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作为知识分子

主笔◎舒可文

来自 三联生活周刊 2002.4

朱正琳

　　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策划人

　　王小波对“有趣”的强调是针对那种死板的、教条的批评，这一点到现在仍然有效。五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变。现在的多元化，到处都在追求“有趣”，那么多的媒体也都想办法“有趣”，好像天天都想办周末版。现在可以来澄清的是，在这里“有趣”的成分是什么？王小波强调的有趣是思维的乐趣，而现在到处都是的有趣是娱乐化的有趣，把肉麻当有趣，把搞笑当有趣，而把思维的乐趣、独立的思想抹杀掉了。在弱智的意义上，这种追求娱乐化的搞笑和那种死板教条是相辅相成的。即使是“益智”节目的所谓益智，也只是知识性的。知识是思想的结果，也可以启动思想，思想的乐趣是追问人生，独立面对自己的存在，对世界感到惊奇。如果你把知识当成药丸子吞下去就不是独立思想了。王小波反对无趣，在各种各样的有趣中，他看重思维的乐趣，这是现在追求有趣的人不够重视的。

　　另外，王小波关于沉默的大多数的论断至今还是精辟的，没有失效。沉默的大多数因为沉默而弱势，因为弱势而沉默，今天大多数人在大多数的时候，在关键的地方还是沉默的。所以王小波过去的论断是应该再去温习的。

　　很多自由状态的人，自由职业者，并不是自由思想的人，就和王小波不是一样的人。自由职业是一种经济生活，自由撰搞人、牙医甚至盲流都是出于生计的选择。当然这里面有一些人有意识地脱离体制，选择自己的生活状态，这好像看起来是和王小波“一头儿”的(按王小波的话说)，但他不一定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批判性的思考，有表达的责任。

　　王小波在思想史上、文学史上一定会有地位，这只是凭我的直觉。要评估他的思想和地位应该在一段时间之后，由史家来评估。但能够肯定的是，他不会是过眼烟云。在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中，如果要追随谁的话，我追随他。从他的思想，到言论，到人格，他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没有分裂的，这是很难做到的。他的杂文使他在知识分子中有一席之地。

　　陈嘉映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王小波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人做得很正，文章清楚机智，他对大多数事情的看法我也同意。我感兴趣的是他说的那些常识性的事情，常识性的东西的确经常不被人注意的。比如《论战与道德》里讲不要把论战与道德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这的确是中国学术争论总是严肃不起来的原因之一。但伦理问题、政治问题与我们的情感也的确有关系，更多时候，立场就是和所思所想有联系，这种矛盾就常使我困惑。而王小波的论证却基本上就停在那里，没有往下走。

　　当然我们的确是在各种不同的层面上谈论问题，他谈的很好的是在他的层面上，在常识的层面上，但在更深的问题层面上就没有讨论。在讨论问题的两个层面中，常识性层面针对的是流行的愚蠢观点，而更深层面的就是真正搞清楚道理是怎样的。应该说，这两个层面都重要。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更深的层面上的工作特别之少，可能是觉得事情总是太紧急。我的一个朋友，80年代也是很有名的学者，他是有很深刻的思考的，但他老是写时论，因为连常识上都出错，他就着急，就急于去评论。太多这样的评论，时间长了，我们就会发现不能产生精神果实。

　　如果你逼着我说，我会说，可能就是因为急于谈论常识，长期缺少深入的思考，反而更容易出现常识性的愚蠢。因为在讨论常识性问题时，就会有简单化倾向，尤其如果选择对没经学术训练的读者说话，就只能这样。但久而久之，问题就会被简单化。作为一个思想者，一个基本的要求当然是应该有健全的常识，但很快就会感到常识背后的东西，思想者本能地就会这样深入下去。王小波的杂文基本不谈事情“为何如此”，而止于对与错，所以比较容易有激情，声音很响亮，但无助于我们理解那个事情。知识分子在该说话的地方都不说话，王小波不再沉默，也许他觉得中国最缺的是没人说常识，这是他的选择，是他的勇气。而我觉得，中国最缺的是深入的思考。站出来说话需要勇气，将心比心，承担做研究所遭遇的冷遇所需要的勇气比之不小。即使在现实中我们的学者都是狗屁，但那里还是有一个空间让人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也许王小波是最棒的了，但我们应该知道，思想还有很大的空间。

　　邓正来

　　社会学家

　　王小波对时弊的批评是非常敏锐的，但他写的只是杂文，所以没有论证。如果要论证就会发现其中矛盾重重，当然这是从他涉及的问题，从学术的角度看。杂文其实是口号的另一种形式，很多问题在这种形式中表达就显得极端。这个社会需要这样的形式来交流，但当它构成某种信念时，就要出毛病了。放到后现代环境或前工业化时代，这样的信念会变得毫无意义。就我了解，王小波本来没想做思想家，他的意义就在于一种私性的表达，他没想把问题说清楚。

　　所以，不应该把王小波往思想的高度引，他写杂文是他个人的内心完善，把他架到观念意义上、社会意义上就把他扭曲了。他的很多表达是很私性的东西，不能被公共化的。也许在被公共化的转换过程中起了某种作用，但我不会去评价这个作用。对同一种状态的人群起什么样的作用都会有，问题在于那还是王小波吗？就像雷锋，经过那样的公共化，那还是雷锋吗？我们有没有必要树立一个“独立思考”的模型，要知道王小波憎恶的就是公共化的模型。

　　至于为什么会有王小波热，这和知识生产的模式有关，和社会环境有关。社会需要公共空间，在陌生人的社会里，需要一些符号把人们串连起来。

　　盛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我在1996年写过一篇评论王小波的文章，现在说起来，我仍然认为很多人对他的评价过高了。他是个有才气的作家，也有一些见解，但在他所涉及到的很多问题上他并没有相应的认识。作为一般见解，今天一个说法，明天一个主意是可以的，但是谈论那些很需要严格论证的问题时，没有完整的理论支撑，没有内在的逻辑，就不可能有完整的认识。对他经常谈论的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是很肤浅的，而且对一个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文明，以那么一种简单的态度来谈论有失深刻。他表达的很多思想内容其实是已成套路的，并无创意。

　　说到自由地思想，我觉得，我们很多知识分子都在自由地思想，作为“自由知识分子”，主要是指思考没有局限，不被束缚，我们思考的可能是社会的状况、经济的结构或哲学的问题等等，不一定是做一个单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