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东晋司马氏宗室还有一定力量。对他们，刘裕在代晋之前虽不断翦除，如公元415年打败荆州刺史司马休之等，但由于当时南北对峙，不少宗室逃亡北方，甚至降附北方政权，这就不能不对刘裕构成一定威胁。如司马休之败后与司马文思、道赐等逃亡后秦。姚兴任用休之等回过头来“侵扰襄阳”。后秦灭，休之等又投奔北魏。其中司马文思直到宋文帝时还在被北魏用来对抗南朝[25]。另一宗室司马楚之因躲避刘裕屠杀，“亡于汝颍之间。……规欲报复，收众聚长社，归之者常万余人。刘裕深惮之，遣刺客沐谦害楚之(未成)”。楚之后亦降北魏，并且同样被用来构成对刘宋威胁。所以崔浩曾说，宋帝最怕北魏发兵南下，“存立司马，诛除刘族”[26]。再如《资治通鉴》卷一一八元熙元年条：“时宗室多逃亡在河南。有司马文荣者帅乞活千余户屯金墉城南。又有司马道恭自东垣帅三千人屯城西；司马顺明帅五千人屯陵云台”。所有这些，就不能不使刘裕顾虑，如果一旦这些宗室在北朝支持下打回来，晋恭帝只要活着，马上会被重新拥戴，复辟晋室，在长期的司马氏为正统的观念支配下，自己的宋朝就很被动了。
　　　　
　　　　 　　但刘裕顾虑晋恭帝可能复辟的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高级士族对他缺乏真诚的拥戴。固然，东晋末年之高级士族已日益无能和软弱，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和他们占据的要职不相称[27]，但他们毕竟文化水平高，并且积累了一定的管理国家的经验。刘裕很明白，自己手下军事人才济济，但自刘毅、诸葛长民变为敌对势力被消灭，何无忌、孟昶、刘穆之又先后死去，政治人才却十分缺乏，不拉拢高级士族，统治就很难巩固；特别是他们社会基础深厚，思想影响广泛，政治上的向背，对新朝的长治久安关系更大。然而由于以下原因，高级士族真心诚意合作者不多：
　　　　
　　　　 　　第一，东晋初年以来，和魏文、晋武之时有所不同，门阀制度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不仅士族、寒门界限森严，而且士族之间鸿沟也不浅。高级士族垄断军政大权，凌忽低级士族，把他们压抑在官吏下层，已成为一代之不成文法和风尚[28]。刘裕本人就有亲身经历。史称他早年家道中落，“仅识文字，以卖履为业，好樗蒲，为乡闾所贱”；“名微位薄，轻狡无行，盛流皆不与相知。……裕尝与刁逵(高门)樗蒲，不时输直，逵缚之马枊”[29]。一直到刘裕消灭桓玄，位居太尉后，由于“素不学”，“朝士有清望者”仍宁愿靠拢虽然地位低于刘裕刘裕而气质和他们接近一些的刘毅[30]。谢混与郗僧施便是最露骨的两个。谢混是谢安的孙子，郗僧施是郗鉴的曾孙，均出身第一流高门。《建康实录》卷十：刘裕拜太尉，谢混晚到，“衣冠倾纵，有傲慢之容。裕不平。乃谓曰：谢仆射(时混为尚书仆射)今日可谓傍若无人”。虽然谢混巧于言词，搪塞了过去，但轻视刘裕的态度十分明显。这和后来他被指控党附刘毅，“扇动内外，连谋万里”[31]，是完全一致的。至于郗僧施，他情愿放弃京都的三品要职丹阳尹不当，而外出给镇守江陵的刘毅当助手——四品的南蛮校尉[32]，无疑也是一种反对刘裕的姿态。
　　　　
　　　　 　　除开谢、郗，还必须提到谢方明与蔡廓。《南史·谢方明传》：“丹阳尹刘穆之权重当时，朝野辐凑，其不至者唯(谢)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恨。及混等诛后，方明、廓来往造穆之，穆之大悦。”这决非偶然。谢方明与谢混是堂兄弟，蔡廓出身济阳蔡氏，乃著名高门，而且与郗僧施可能是亲戚[33]，彼此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刘穆之为刘裕心腹(见下)，由于“权重”，辐凑于其门者固然有种种动机，并不意味真心支持刘裕[34]。然方明、廓和混、僧施一样拒绝造访，却只能理解为用另一种方式表示不合作[35]。二人没有公开投靠刘毅，所以在混等诛后能够见风使舵，转变态度，然究其动机，很可能出于害怕被视为混、僧施同伙而遭祸，不得不放下架子，勉强捧场，究竟其中有多少诚意，刘裕心里是不会不打上问号的。而这正是当时高门一般所采取的态度。《宋书·褚叔度传》：出身高门阳翟褚氏而忠心刘裕，“高祖以其名家，而能竭尽心力，甚嘉之”，下诏封爵食邑。这条材料就从另一角度证明，高门一般是采敷衍态度，不肯“竭尽心力”事奉刘裕的。
　　　　
　　　　 　　第二，如在曹魏之时，在“赘阉遗丑”与名门大族之间还有一个缩小差距，消弭界限的办法，这就是用高官厚禄收买。如曹氏对钟繇、陈群等，就是以三公、录尚书事等为钓饵，使之委诚效忠的。当时门阀制度尚在形成过程中，“冯藉世资，用相陵驾”的风气还不严重[36]，名门大族如果得不到象曹操这样的当权者之大力提拔，爬上高位也并非易事。然而东晋的高门却不同了，他们凭门第即可“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晋书·庾冰传》：出身高门颍川庾氏，自称“因循家宠，冠冕当世(得为宰相)”。《晋书·刘毅传》：谢安之孙谢混是“凭藉世资，超蒙殊遇(得为尚书仆射)”。这样，得到高官厚禄在他们心目中是理所当然的，毋须感激什么人。所以，刘裕掌大权以至代晋后，尽管对高级士族化了一番心血，极力拉拢，某种程度上也缩小了彼此差距，但除少数人外，仍换不来他们真心诚意的拥戴。再以陈郡谢氏的代表人物谢混为例，他在义熙六年(410)孟昶自杀，卢循兵逼建康时继昶为尚书左仆射[37]，无疑是刘裕表示对他的信任。后来谢景仁迁吏部尚书，“时从兄混为左仆射，依制不得相临。高祖(刘裕)启依……(琅邪王氏)前例，不解职”[38]。这又是对陈郡谢氏的特殊优待。《宋书·范泰传》：转度支尚书，“时仆射陈郡谢混后进知名，高祖尝从容问混：泰名辈可以比谁；对曰：王元太一流人也。……徙为太常”。由此可以推测，关于人事任命，刘裕常征求他的意见。《南史·谢晦传》：尝与谢混同见刘裕，刘裕夸赞曰：“一时顿有两玉人耳。”然而对这些提拔、优待、信任、夸奖，谢混并不以为意，还是带着对刘裕的“傲慢之容”倒向刘毅一边去了。再如袁湛，据《宋书》本传，出身高门陈郡袁氏，刘裕先后任以吏部尚书、中书令、尚书右仆射、兼太尉等高官要职，可是义熙十二年北伐后秦时，他奉旨与兼司空范泰拜授刘裕九锡，随军至洛阳，“泰议受使未毕，不拜晋帝陵，湛独至五陵致敬，时人美之”。范泰主不拜晋陵，不能证明忠心刘裕，而袁湛致敬，又恰在授九锡之时，只能表示于晋室未能忘情，对刘裕想通过北伐为代晋造舆论是不利的。
　　　　
　　　　 　　大概由于以上分析的缘故吧，刘毅垮台之后，高级士族明白，在军事、政治上已不宜再公开对抗了，于是便转向文化素养方面打击刘裕。《南史·郑鲜之传》：刘裕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谈论，人皆依违不敢难。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与帝言，要须帝理屈，然后置之。帝有时惭恧变色……”。郑鲜之出身荥阳郑氏，虽然过江的这一支位望不太高，不能和留在北方的相比，但毕竟还得算高级士族[39]，他对刘裕附庸风雅毫不容情地揭露，正典型地反映了高级士族对刘裕“不学”之蔑视。只不过一般高门“依违不敢难”，而郑鲜之虽为刘毅之舅，却早年“尽心高祖”，有政治资本而已。就郑鲜之说，或许并非想以此从政治上打击刘裕，而是出于具有文化素养的高级士族对不学者附庸风雅的一种本能。然而在刘裕心目中，却不能不把这看作是代表一股势力对自己正在树立的代晋威望之打击。他对人说：“我本无术学，言义尤浅。比时言论，诸贤多见宽容，唯郑不尔，独能尽人之意，甚以此感之。”[40]很明显，这是认为“诸贤”内心瞧不起自己，郑鲜之则公开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甚以此感之”无疑说得很勉强，而对郑鲜之十分不满却溢于言表。《南史·郑鲜之传》：刘裕代晋，“时傅亮、谢晦位遇日隆，范泰尝众中让诮鲜之曰：卿与傅、谢俱从圣主有功关洛，卿乃居僚首，今日答飒，去人辽远，何不肖之甚。鲜之熟视不对”。傅亮、谢晦因处处关心刘裕，维护其威望而得到信任、拔擢(见下)，而郑鲜之的答飒不振，我想，最根本原因就在他面折刘裕。刘裕虽心胸并不十分狭窄，但也并非如《宋书》所说的那样豁达大度，特别代晋前面对高门，在文化上正自惭形秽，想勉力文饰不学之时，碰到迫使他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本无术学”这种难堪场面，怎能不把此事与政治上的忠诚、支持联系起来，即便没发现其他不轨行为，也要把郑鲜之归入不可大用之人的行列呢?
　　　　
　　　　 　　刘裕之所以会对郑鲜之采取这种态度和认为高级士族拥戴自己出于真心者不多，通过他和刘穆之的关系可以进一步看清。
　　　　
　　　　 　　刘穆之出身东莞刘氏，祖、父两代情况均不明，但从其叔父(或伯父)刘爽为尚书都官郎，从兄刘仲道投奔刘裕为参军，本人早年“家本贫贱，赡生多阙”，起家建武府主簿看，大体上应是低级士族[41]。刘裕在推翻桓玄之后，义熙十三年(417)以前，真正信得过、倚为心腹的只有这个刘穆之。道理有二，一条是刘穆之有卓越统治才干，更重要一条是他对刘裕忠尽耿耿，为巩固其统治，树立其威望效尽犬马之劳，在刘裕心目中和那些虚情假意或冷嘲热讽的高级士族大不相同。这种不同的看法和态度特别鲜明地表现在刘裕几次离建康出征之时。义熙十一年(415)刘裕西伐司马休之，以弟刘道怜“知留任”。道怜忠诚有余，然“素无才能”，因而“事无大小，一决穆之”。第二年北伐后秦，刘裕以刘穆之为尚书左仆射等职“总摄内外”。及至义熙十三年刘穆之病死，刘裕在长安“闻问惊恸。……本欲顿驾关中，经略赵魏。穆之既卒，京邑任虚，乃驰还彭城(《通鉴》作“以根本无托，乃决意东还)”[42]。当时建康百官何止万数，穆之一死就认为“京邑任虚”或“根本无托”，对他们不信任的态度十分鲜明。后来刘裕虽以徐羡之“代管留任”，然“朝廷大事常决穆之者，并悉北谘(刘裕)”。可证到义熙十三年为止，他对徐羡之也还不十分放心，由此也可看到在盘根错节的高级士族势力面前，刘裕感到何等的孤立了。王夫之说：“当时在廷之士，无有为裕心腹者，孤恃一机巧汰纵之刘穆之，而又死矣。”[43]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刘裕这种感到孤立的心理，还有一条材料可以证明。《南史·刘穆之传》：“及帝受禅，每叹忆之，曰：穆之不死，当助我理天下。可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光禄大夫范泰对曰：圣主在上，英彦满朝，穆之虽功著艰难，未容便关兴毁。帝笑曰：卿不闻骥騄乎，贵日致千里耳。帝后复曰：穆之死，人轻易我。”可见，刘裕对刘穆之评价极高，怀念极深。范泰出身顺阳范氏，虽非第一流高门，也是东晋望族[44]。他的“英彦满朝”无疑主要指的甲族高门；而刘裕之回答实际上是对他看法的否定，至少意为这些人均非“骥騄”，不能与穆之相提并论。至于“人轻易我”，没有具体指明何事，很可能还是就文化素养而言。《宋书·刘穆之传》：“高祖举止施为，穆之皆下节度。”可证刘裕一举一动原来一定很粗浴，难登大雅之堂，为高门窃笑，所以刘穆之要把着手教。其中一例是“高祖书素拙。穆之曰：此虽小事，然宣彼四远，愿公小复留意”。但刘裕“既不能厝意，又禀分有在，穆之仍曰：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势亦美。高祖从之，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连批答文件的书法这种小事，刘穆之都想到如何维护刘裕威望，这怎能不使他怀念不已呢?同时通过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在门阀制度高度发展，经学、玄学为高门垄断并借以骄人的东晋社会里，刘裕出身“寒微”、“仅识文字”，本来在文化素上很自卑，一度附庸风雅，又面招折辱；平时举止粗野，全靠刘穆之节度，方能免遭讥刺。由于北伐南燕、后秦，建立大功，加之手中握有军权，因而得以代晋，然而出身、“不学”已无法改变，刘穆之死后，举止无人节度，一定经常招来轻视的目光，“穆之死，人轻易我”，恐怕便是反映这一背景的。当然，这些只是文化素养问题，但如前所述，高门甲族大多数政治上往往也阴阳怪气，若即若离，刘裕不能不把它和他们内心深处是否不屑于北面事奉自己联系起来，而感到心虚、孤立；不能不担心有朝一日风吹草动，高门甲族会如响斯应，立即把篡立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重新把晋恭帝捧回皇帝宝座。
　　　　
　　　　 　　以上说明，由于东晋末年刘裕面临的客观形势与魏文、晋武之时已大不相同，所以尽管刘裕也苦心经营了十几年，到代晋时其统治巩固程度也就远不能和二人相比[45]。在此条件下，刘裕出自地主阶级狠毒心理，为免夜长梦多，代晋后匆匆忙忙害死晋恭帝，也就可以理解，毫不奇怪的了。当然，王夫之所说刘裕年岁已大，诸子年幼，或许也起了点作用，但决非主要因素[46]。因为如果整个统治比较巩固，仅仅怕诸子年幼控制不了局面，那完全可以通过任命一些忠诚、得力的顾命大臣来解决矛盾，而没有必要代晋不久就冒“弑君”之恶名，贻人以口实。刘裕是个极有心计的人。《宋书·傅亮传》：元熙二年(420)刘裕镇寿阳，“有受禅意，而难于发言，乃集朝臣(指宋国诸臣)宴饮，从容言曰：‘……今欲奉还爵位，归老京师。’群臣唯盛称功德，莫晓此意。日晚坐散，亮还外，乃悟旨，而宫门已闭，亮于是叩扉请见，高祖即开门见之。亮入便曰：‘臣暂宜还都。’高祖达解此意，无复他言，直云：‘须几人自送?’亮曰：‘须数十人便足。’于是即便奉辞。亮既出，已夜，见长星竟天。亮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验矣!’”这是一段绝妙文字。把刘裕欲代晋而闪烁其词，以退为进的奸雄本色，以及傅亮善于揣摩、迎合主子意图的戏剧场面，描绘得淋漓尽致。然而通过这个材料也可看出以下问题：第一，刘裕从404年推翻桓玄起，到这时已掌大权十几年，而且北伐燕、秦，建立大功，然而连他宋国诸臣，对拥他为帝也还不很主动，需要刘裕亲自出马，暗示意图。这就再一次说明在东晋的门阀制度下，人们心目中刘裕的门第、声望和代晋为帝之间的差距是何等之大!这和魏文、晋武禅代前诸心腹积极筹划张罗[47]，是大不相同的；第二，刘裕十几年来清除异己，一步步为自己代晋铺平道路，但却始终未向周围的人包括亲信透露内心奥秘[48]，这除了证明刘裕胸有城府之外，恐怕主要原因仍在门第低、文化素养差，不到代晋条件成熟，绝不留把柄于人[49]。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遇事不露声色的人，现在迫不及待地要杀晋恭帝，为此不仅甘冒恶名，而且不惜贻人以把柄。如交毒酒给张伟，使酖零陵王，谁知张伟不干，拿到毒酒后竟自饮而卒；于是又命褚秀之兄弟设法先杀零陵王新生男，然后害死零陵王[50]。在这里，刘裕撕下面具，毫不掩饰地亲自出马布置“弑君”
　　转个翻案资料，缅怀英雄！一生低首服寄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