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走了。但他将“自由”给我们留了下来，这是宝贵的思想财富。

他重要的著作包括：《资本王义与自由》、《自由选择》、《价格理论》、《美国货币史。1867年～1960年》等等。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尤其关注他在1955年发表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因为此文已经带给了，并将更大范围地带给穷学生以选择的自由。

我们国家的人们已经习惯于让孩子按户口所在地就近上学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所配合的，是同一个城市内各区之间的公立学校，办学经费按人头一致，学费一致，看起来这很“公平”。但这仅仅是一个城市内的公平，而不是城市间的公平，更不是城乡间的公平。分税制度导致越是贫穷的地方，财政收入越低，能被用于教育的经费开支就越低。

但是，这种制度所忽视的，是教师也象其他职业的职员一样，属于理性人。也会在收入既定条件下偷懒。学校也会在经费既定条件下丧失提高竞争能力的动力，丧失压缩经费的动力。他们的合力的影响，就是要求政府尽量增加教育投入，然后继续按以上逻辑复制自己的行为。

实际上，所有公立学校的教育经费都来自纳税人的税收贡献。私立学校则因为经费主要来自家长的学费，因此与公立学校不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弗罗里德提出教育券的目的是让学校之间因为学生掌握充分的选择权而增强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促进各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整体提高。

他认为应该改变对公立学校的直接补助的教育投入方式，由政府向学生家庭直接发放教育券。也就是说，政府把本该投入到教育中的资金经过折算发给每一位学生，学生凭券可以自行选择任何一所政府认可的学校，包括公立学校或私立学校就读，学校凭券到政府兑换相应的公用经费。而政府可以通过发放教育券保持对教育的投入；学校之间也会因为学生掌握充分的选择权而增强了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各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整体提高。

弗里德曼的学券制理论虽然逻辑非常清晰，但实施的过程却异常艰难。1955年提出的理论，过了近四十年后才开始有国家将这种理论付诸实施。目前在美国有一州两市推行教育券制度，加拿大、英国、荷兰、日本等国家纷纷步其后尘。中国是从本世纪初开始在浙江省长兴县、湖北省监利县、山东省临淄区等地区开始实施该计划。

教育券制度在本质上，是将教育和被教育的关系，转换为服务与被服务的交易关系。这种关系的转换，既是“中心”的转换，也是理念的转换，在中国这种以儒教为本的语境下，意义尤其重大。

原先，学校里面是学生们以老师为中心，老师们以校长为中心，校长们以教育局长为中心。教育局长以市长为中心。一切向权力看齐，因为市长手中掌握着经费的分配权。对学生而言，“老师说的”就相当于真理。这就固化了学生的思维活力。

但是，经济学家柯武刚说：必须将竞争理解为一种搜寻、检验和证实有用知识的过程。竞争过程成为一种发现过程——不是一个在既定的构造性前向无知和横向无知的条件下生产出“完备知识”的过程，而是一个将无知减少到市场参与者易于控制的程度的过程。

以后，教育经费分配给学生，校长们以学生手中的教育券为中心，教师也必然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的收入高低不仅仅决定于教师的文凭和职称，更决定于学生的认可。“老师说的”未必等于真理才是真理。学生们将会比较“哪个老师说的”。

这将引发一系列制度变革：校长竞争上岗制、教职工全员聘任制、内部分配结构工资制和职称评聘分离制。简单地说：学校不再象机关，而更象企业，并带来企业般的效率。这意味着：学生（及家长）根本无须了解学校的“利润率”的高低，而是关注哪个学校的效率高，自己可以因此获得更加值得的学问。那些成本高的学校，必然被淘汰。最终受益者，必然是学生。也就因此省略了教育部出动庞大团队，劳民伤财、象模象样地调查“大学生培养成本”的行为。

当然，这项制度的推广，必须建立在教育局能够获得稳定的教育经费为前提。在一些贫困地区，特别是广大的农村，连正常教育经费都不能保证，实施这项制度就根本是无源之水。这需要中央财政能够加强转移支付的力度。

学生选择的自由，带来的不仅仅是教师间的竞争、学校间的竞争，更将有效地减少“老师的无知”。选择的自由带来的，不仅仅是效率，更是对真理的无畏追求。

谨以此文纪念表达我对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