尼采說，19世紀的歐洲知識分子一天早上突然驚訝地意識到，起床不念聖經、而是念報紙，不知何時已經成了習慣。尼采可能搞錯了，應該是先有知識分子才有報紙。但在中國，倒是先有（洋人辦的）報紙，後有（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起床念報紙而非念經書，也有百年的歷史。

　　自從有了報業，我們知識分子夜晚的天空中，就再也沒有出現過星星，腳下的土地變得稀里糊塗，知識分子時裝業隨之出現了。從前，士人與市民，就像山林里的野豬與海洋中的魚群，從來不會混淆相互的氣味。自從出現報紙雜誌這樣熙熙攘攘的市集，市民的氣味就走進了知識分子的感覺。早上起床念報紙，就像踏着吸取了頭一天的城市所有塵灰的淤黑稀泥，走在迷濛的漫漫晨霧中。

　　報紙雜誌集市的出現，對我們知識分子提出了更高的品性要求。知識分子面對模稜兩可的市民，需要新的見識能力、新的言辭本領--製造晨霧的本領。至少需要特別的回憶能力，記得起人類過去某個歷史時刻的血腥和蜘蛛網般的恐怖；還需要特殊的見識能力，看得到迫在眉睫的危險和通向深淵的精神斜坡，不可或缺的當然還有特別的語言能力，懂得把格律和平仄隱約的模糊、好奇和喜悅中，讓市民自以為找到了熟悉的欲望--其實一切都是解釋不了的驚訝。

　　沒有這樣的回憶、見識的語言能力，我們知識分子如果要進入報紙雜誌集市"關注當下問題"，非成為模特兒不可。知識分子模特兒說起"問題"來煞有介事，有如模特兒的職業表情--裝模作樣的冷漠，眯起眼睛盯住道德高處的霓虹燈。知識分子模特兒需要的天賦只有一個：沒有自知之明--以為人類或民族歷史的大義就在自己肩上，對於自己純屬無中生有的胡言亂語不會感覺到索然無味。他們那些為國家大事操心的話，聽起來語重心長，其實才是民族的玻璃窗上擦洗不掉的有傷風化的污跡。

　　我們知識分子本來應該看守住人類的精神遺產，走"貓步"的知識分子模特兒卻把所有的人類精神遺產以百分之一的價值押在當鋪，以便換取"現實"這一小銅錢。"如果知識人個體以為能給予大眾些許人性，總有一天，大眾會以利滾利地償還"（本雅明語）。 　　 　　 上網日期 2002年03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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