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一的報信人
樂顏

周末的時候，買了份兒《南方周末》。當時吸引我的是關於解讀布什的公開演講，但拿到報紙後大江健三郎和莫言的對話吸引了我。很長，印象最深的只有一句，是文章最後莫言引用的一句話,阿爾維爾《白鯨》裡的：“我是惟一一個逃出來向你報信的人。”大江說這是他小說創作的最基本的原則。莫言也有同感。

一

“我是惟一一個逃出來報信的人。”在這句話中，莫言關注的是“我”和“唯一”，所以他說作家要有自信。

“這是作家敘事的一種態度，我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我是惟一一個從陣營逃出來向你報信，我說它是黑的就是黑，說它是白的就是白的。作家也好導演也好，應該有這種開天闢地的勇氣，持這種惟一的報信的勇氣。說不說是我的問題，讀不讀是你的問題，看不看是他的問題。我要按照我的想法來做，哪怕只有一個觀眾，哪怕只有一個讀者，我也要建立這種惟一向你報信的態度。”
身為一個知名作家，這種對自我文本敘事的肯定當然是正確的，無可非議。是一個大作家的氣度吧，很英雄氣概，讓人佩服。但或許出發點不同，這句話中打動我的卻是“逃出來”和“報信”。

一個歷盡苦難，看盡人間醜惡的人，當你從黑暗中逃脫，你敢不敢把你看到的一切用你的文字傳達？這裡說的也是勇氣。它不涉及到作家的自信，而是良知。有人說作家是謊言的製造者，他們可以妙筆生花，可以把黑說成白。但是，當你的文字是唯一的憑證的時候，你是否憑良知把真相把自我的內心說出？

沈從文，把他眼中的湘西世界指給了我們，那樣的一群人。他們不識字，不知外面的世界，不會耍花腔，但他們美，真實，樸素，愛便是愛恨也便是恨，沒有那麼多的束縛。他們如同養育他們的山水一樣，清澈自然如清泉。沈從文是逃出來的，從無數的人頭和戰場中逃出來，從鄉村逃到城裡，撥開血腥和暴力的時代，他用他的文字給我們報信。在悠悠遠遠之外，有一片烏托邦的淨土，名叫湘西。那裡有柏子有翠翠有蕭蕭有大佬有二佬。

當蕭紅拖着病孕之身逃離旅館，當她衣不蔽體地對着房間問：“桌子可以吃嗎？草褥子可以吃嗎？”的時候，她是卑微的。卑微低賤而又高尚地活着。她依舊用她的筆，執拗地寫下了《生死場》《呼蘭河傳》。在所有作家都在說打敗日本鬼子就會有好日子過時，她看到了在生育線上掙扎的女人們。她指出了男人（民族國家）對於女性身體的盜用與蹂躪。
還有那個總是冷冷微笑着的張愛玲，這個高傲尖銳可愛的女人，她在所謂的文明和浮華之後看到了世界背後的大荒涼；當諸人皆說女人不幸為男性一手造成時，她幽幽地告訴我們，女人身上的奴性和媚態成就了女性自身的桎梏，怨不得別人。
還有魯迅，他在我心中永遠是刻薄而孤獨，他從他的鐵屋子裡逃出來，回頭用利劍一樣的筆喚醒睡着的人，告訴他們，這屋子黑暗的如此可怕，應該起來砸掉他。

福樓拜塑造了一個真實的艾瑪，他撕碎了所謂愛情的面紗，他把愛情和人性的醜惡告訴你，這就是做夢的下場。勞倫斯，他筆下的真相是欲望，真實可感的欲望，那欲望是真相，是赤裸的內心。還有那個親愛的卡夫卡，他的變形記，我常常可以觸摸到他的內心的蒼涼。

－－這都是有勇氣有良知的一群。

如果一個人，他逃出來報了信，可說的全是謊言，我們為什麼要信他？如果他不用他的心說話，如果我們從他的作品裡不會微笑不會痛苦不會憂傷不會憤怒，只會看着他自憐地誇張着他的話，我們為什麼要讀他？

二

報信。作家是報信的人。這個比喻真是精妙。但我現在的問題是，作家如何報信。
我是一個對文字敏感的人，命定與文字相伴。

我沒有多少網齡，幾個月。前一陣子，我集中一段時間看了大量的網上文字，也看了期刊小說。用朋友的話來說，我不幸地淹沒在了充滿荷爾蒙氣息的文字裡。那上面滿是做愛。瘋狂。偷情。身體。誘惑。自殺與他殺。同性戀與異性戀。女人們在紙上風情蕩漾。暴力。瘋狂與歇斯底里。

有時候我常常搞不清我自己的身份。我不喜歡學院派的說法。我不喜歡各種主義。我頭腦簡單思維純粹，極為感性。看到喜歡的就說好，看到不喜歡的常常沉默。在網上在現實中皆然。當我看慣了太多所謂的先鋒寫法，我感到了困擾。他們都在那兒興致勃勃地玩技巧。或我天生愚笨，看不出有多少奧妙。我不知道在那些個手法技巧後面，如果沒有勇氣激情意義真相力量，一切還有什麼意義？
說這話時我很慚愧，覺得我已老去，惘惘然屬於上一個世紀。跟不上時代的變化，嗯，我是那麼留戀古典主義。

我喜歡艾米莉《呼嘯山莊》，從這個一生視野狹窄的小女人那裡，我感到了一種力量，那是愛與恨交織的激情。我不知道這激情如何來命名，但我卻被擊中，讀的時候我感到疼痛，來自的內心疼痛。
《靜靜的頓河》《巴黎聖母院》《安娜卡列妮娜》。在那些遠離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家那裡，他們沒有玩多少技巧，他們老老實實地把信傳達給他們的讀者，越過千山萬水穿越無盡的時光。他們的掙扎他們的良知他們所有的憤恨與不平。那些老老實實的字卻能把我們深深刺痛，在這個已經沒有痛感的時代。於是，我們就這樣和他們對話歡笑悲泣無語。

說實話，當我閱讀我面前的無數文字時，我是滿懷期待的。某種意義上我很樂觀。
我不是道德家，也無意對道德或者內涵進行批判。我只想找到文字內部的激情和力量和真相，我只想和作者的心靈一起跳動。但我卻常常悲哀地發現，在那些花腔後面，是張蒼白的臉，扭怩作態，毫無力量，毫無真相，毫無生氣，毫無痛楚。大部分文字，他們所報的信，是如此孱弱如此不堪。就如同一個沒有血肉與生命的女人，無論外表如何美艷，依舊味同嚼蠟。我不知道是我的閱讀出了問題還是現在的文字出了問題。我常常需要不斷地提醒我自己，再仔細看一看，不要輕易下結論。但遺憾的是，那些被炒的很熱的作品我依舊看不出好來，我沒有辦法。

全球化。後殖民主義。現代主義。自由知識分子。新左派。解構主義。女性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無數的人都高舉各種各樣的大旗，動不動就引用西方的主義，動不動就說出一長串外國名字，來證明自己寫作的淵源之深。不管什麼主義，可我只願意看到真相，而不是作態。激情而不是浮淺。刺痛而不是隔靴騷癢。
我渴望觸摸我們身處的環境和現實，我渴望傾聽一個人發自內心的吶喊和彷徨與他同哭泣，我渴望感受新鮮的陽光和碧綠的青草與他同歡樂。我願意看到愛情的真誠與人心的真實渴望，我不想天天聽到一個人低低地在黑暗中哭泣訴說被他無限誇大了的委屈。我更不願意看到一個人拙劣地得意洋洋地表演。這樣的作品太多了，多得成了海。自憐與自戀。有什麼新鮮的，又有什麼吸引力？

眾多的文本都在痛苦，但那眼淚是矯情的。眾多的文字都在試驗，但卻沒有想象力。沒有人能寫出死亡象水一樣消失的句子。沒有多少讓你過目不忘的象光一樣驚艷的語言。沒有直擊你內心的個人體驗。在文字裡，沒有感動沒有真相，我們慢慢地被消磨，甚至把一種想象的能力也慢慢地消失，我們變得麻木。雖然我們常常說愛情和痛苦。而我們的情感，就在工業化的時代慢慢被大量地複製。
是時代出了問題，還是我們出了問題？
所有的經驗都是重複的，愛與欺騙，恨與誓言。所有的人都在說愛情說痛苦，可看在眼裡卻更象是一場鬧劇。也許我們不是要浮在水裡或者天上，也許我們應該把赤腳踏在鬆軟的泥里，去體會一下什麼是大地。

那些主義有什麼重要呢？我寧願要一個關於梁祝或者白蛇傳的傳說，也不願意多花時間看完令人作嘔的自憐自戀。我更願意看我幼時看過的電影《閃閃的紅星》，聽過的評書《岳飛傳》《花木蘭》，金庸或者古龍的小說，做一段成人的黃梁夢，再或者去看場《大話西遊》，或讓人落淚的vcd，也不要再讀那些故作高深的充滿了模仿與造做的翻譯腔文字。

先鋒。
在所有人都爭當先鋒的今天，誰能告訴我什麼是真正的先鋒。一如人人時尚的今天，我們是不是也要反觀時尚？時尚，先鋒，其實這些其實不過是些表象，不過是些建構或命名罷了。與那些眼花撩亂的形式相比，我更相信本質。
可什麼又是我們真正的內心與真質呢，我們的一切，包括我們說過的話，有沒有真實性，有多少真實性？
今天，本質與真相變得是如此地可疑。

三

“我是唯一一個逃出來向你報信的人。”昨天，我把這句話說給一個人。他說做批評也一樣，要有勇氣說真話，發自內心。
如果說出真相被殺頭，你敢說嗎？
你呢？
我會儘量說真話。
如果在戰爭時代，被敵人抓住，受酷刑，做老虎凳，你還敢嗎？我問。
他的背後有陽光，讓他的臉有些暗。
他很認真地說，我可能會怯懦。
呵呵呵。我笑了起來。
所以真正的大作家都是少數。讓人尊敬。
其實，討論這個問題很傻，沒有任何實際意義。是不是？我問他。
他點點頭，然後嚴肅地說是。

惟一的報信人
提交者 : 翩若 於 北京時間 2002-03-06 08:11:09

惟一的報信人
樂顏

周末的時候，買了份兒《南方周末》。當時吸引我的是關於解讀布什的公開演講，但拿到報紙後大江健三郎和莫言的對話吸引了我。很長，印象最深的只有一句，是文章最後莫言引用的一句話,阿爾維爾《白鯨》裡的：“我是惟一一個逃出來向你報信的人。”大江說這是他小說創作的最基本的原則。莫言也有同感。

一

“我是惟一一個逃出來報信的人。”在這句話中，莫言關注的是“我”和“唯一”，所以他說作家要有自信。

“這是作家敘事的一種態度，我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我是惟一一個從陣營逃出來向你報信，我說它是黑的就是黑，說它是白的就是白的。作家也好導演也好，應該有這種開天闢地的勇氣，持這種惟一的報信的勇氣。說不說是我的問題，讀不讀是你的問題，看不看是他的問題。我要按照我的想法來做，哪怕只有一個觀眾，哪怕只有一個讀者，我也要建立這種惟一向你報信的態度。”
身為一個知名作家，這種對自我文本敘事的肯定當然是正確的，無可非議。是一個大作家的氣度吧，很英雄氣概，讓人佩服。但或許出發點不同，這句話中打動我的卻是“逃出來”和“報信”。

一個歷盡苦難，看盡人間醜惡的人，當你從黑暗中逃脫，你敢不敢把你看到的一切用你的文字傳達？這裡說的也是勇氣。它不涉及到作家的自信，而是良知。有人說作家是謊言的製造者，他們可以妙筆生花，可以把黑說成白。但是，當你的文字是唯一的憑證的時候，你是否憑良知把真相把自我的內心說出？

沈從文，把他眼中的湘西世界指給了我們，那樣的一群人。他們不識字，不知外面的世界，不會耍花腔，但他們美，真實，樸素，愛便是愛恨也便是恨，沒有那麼多的束縛。他們如同養育他們的山水一樣，清澈自然如清泉。沈從文是逃出來的，從無數的人頭和戰場中逃出來，從鄉村逃到城裡，撥開血腥和暴力的時代，他用他的文字給我們報信。在悠悠遠遠之外，有一片烏托邦的淨土，名叫湘西。那裡有柏子有翠翠有蕭蕭有大佬有二佬。

當蕭紅拖着病孕之身逃離旅館，當她衣不蔽體地對着房間問：“桌子可以吃嗎？草褥子可以吃嗎？”的時候，她是卑微的。卑微低賤而又高尚地活着。她依舊用她的筆，執拗地寫下了《生死場》《呼蘭河傳》。在所有作家都在說打敗日本鬼子就會有好日子過時，她看到了在生育線上掙扎的女人們。她指出了男人（民族國家）對於女性身體的盜用與蹂躪。
還有那個總是冷冷微笑着的張愛玲，這個高傲尖銳可愛的女人，她在所謂的文明和浮華之後看到了世界背後的大荒涼；當諸人皆說女人不幸為男性一手造成時，她幽幽地告訴我們，女人身上的奴性和媚態成就了女性自身的桎梏，怨不得別人。
還有魯迅，他在我心中永遠是刻薄而孤獨，他從他的鐵屋子裡逃出來，回頭用利劍一樣的筆喚醒睡着的人，告訴他們，這屋子黑暗的如此可怕，應該起來砸掉他。

福樓拜塑造了一個真實的艾瑪，他撕碎了所謂愛情的面紗，他把愛情和人性的醜惡告訴你，這就是做夢的下場。勞倫斯，他筆下的真相是欲望，真實可感的欲望，那欲望是真相，是赤裸的內心。還有那個親愛的卡夫卡，他的變形記，我常常可以觸摸到他的內心的蒼涼。

－－這都是有勇氣有良知的一群。

如果一個人，他逃出來報了信，可說的全是謊言，我們為什麼要信他？如果他不用他的心說話，如果我們從他的作品裡不會微笑不會痛苦不會憂傷不會憤怒，只會看着他自憐地誇張着他的話，我們為什麼要讀他？

二

報信。作家是報信的人。這個比喻真是精妙。但我現在的問題是，作家如何報信。
我是一個對文字敏感的人，命定與文字相伴。

我沒有多少網齡，幾個月。前一陣子，我集中一段時間看了大量的網上文字，也看了期刊小說。用朋友的話來說，我不幸地淹沒在了充滿荷爾蒙氣息的文字裡。那上面滿是做愛。瘋狂。偷情。身體。誘惑。自殺與他殺。同性戀與異性戀。女人們在紙上風情蕩漾。暴力。瘋狂與歇斯底里。

有時候我常常搞不清我自己的身份。我不喜歡學院派的說法。我不喜歡各種主義。我頭腦簡單思維純粹，極為感性。看到喜歡的就說好，看到不喜歡的常常沉默。在網上在現實中皆然。當我看慣了太多所謂的先鋒寫法，我感到了困擾。他們都在那兒興致勃勃地玩技巧。或我天生愚笨，看不出有多少奧妙。我不知道在那些個手法技巧後面，如果沒有勇氣激情意義真相力量，一切還有什麼意義？
說這話時我很慚愧，覺得我已老去，惘惘然屬於上一個世紀。跟不上時代的變化，嗯，我是那麼留戀古典主義。

我喜歡艾米莉《呼嘯山莊》，從這個一生視野狹窄的小女人那裡，我感到了一種力量，那是愛與恨交織的激情。我不知道這激情如何來命名，但我卻被擊中，讀的時候我感到疼痛，來自的內心疼痛。
《靜靜的頓河》《巴黎聖母院》《安娜卡列妮娜》。在那些遠離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家那裡，他們沒有玩多少技巧，他們老老實實地把信傳達給他們的讀者，越過千山萬水穿越無盡的時光。他們的掙扎他們的良知他們所有的憤恨與不平。那些老老實實的字卻能把我們深深刺痛，在這個已經沒有痛感的時代。於是，我們就這樣和他們對話歡笑悲泣無語。

說實話，當我閱讀我面前的無數文字時，我是滿懷期待的。某種意義上我很樂觀。
我不是道德家，也無意對道德或者內涵進行批判。我只想找到文字內部的激情和力量和真相，我只想和作者的心靈一起跳動。但我卻常常悲哀地發現，在那些花腔後面，是張蒼白的臉，扭怩作態，毫無力量，毫無真相，毫無生氣，毫無痛楚。大部分文字，他們所報的信，是如此孱弱如此不堪。就如同一個沒有血肉與生命的女人，無論外表如何美艷，依舊味同嚼蠟。我不知道是我的閱讀出了問題還是現在的文字出了問題。我常常需要不斷地提醒我自己，再仔細看一看，不要輕易下結論。但遺憾的是，那些被炒的很熱的作品我依舊看不出好來，我沒有辦法。

全球化。後殖民主義。現代主義。自由知識分子。新左派。解構主義。女性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無數的人都高舉各種各樣的大旗，動不動就引用西方的主義，動不動就說出一長串外國名字，來證明自己寫作的淵源之深。不管什麼主義，可我只願意看到真相，而不是作態。激情而不是浮淺。刺痛而不是隔靴騷癢。
我渴望觸摸我們身處的環境和現實，我渴望傾聽一個人發自內心的吶喊和彷徨與他同哭泣，我渴望感受新鮮的陽光和碧綠的青草與他同歡樂。我願意看到愛情的真誠與人心的真實渴望，我不想天天聽到一個人低低地在黑暗中哭泣訴說被他無限誇大了的委屈。我更不願意看到一個人拙劣地得意洋洋地表演。這樣的作品太多了，多得成了海。自憐與自戀。有什麼新鮮的，又有什麼吸引力？

眾多的文本都在痛苦，但那眼淚是矯情的。眾多的文字都在試驗，但卻沒有想象力。沒有人能寫出死亡象水一樣消失的句子。沒有多少讓你過目不忘的象光一樣驚艷的語言。沒有直擊你內心的個人體驗。在文字裡，沒有感動沒有真相，我們慢慢地被消磨，甚至把一種想象的能力也慢慢地消失，我們變得麻木。雖然我們常常說愛情和痛苦。而我們的情感，就在工業化的時代慢慢被大量地複製。
是時代出了問題，還是我們出了問題？
所有的經驗都是重複的，愛與欺騙，恨與誓言。所有的人都在說愛情說痛苦，可看在眼裡卻更象是一場鬧劇。也許我們不是要浮在水裡或者天上，也許我們應該把赤腳踏在鬆軟的泥里，去體會一下什麼是大地。

那些主義有什麼重要呢？我寧願要一個關於梁祝或者白蛇傳的傳說，也不願意多花時間看完令人作嘔的自憐自戀。我更願意看我幼時看過的電影《閃閃的紅星》，聽過的評書《岳飛傳》《花木蘭》，金庸或者古龍的小說，做一段成人的黃梁夢，再或者去看場《大話西遊》，或讓人落淚的vcd，也不要再讀那些故作高深的充滿了模仿與造做的翻譯腔文字。

先鋒。
在所有人都爭當先鋒的今天，誰能告訴我什麼是真正的先鋒。一如人人時尚的今天，我們是不是也要反觀時尚？時尚，先鋒，其實這些其實不過是些表象，不過是些建構或命名罷了。與那些眼花撩亂的形式相比，我更相信本質。
可什麼又是我們真正的內心與真質呢，我們的一切，包括我們說過的話，有沒有真實性，有多少真實性？
今天，本質與真相變得是如此地可疑。

三

“我是唯一一個逃出來向你報信的人。”昨天，我把這句話說給一個人。他說做批評也一樣，要有勇氣說真話，發自內心。
如果說出真相被殺頭，你敢說嗎？
你呢？
我會儘量說真話。
如果在戰爭時代，被敵人抓住，受酷刑，做老虎凳，你還敢嗎？我問。
他的背後有陽光，讓他的臉有些暗。
他很認真地說，我可能會怯懦。
呵呵呵。我笑了起來。
所以真正的大作家都是少數。讓人尊敬。
其實，討論這個問題很傻，沒有任何實際意義。是不是？我問他。
他點點頭，然後嚴肅地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