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4月17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把台湾岛及其所属岛屿、澎湖列岛等地的主权让与日本。《马关条约》是近代中国所受到的极为惨痛的一次宰割，两岸人民世世代代辛勤耕耘开发的宝岛一朝断送。从此，中国的宝岛台湾陷入日本的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大丈夫为国死，可无憾！”

　　割让的消息一传开，举国震惊，朝野上下群情激愤，迅速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割台斗争。台湾民众的反应尤为强烈，人们奔走，鸣锣罢市，拥入官署，抗议清廷卖国割台行径，决心誓死抗日保台。4月18日，《马关条约》签署的第二天，台湾爱国义士丘逢甲愤而割破手指血书“拒倭守土”，并特地上书清政府废约抗日。

　　在上书无效的情况下，5月25日，丘逢甲联合台湾巡抚唐景崧组建义军，唐景崧坐镇台北，黑旗军首领、清军爱国将领刘永福驻守台南，丘逢甲则居中，准备抗击日寇。但因组织仓促，6月7日，日军攻占台北，丘逢甲的义军宣告失败。6月17日，日军统帅桦山资纪在台北宣布建立殖民统治政权，宣布台湾及澎湖列岛“归入大日本版图”，并定此日为所谓的“始政日”。

　　日军虽然占领台北，但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却更加猛烈地在全台展开。各地军民纷纷组织义军坚持抵抗日军入侵。在台中门户新竹，台湾义军与日军持续作战一个多月，先后进行大小战斗20余次，歼敌近千名，最终因为军械不继，粮食断绝，新竹失陷。继续南下欲侵占整个台湾的日军，处处遇到台湾义军和民众的抵抗，8月底，有2000余日军毙命。当时，有侵略者哀叹道：“原以为台湾不过巴掌大小之地，以一旅之众即可一举歼灭，而结果证明，轻信这种结论是错误的。”

　　台湾军民的抵抗使日军陷入泥潭，日本政府不得不派兵增援。9月中旬，日军先后调集7万余人，倾巢进犯，大举进攻台南重镇嘉义。台湾义军奋勇抗击，以一当十，毫不退缩，战斗异常惨烈。抗日义军首领徐骧身负重伤，仍跃起高呼：“大丈夫为国死，可无憾!”壮烈牺牲。10月21日，日军趁守军内无粮饷、外无强援的情况下，攻陷台南，守将刘永福被迫登船退返大陆。至此，台湾人民抗击日本占领的有组织斗争告一段落。

　　从1895年6月到10月，不畏强暴的台湾军民前仆后继，奋勇杀敌，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日保台篇章。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惨重代价，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和第二旅团长山根信诚被击毙，4800名日军被打死，近一半的日军被打伤。日方曾有记载：“不论何时，只要我军一被打败，附近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轻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不怕死。他们隐藏在村舍里，当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毁，他们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

总督命令即为法律”

　　1895年11月18日，桦山资纪向日本大本营报告，台湾全岛完全平定。然而，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却没有停息。为了镇压台湾起义，实施殖民统治，从1895年至1919年间，日本派出7任军人总督，进行残酷的军人专政。

　　1896年3月，日本将台湾划归拓殖省管辖，颁布《台湾总督府条例》及相关条例，规定“在台湾，总督命令即为法律”的独裁制度。为配合这种总督制度，日本在台湾又建立了特殊的警察制度，在台湾全岛布设警察网，州、厅、市、郡乃至街道都有警察部门，警察以日本人为主体，负责各类政务。警察遍及台湾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伸入台湾民众日常生活的鬼魇和直接屠杀台湾民众的刽子手。从此，台湾成为名副其实的警察社会。以1902年为例，全台设有10个厅、97个支厅、992个派出所，以后最多时各类警察机构达到1500余处，警察1.8万余人。在台湾的经济发达地区，每隔两三公里就有一个警察机构，每300人就配有一名警察。日本警察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当时，台湾民间吓唬小孩儿有一句惯用语：“大人来啦！”所谓“大人”就是指当时的凶恶的日本警察。

　　为镇压台湾此起彼伏的各地起义，日本派了大量军队、宪兵和警察维持秩序。1897年，日军实行“三段警备法”，将全岛分为三个地带：“安全带”主要指一些大城市和大村落，由警察负责治安；“不稳带”是义军经常出没的地区，由宪兵和警察协同警备；“危险带”是抗日义军驻守区域，由军队警备，辅以宪兵进行讨伐。这一措施进一步加强了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的武力统治。

　　1898年，日本殖民当局又实施“保甲条例”，将保甲设为警察军事统治的辅助组织，规定10户一甲，10甲为一保，全保全甲内部连坐，只要一甲之内某户出现“犯罪”，同甲户的人都会受惩罚。这种毫无道理的连坐案件在日据时代年年都有数百例。另外，日军还组织壮丁团，接受警察当局指挥、监督，成为日军剿杀抗日义军的炮灰。到1943年，全台共设保6074个，设甲5.8万个，控制户数达50余万户；壮丁团团丁最高时达到13万多人。这样，保甲制度以一种“以台制台”的方式控制和奴役台湾民众，成为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统治的重要手段。

台湾出现“饥饿输出”怪现象

　　在建立殖民统治制度的同时，日本没有停止疯狂的剥削和掠夺。从1895年开始，日殖民当局先后颁布了关于土地的若干条规则和条例，强占全台94.15%的山林原野和75%的土地，台湾许多农民破产，被迫逃亡。

　　日本殖民当局强占了台湾绝大部分土地和山林后，对广大农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殖民者收取高额土地税，实现其“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殖民统治的经济模式，全面改造台湾地区传统的耕作方法和生产条件，还将大量粮食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据统计，到1934年，台湾输入日本的稻米已达51.5万吨，占台湾当年稻米生产总量的一半左右。粮食掠夺般地输往日本，造成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的台湾岛内粮食严重缺乏，历史上称这种残酷而又“怪异”的现象为“饥饿输出”。

　　除了粮食，台湾其他丰富的物产也成了日本掠夺的目标。日本殖民者对食盐、烟、酒、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还把在日本国内禁止吸食的鸦片在台湾实行专卖，毒害台湾人民。日本殖民当局于1897年3月最先设立了台湾制药所，对鸦片实行专卖。接着又于1899年5月和8月先后设立了台湾盐务所和台湾樟脑局，对食盐和樟脑实行专卖。最终于1901年6月在台湾总督府内正式设立了专卖局，统一负责掌管整个台湾地区的全部商品的专卖事宜。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经济掠夺尤以制糖业最为典型，曾有历史学家称：“一部台湾糖业史，就是一部日本殖民史。”日本殖民当局无理地规定，台湾蔗农生产的甘蔗只能卖给当地日本控制的制糖会社。通过强制性的垄断，每年90%以上的台湾糖输入日本，台湾的糖价也一跌再跌，台湾蔗农成为日本糖业资本家的奴隶。

　　在日本的控制之下，日本在台湾的经济管理部门成为吮吸中国人民膏血的魔鬼，台湾成了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原料、加工基地。这种掠夺激起了台湾同胞的满腔怒火，他们纷纷揭竿而起，继续进行抗日斗争。

　　1895年12月13日，就在第一任日本殖民台湾的总督桦山资纪宣布“全岛完全平定”的二十几天后，黑旗军旧部林大北在宜兰起义，打响台湾沦陷后抗日的第一枪。

　　“抗日三猛”奋勇抗日

　　林大北的起义唤起了各地台胞的反抗意识。全岛民众云集响应，逐渐形成了以北部简大狮、中部柯铁和南部林少猫为主的多支抗日义军。此三人当时被称为“抗日三猛”。

　　1895年12月31日，简大狮联合各路义军数千人围攻台北，虽因武器简陋未能破城，但

让日本殖民台湾的首任总督见识到台湾强大的反抗力量。接着，简大狮率义军，屡屡在各地重创日军，使日本占领当局寝食难安，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898年，简大狮遭日寇围剿退到厦门。清政府软弱怕事，竟引渡简大狮给日本。1901年，简大狮就义于台北监狱。

　　中部义军以柯铁为首，一直坚守在云林县附近的大坪山上。1896年6月，柯铁率领各部义军出击，收复云林、鹿港、彰化和嘉义等地。1900年2月，柯铁不幸病逝，余部被日军逐个击破。

　　南部林少猫的义军主要活动在台南凤山一带，行踪飘忽不定，不断给日本殖民者以打击。1898年12月，林少猫集合数千义军攻打潮州，与日军血战三天三夜，令日军闻风丧胆。1902年，林少猫不幸被日本占领当局骗杀，余部离散。此后，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由大规模的起义开始转入零星的反抗。

　　零星的反抗给了日军可乘之机。日本殖民当局调集军队、警察开往各地镇压起义，随意屠杀当地台湾民众，犯了滔天罪行。比如，在1896年“大平顶事件”中，3万台湾民众被屠杀；在1901年“后壁林惨案”中，3473人被屠杀；在1902年“噍吧篍事件”中，3万余人被屠杀；在1913年12月“苗栗事件”中，1200余人被屠杀。有的学者统计，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期间，被日寇残杀的台湾民众达60万人。

用“生物学原则”统治台湾

　　日本施行暴政反而加强了台湾民众的团结意识，日本殖民当局不得不正视到中国人民的强大和持久的民族凝聚力。日本殖民当局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向日本大本营建议，治台必须建立在“生物学原则”基础上，扬言实行“科学的殖民政策”，既要镇压各地起义，建立统治机构，又要采取集中渐进的同化主义政策。

　　在后藤新平的影响下，日本先派出7任军人总督，以军人专政的方式平定台湾各地起义。1919年10月，日本殖民当局改军人体制为军政分立制，派出了9届文职总督实行同化政策，笼络台湾民众，企图达到永久霸占台湾的目的。

　　同化政策之一是推行奴化教育。一方面，在初等教育上推行普及日语的教育。日本殖民当局设立“公学校”和“国(日)语传习所”，专门教授日语，培训日本特色的文化内容，比如武士道的剑术等，灌输日本民族精神。在学校里，日本殖民当局公开叫嚣：“绝对禁止使用汉文，不满者滚回支那(日本对中国的鄙称)去。”禁止汉语、普及日语，是日本同化侵略中最毒辣的一招。

　　另一方面，奴化教育又防止台湾民众接受高等教育。从中等教育开始限制中国学生所学专业；高等教育更是明显。在这种奴化教育下，台湾基本上找不到一所适合台湾百姓的中等以上教育机构。这种歧视连日本国内教育家都无法忍受，纷纷撰文进行批评。迫于压力，第一任文官总督田健治郎决定，日语好的台湾儿童可以进入好的中学，并与日本学生同校学习。日本殖民当局以此鼓吹，台湾教育已经没有种族差别，实际上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殖民教育对台湾百姓的歧视。台湾高等教育基本上由日本人享受，而且除了医学专门学校及台南高等商业学校外，其他一切高等学校都在日本国内举行考试。在日本霸占时代，帝国大学(后来的台湾大学)内日籍学生占80%以上，中国学生不到20%。教学内容更是以传播殖民主义文化为主，有关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均在排除之列，以从根上切除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

　　1936年，为配合日军全面侵华，到任不久的第17任总督小林跻造，即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主要内容是，进行亲日思想宣传和精神动员，极力消除台湾民众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

　　在推行“皇民化运动”后，日本殖民当局进一步强制推行日语，设立3832处日语讲习所，连居住在山区的高山族人都必须使用日语。接着，日本当局又强迫中国人从生活习俗等各方面向日本方式看齐。日本殖民当局下令撤销春节等传统节日，烧毁台湾民间的诸家神灵，专设日本的天照大神，并且强令在10月27日都要祭祀；中小学则规定每月1、8、15日都要按时参拜神社。台湾家庭必须使用日本式的家庭用品，妇女必须穿和服；吃饭要吃日本料理；行礼要行日本90度的弯腰礼；结婚要在日本花嫁神前结婚；葬礼要采用大和安葬式。为挖掉台湾民众身上的中国根，日本殖民当局后来还禁止中国人使用中国名字，仅在1941年，被迫改名的台湾民众就有7万多人。

把台湾作为侵华的战略棋子

　　随着侵华战争的深入，日本殖民者把台湾设为战略棋盘上的一颗重要棋子。1942年9月，日本政府成立了“大东亚省”管辖新占领地区，而将台湾、朝鲜等战前就已霸占的领土置于“内务省”管辖之下，妄图将台湾“内地化”。

　　战争期间，日本在台湾先后修建了数个机场，作为轰炸中国大陆和太平洋地区的前哨基地。日军攻占南京、侵略华南所依赖的空中力量也都来自台湾的基地。

　　为了补充兵源和军费，日本殖民当局一面强迫开展“金报国运动”，发行“奉公债券”、“报国债券”，挨家挨户搜刮民间藏金，仅1944年，台湾负担的日本军费高达1.5亿元，人均收入的35%都被用于日本军费；另一方面，日本殖民当局以“临时劳务部”的名义，强迫大批台湾劳工到中国大陆、东南亚等战场充当军夫、翻译、护士等工作，同时，修改兵役法，强迫台湾青年参加侵略战争。据统计，20多万人被日本侵略者强征入伍，3万多人战死。

　　日本这种殖民暴行使台湾民众积聚了满腔怒火，许多爱国志士有的纷纷返回大陆，为抗日大业尽一份力量；有的在岛内组织政党，进行合法手段的斗争和宣传；有的创办刊物，为反对殖民统治呐喊助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人民奔走相告，无不欢欣鼓舞，台湾各大城市人山人海，欢呼声、鞭炮声响彻云霄。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重新回到祖国怀抱的光复日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