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功利性读书的感慨
介子平
以写小说起家的现代文人在将自己的那般"苦难经历"情绪化地
一遍遍付诸文字后，有的趁高潮来临随势下海了，借着文坛上的旧名
气，成了不文不商的小老板，日子过得蛮不错，有的则从政为官了；
也有人虽从事写作，但早已不在常规范畴，而是一会儿造个气功神话，
一会儿塑个神医传奇，与神话一起走火入魔，与传奇一同沉迷不醒；
还有一部分则始终不愿放下钟情的笔，向写作的深层次一个猛子扎了
下去。愿望虽好，意志可嘉，但却心有余力不足，虽遍设书袋，引经
据典，行竭力仿效之能事，但终究火候不到，功夫不济，让人读来不
伦不类。生于轰轰烈烈年代，学于旧学坍毁新学不立时期，之后是造
反有理，上山下乡，"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后来大多数都
成了没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农村里苦读，回来补十年的课，终归差
得多"（韦君宜语，见《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版）。
不要说背诵"十三经"了，就是《古文观止》、唐诗宋词、"蒙学诸
本"也没念了几篇，而一下子要涉猎古典，让一个先天侏儒去做巨人
的运动，除了引二手资料外，便只有想当然了。
梁晓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将县令说成是九品，将
"榜眼探花"说成"加起来也不过十来名"，显然是在想当然，于一
知半解时没能翻翻资料。二月河在其《雍正皇帝》中将山西的阳泉、
清徐两个现代才组建的市县，演义到了二百多年前的前清，也是犯了
同样的毛病。叫人不好意思的是，这些多为常识性的低水平的错误。
援引为的是论证主题，更充分地说明事实，如果援引不当，姑且不
为好，援引的多寡不表示学问的高低，不钩稽能阐述清楚者最好，
如同兵家之"不战而胜"，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梁晓声先生以往多
秉狷介之笔，有话都表在明处，拜读者道好者恰是看准这一点的。而
他此次不厌其烦地引据，必是受了时下学者文风的影响，这是可悲之
处，又是可嘉之处。可悲在随便摆动自己的文法及思路，犯舍其长取
其短之忌，可嘉则在敢于改变延用了几十年的套路，开拓一片新天地。
可以学然后知不足。
与梁晓声的经历与文路都不同的余秋雨先生在出版的几本散文集
子中，也每每犯了几处因史料引用不确切造成的"学术硬伤"。有人
出来为余先生解脱，说这毕竟不同于学术考证，是通俗化的散文，春
风文艺出版社总编安波舜先生便持此说。读者对于余先生的期待与梁
先生自然不同，希望在他这一代人中间能有久违的大儒硕彦出现，能
有国学家底的传承者诞生，这一期待随着钱钟书、顾廷龙、王利器这
一代大家的先后乘鹤变得更为迫切，这决不是对余秋雨个人的苛求。
另外，当人们注意到作者这些或大或小的错漏时，还没有责问这
些书的责任编辑终审编辑的，为何对众多瑕疵视而不见，无察觉？懒
得修改？刘项原来也不读书？追究起来，编辑大人们也脱不了干系。
不合格产品出厂，检验员责任可谓大矣！编辑如同检验员，而不是记
帐簿。过分相信名家出品，也许是其放弃责任、麻痹疏忽的原因吧，
这可能是仅有的开脱。老一代编辑中，赵家璧、钱君、范用、戴文
葆等等既是杂家，又是一方面的专家，其严谨的编辑作风，最是被人
称道。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讲诗，仅苏轼之"春江水暖鸭先知"
一句便引证了上至《诗经》，下至《西河诗话》、《渔洋诗话》、
《随园诗话》、《诗品》等典籍。在《管锥编》中对陆机《文赋》的
短序诠释，引证更是涉及徐孝穆、汪中、王士源、张怀瑾、苏轼、
《左传》、《尚书》等等。在读了钱之《谈艺录》后，以致夏承焘先
生于1948年9月17日的日记中"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真有些苛刻。
不过钱先生在学业上是下过一番硬功的，据黄苗子先生回忆，一次年
节时分，单位领导登门拜年，而此时钱先生与杨绛先生正在闭门著述，
所以只开了条门缝，说了句：谢谢，谢谢！忙得很！便将门闭合了，
一行人只得悻悻而去。如此强闻博记者，近百年来，可能只有陈寅恪
与钱先生二人了。对大师的艳羡与激赏并不意味着凡作文都要"八股"
成一种格式，大师的成就毕竟是先天聪慧、后天功夫与有素训练的完
美结合。而这虽是多数人达不到的境界，但大师的治学方法予人的启
示是广泛的。旁征博引援用成例无非说明读书多，若再能恰当自如地
拾掇取舍为我所用，则表明学以致用了。而不该引用时牵强附会为之，
则避不了衣绣昼行之嫌。郢书燕说鲁鱼亥豕的错误，流露出的现炒现
卖的急切心情虽让人矜恤，可捉襟见肘的学问窘迫着实令人尴尬不已。
补苴疗伤的惟一途径还是读书，再读书。一批学者、专家的散文出版
后，文学家的东西便渐被冷落，为什么？逸致闲情雅趣韵意的内容可
以从明清性灵小品中读到，可从二三十年代的学人文作中找寻；不客
气地讲，这类文章的品位，今人不比古人，当代不如近代，且山重水
复者多，可读可不读者多。同时也说明，读者阅读档次的提升的确快
于文章写作水平的提高。
在辽宁省新闻出版局主办的《书缘》（1998年第2期）杂志上，曾
拜读过作家苏童谈读书体会的文章，大意讲他只读与笔下主题有关的
图书。这样的文字由时下当红作家说出，想必令许多人惊讶，质疑他
是否受了鲁迅先生所说的少看或不看中国书那句话的影响。其实，功
利性读书已成为社会普遍的现象。林语堂先生在一篇题为《论读书》
的演讲中提到：今人读书，或为取资格，得学位，在男为娶美女，在
女为嫁贤婿；或为做老爷，踢屁股；或为求爵禄，刮地皮；或为做走
狗，拟宣言；或为做塾师，骗小孩……诸如此类，都是借读书之名，
取利禄之实，皆非读书本旨。（见《林语堂著译人生小品集》，浙江
文艺出版社1991年5月版）有林先生的精辟透彻，后人便再讲不出什么
新意了。生活节奏的加快，知识更新的急剧还不是功利读书有增无减
的主要原因。闾阎平民也倒罢了，发生于研究领域、知识层面的追尾
跟风、人云亦云现象则令人不可思议。出版单位增加了，却不知该出
什么书了，书的品种丰富了，却不知该读什么书了；越是不读书的年
代，谈读书的文章偏越繁茂，张扬自己读什么书的声音也越嘈杂。
作者学者化之路以书本铺就，看似不远，其实每挪动一步都须耗
费巨大的精力和漫长的时间，且还要看你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