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0月,父亲过七十九岁生日,我们在父亲身边的子女和孙辈们为父亲办了个生日聚会。因为这是我出国多年后第一次给父亲祝寿,父亲高兴,多吃了一点。第二天,父亲感觉不舒服,发现是心房纤颤病又犯了。我们赶紧把父亲送到校医院。父亲在校医院住了两三天不见好转。校医院的医生说父亲的年龄大了,恐有不测,应该转到医大去治疗。医生如此说,我们当然不敢怠慢,立即送父亲去了医大。医大的医生建议送父亲进心脏病的重症监护室,说在那里便于随时观察,及时治疗。
父亲被送进了一个有十几张病床的大房间,病房里满满的都是心脏病患者。每个患者的身边都坐着一两个看护病人的家属,所以大房间里一共挤了有二十多人。病床之间距离很窄,没有椅子。我只好从家里拿来一把折叠椅,整夜地坐在父亲身边。病房里面空气污浊,再加上病人的呻吟声和家属来来往往的吵嚷声,乌烟瘴气,简直就跟菜市场一样。更糟糕的是,动不动就有病人突然不行了,进来一大帮医生护士乱做一团地抢救。父亲进来的第二天,就有一个患者抢救无效,死在了病床上。家属们哭天呛地,闹得跟殡仪馆一样。在这样的环境下,父亲的心情极糟,病情更加恶化了。
看到这种情况,我心急如焚,心里清楚的知道,照这样下去,好人都会憋出病来,更何况病人?要想不在这里等死,必须改变现状。正巧,我们教研室里的一位年轻教师的父亲(退休的大学校长)就住在同一所医院的高干病房里。他住单间,一天24小时有医护人员照顾,陪护家属还另外有床。我想唯一的救命办法就是想法让父亲进高干病房。我先去找父亲的学校,可是学校说,教授必须是二级以上才能进高干病房,你父亲是三级,差一级,我们没办法。无奈之下,我又去哀求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当时高干病房的主治医生。她说,我认识很多高干,如果你有事要求高干们办,我可以帮你说,但是你父亲进高干病房的事我没办法。走头无路,我想到,与其在医大等死还不如回父亲的校医院,至少环境好些。可是校医院不同意,说,我们的医疗条件不行,出了事我们付不起责任。我那时真是到了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步。想起来,人生有时真的很无奈,明明知道眼前是死路一条,可是你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其实,无奈的人不光是我,病房里面十几家人都很无奈,甚至有人比我更无奈。父亲的邻床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国营工厂工人。他的心脏病很重,隔三差五需要住院治疗。他跟我说:“我得在这耗着,不能死,因为家里有老婆孩子等着我养活呢。只要我有口气,每月就有工资发。要是我死了,老婆孩子怎么办?”
大病房里,每隔一两天就有病人被抬到太平间去。父亲看了心情越来越糟。更可恶的是,在父亲进病房的大约第十天晚上,邻床工人的心脏突然停跳了。几个医生护士进来抢救。经过多次电击之后,那个心脏就是不跳。医生准备放弃了,可是家属硬是跪在地上求医生再次抢救。医生说,最后的办法就是开胸做心脏按摩,不过希望不大。家属坚持,只要有一线希望也要做。后来医生就在病床上给那个已经死了的病人做开胸手术。忙活了一个多小时后,医生说,对不起,我们尽力了。随着家属的哭嚎声,那个工人被送进了太平间。
整个抢救过程就发生在我父亲的身边。我没办法不让父亲知道,我所能做到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用我的身体挡住父亲的头部,不让父亲看见邻床的血淋林的手术。这件事情过后,父亲拉着我的手一再叮嘱,到我不行时,无论如何不要给我开胸。从此,父亲的病情极转直下。我看得出来,父亲是想求速死。我心里难过,但是一丝一毫的办法都没有,只能用一些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的空话来安慰父亲。
三天后父亲的心脏在半夜停跳了。我按照父亲的叮嘱,只让医生做了电击。电击失败后,医生说最后还有一招就是开胸按摩心脏。我说,谢了,不必了。
事后,我真后悔把父亲送进医大,可惜这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父亲的离去,给我留下了很多遗憾。唯一值得欣慰的就是父亲病重是在我回国之后发生的。这之前我有几个月的时间在父母身边,并且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我能几乎日夜不离地照顾他。我有时想,我不在身边的那些年,父亲没病倒,也许是因为他一直在等着我的归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