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世纪老人

我的后半生很长。从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０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认为自己一直在红旗下生活。
我活得这样长，我家２０代以内都没有９０岁以上的人，我活到现在九十多岁，还在活。我们这些人，还是沾了共产党的光，特别是沾了邓小平的光，才活到今天。我在共产党的红旗下，过了几十年的太平生活，在这一点上，我衷心地感谢共产党。我家里遭到镇压，死了好多人，但是我亲生的几个儿子都在，我这样一想，自己就得到很大的安慰。我看到十大战犯的结局，一个一个看下来，没有一个比得上我。
武汉有一个杂志社写了一篇文章，上面列了１０个战犯，把我列在第１０位。第一个写的是杜聿明，说杜聿明是脱胎换骨，改造得很好；第二个是黄维，说黄维刚直，个性很强，刚直倔强，绝不妥协；第三个是王耀武，说王耀武这个人是大起大落；第四个是李仙洲，说李仙洲是黄埔老大哥；还有一个是宋希濂，把他说成是????将军，宋希濂自己写了一本书，说自己给蒋介石做鹰做犬；还有一个是廖耀湘，说廖耀湘是“文革”的冤魂，廖耀湘在“文革”的时候被红卫兵打了一顿，心脏病发作死了；再有一个是守天津的陈长捷，说陈长捷是杀妻自刎，把老婆杀掉，然后自己把自己杀了……最后一个写的是我，说我这个人是诗杰侠义，留下了很多诗，对于家庭，对于社会都很侠义。
这是我很大的幸福嘛。我活到九十多岁，感觉非常圆满，感觉越活越有意义，我还有充沛的精力，不知老之将至。
从另外一方面讲，人生有一定的年限，我究竟还能活多久？听其自然吧。我同意古人说的：人生如梦。
我有一个让我很高兴的称号“世纪老人”，２０００年是世界老人节，《北京青年报》把我评为“世纪老人”，把我的照片登在报纸上，我到人民大会堂领了奖，还上台讲了话。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２００１年１月，全国政协举行了一个５６个民族大团结的盛会，政协把我请去，要我致闭幕词，我说我资格不够，我们国家有多少人物啊，谁都可以致闭幕词，不要找我。没有想到，在会上，主持会的人直接就喊我，要我致闭幕词，他已经在会场上喊我的名字了，而且把事先准备好的一篇稿子交给我，我也就只好上台致了闭幕词。散会后，我出来了，听见有人说：“这不是致闭幕词的那位老人吗？”一下子，大家把我包围起来，要我签名，有的还要跟我合影，还有的喊：“我是西双版纳来的，还没有给我签字，没有跟我合影呢。”从新疆来的，从内蒙古来的，从海南岛来的，很多很多人，把我团团围住，工作人员看着我说：“这么大年纪了，签字、合影，搞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工作人员叫来几个武警，武警很有礼貌，向那些会议代表举手敬礼，说：“请大家原谅，这位老人九十多了，你们都要签名照相，那今晚老人就回不了家了。”武警把我“抢”出来，送上汽车。我自己很高兴，我觉得给了我一种“人”的待遇，这是很高的名誉。这是我过去不敢想像的事。有时候，我一坐下来想这些事情，很高兴！
一家报纸的总编问我：“做一个人怎样才有意义？”我答复他：“我体会有两句话：第一话是：生时问心无愧。我写日记的时候，都要想一想，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是不是有损于别人？是不是问心无愧？第二句话是：死时不要有人指着我的头骂我。如果我死后提到我的名字就有人骂我，那么我的子孙听了就会很不舒服。将来有人提到文强，我希望他们会说，文强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觉得自己像年轻人一样，一天到晚不知道什么叫疲劳，不吃烟不喝酒，天天记日记，生活很愉快，很正常。我虽然离开了全国政协，但是政协对我说：“你作为一个老委员，政治待遇不变，你要汽车，就打个电话，随时给你开来。”我感觉真是很愉快。共产党给我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而且我的子孙无论是在国内的还是在国外的，都生活得很好，都自由自在地发挥着他们的能力，走在我们国家非常正常的道路上。这个幸福不仅在我个人的身上体现出来了，而且在我的子孙们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我很乐观，希望在感召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