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罗斯福团队的衰落：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林登·约翰逊以来的观念和权力掮客》（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Roosevelt： Brokers of Ideas and Power from FDR to LBJ）迈克尔·简威（Michael Janeway）着，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精装本352页，定价27·50美元。

二、《守卫者：金曼·布鲁斯特、他的圈子及自由主义团体的兴起》（The Guardians： Kingman Brewster， His Circle， and the Rise of the Liberal Establishment）杰弗里·凯博塞尔维斯（Geoffrey Kabaservice）着，亨利霍顿公司（Henry Holt & Co·）2004年4月1日出版，精装本592页，定价30美元。

这世上最令人伤感的事情恐怕莫过于人事和世事的繁衰变迁了，小到一个家庭的败落，大到一个帝国的衰亡，都能让人唏嘘不已，黯然失落；在这一点上，或许近来的自由派和民主党有着比较深切的感触，对比罗斯福时代民主党的兴盛和他们今日的颓势，能不产生伤今怀昔的感叹？

这一情绪不可避免地也反映到了出版领域，致使一时之间出现了众多怀念那个时代民主党人和自由派的着作；知名记者迈克尔·简威的《罗斯福团队的衰落》和历史学者凯博塞尔维斯的《守卫者》就是其中之二。前者追忆的是罗斯福时代自由派的风光，后者则对1960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神彩进行了描述──通过此，低潮中的民主党人和自由派除了得以满足对前贤的缅怀之旅外，或许也可以从其遗产中吸取经验，实现对自身的重塑。

民主党失去2004年大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公众眼里“温和”──或者说“软弱”──的形象，虽然克里也曾通过各种手段去努力过，却仍然不能改变他们的这种形象，包括在防务问题上的胆怯、社会问题上的过分通达以及自身知识和性格的开明、敏感、喜欢承认错误等等。但事实上，情况并非是一直如此的，仅仅两代以前的新政自由主义，即《罗斯福团队的衰落》一书中的那支团队，如汤米·科克兰（Tommy“the Cork”Corcoran）、本杰明·科恩（Benjamin V· Cohen）、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瑟曼·阿诺德（Thurman Arnold）、日后成为总统的林登·约翰逊以及本书作者之父埃利特·简威（Eliot Janeway）等人，都是非常积极、自信，富有责任感和事业心的。用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 Jr·）的评语形容就是，这些人代表了一种富有“战斗精神的信念”──此评语出自他的经典作品，针对1948年的民主党候选人华莱士（Henry A· Wallace）偏离新政传统而走向感伤和乌托邦主义的竞选运动而作的《至关重要的中心：自由之政治》（The Vital Center： The Politics of Freedom，1949）一书。

在简威看来，新政自由主义之所以繁荣，除了他们具有超凡的行动意愿和能力外，还在于他们的理念本身的强有力：他们既继承了威尔逊的世界主义，同时又放弃了他的道德主义，而代之以实用主义，“更看重结果而不是过程”；这一特点赋予新政自由主义在打破成规旧习和效率方面极大的力量，使其有能力带领美国成功度过1930年代发生的那场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

与罗斯福的新政自由主义团队不同，布鲁斯特的圈子更富有贵族气息：前者大多出身于爱尔兰和犹太移民家庭，属于首次进入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精英层，因而富有朝气和进取精神，勇于向旧习挑战；而后者，如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约翰·林赛（John Lindsay）和艾略特·理查森（Elliot Richardson）等，都属名门出身（布鲁斯特本人的祖先是最早一批乘坐“五月花号”来新大陆的人，血统可以追溯到大宪章时期），因此与前者比显得更加温和、柔顺。

尽管如此，两代自由主义者在对待美国应该成为一个多元的、机会均等的开放社会上却持相同的理念。被誉为耶鲁历史上最后一位伟大校长（1963 to 1977）的布鲁斯特有一件广为流传的美谈：越战期间美国政府曾下令，凡是以道德或宗教理由反战者均不准领取奖学金，当时包括哈佛和普林斯顿等诸多名校都遵照此指示办事，唯独耶鲁仍坚守学术独立的一贯作风，继续以申请者的成绩为考虑奖学金的唯一准则。为此，耶鲁失去了来自联邦政府的一大笔基金，经济上几乎陷入困境。当时布鲁斯特这样申辩：“最终，社会上的一般人士将会了解：只有学校在拥有全部的自治权利，每个教师及学者皆有研究自由的条件下，整个社会才有完全的自由和平等；而这也正是耶鲁的真正精神所在。”正是在布鲁斯特的治下，耶鲁从一个传统的精英训练场所转变为向不同阶层、不同种族和不同性别人群均等开放的现代教育基地。为此，如同当年罗斯福施行新政的遭遇一般，布鲁斯特也受到了来自保守势力的疯狂攻击──其中他和保守主义教父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之间的交锋尤为人津津乐道。

或许是因为出身的不同，布鲁斯特的自由主义圈子更敬重传统，更有教养，更喜爱古典的俱乐部交往方式──这也是凯博塞尔维斯将其书命名为《守卫者》的原因所在。所谓“守卫者”，其典出自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一书，意为守卫、监护柏拉图理想国的贵族长老们，因此，这些人同时也被贴上了“保守派”的标签。事实也的确是如此，布鲁斯特的圈子中，很多人其实是温和的共和党人，凯博塞尔维斯在书中就称他们为新的保守主义（new conservatism，并非时下风光异常的neoconservatism），因为他们试图发展一种能够调和资本主义和传统美德之间张力的公共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实际上和新政自由主义，以及稍后出现的冷战自由派（Cold War liberals）的立场是相近的，都主张政府的力量在维护民权、经济安全和机会均等上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同样信奉主张武力干涉的罗斯福主义，事实上，冷战自由派的代表人物如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和艾奇逊（Dean Acheson）等人正是他们的楷模。

从布鲁斯特这些人的成功来看，凯博塞尔维斯在他的书里总结道，他们走的是一条比较切实可行的道路，但遗憾的是，到了后期他们大多遭到失败，无论是布鲁斯特的从耶鲁退出，还是邦迪的帮助美国陷入越战泥潭（他在越战时期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抑或是林赛不成功的总统竞选，所有这些都说明他们无法和全盛时期的新政自由主义相比，这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高贵出身，使得他们原有的那份自信变成了傲慢和自负，开始逐渐脱离公众，漠视多数人的呼声，从而轻易地被他们的政敌们刻画成为和腐朽的WASP一样的公众敌人。倘若如此的话，就大可不必去参照罗斯福时期的新政自由主义，仅仅对比布鲁斯特他们前后期的兴衰经历就可以得出某些意味深长的启示了！

比较有趣味的一点是，参与2004年美国大选的一些风云人物，其中很大一部分，如克里（66届）、利伯曼（Joe Lieberman，64届）、迪恩（Howard Dean，71届），以及布什（68届）和切尼（61届，中途退学）都是布鲁斯特担任校长期间的耶鲁毕业生；另外两位关键人物，克林顿和希拉里（都是73届）也是如此，那么，他们几位是否从布鲁斯特的遗产──无论是前期的还是后期的──中受教呢？这或许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

《华盛顿观察》周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第16期，2005/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