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的再考察

二、“双百”方针对东欧的影响及中共对“匈牙利事件”的态度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在东欧事务中产生重大影响始于它在解决1956年10月和11月的东欧政治危机中。[2]当时莫斯科决定动用武力镇压波兰工人运动，中共反对，认为波兰问题主要是由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引起的，抵制了苏联所说的“西方阴谋论”；在匈牙利问题上，当苏联徘徊于镇压和放手之间时，中共先是持相似于对波兰问题的立场，但不久又变为催促苏联出兵镇压。近年披露的中方材料证明，从1956年10月下旬到11月初，中共和苏共之间的联系极为密切，中共积极参与了东欧问题的处理。

1、中共在波兰和匈牙利危机中的立场和参与过程

1956年10月，当瓦迪斯拉夫·哥穆尔卡在国内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当选为波兰党的领导人之后，莫斯科认为他对苏联的态度暧昧，波兰局势可能失控，于是决定镇压。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于10月19日会见毛泽东，通报了苏联的立场。毛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反对苏联干预波兰。毛于20日和21日两次召见尤金，通报了中方立场，凸显出北京的强硬。苏联方面于是邀请中共派高级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当面协商解决东欧危机的方案，中共立即派刘少奇和邓小平于23日赴苏。中共领导人到达苏联后，一直与苏共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甚至列席了24日和26日苏共主席团会议。10月29日和30日是波匈事件的关键时刻。29日晚苏共领导人会见刘邓，说明波、匈局势大变，两国政府已要求苏联驻扎在这两国的军队立即撤出。刘邓说，波、匈问题虽然是由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引起的，但目前局面下苏军不宜立即撤回。这时中共代表团接到了毛泽东电话，毛主张苏联立即撤军，刘少奇马上改变主张，向苏方转达了毛的意见。次日，中共代表团接到了苏联派往匈牙利的副总理米高扬从现场发回的报告。报告称，随着苏军撤出，匈牙利已发生反革命杀人事件，匈政府和保安部队已瓦解。与此同时，中共也接到了驻匈牙利使馆和其他派出机构的相似报告。经过一天的讨论后，刘电告毛，认为匈牙利事件的“性质”已变，力主苏军镇压，得到毛的同意。不过毛说，最好再给反革命几天时间，让他们充分暴露，这是典型的毛方式。得到毛的同意后，中共代表团紧急约见苏共领导人，刘要苏联不要“放弃”匈牙利，邓小平则直截了当地要苏联军队返回布达佩斯，镇压“反革命”，夺回政权。但赫鲁晓夫说，苏联已错过了干预匈牙利的时机，现在苏军再返回布达佩斯，会被国际上看作是对外国的军事占领，所以苏联领导人决定不加干预。听到苏联领导人的这一决定，中方没有坚持。但11月1日晨，赫鲁晓夫前往飞机场，与即将启程的中共代表团举行紧急会谈，告知他们苏联又改变了方针，命令苏军开回布达佩斯(实际上在和中共代表团会面时，苏军坦克前晚已经开进了匈牙利首都)。[3]

中共方面的材料披露了苏共领导层在匈牙利危机中的动摇和犹豫，这可以在赫鲁晓夫自己的回忆中找到佐证。他说：“我不记得究竟有多少次我们在‘一举粉碎叛乱 ’还是抽身离开之间举棋不定。”[4]究竟中共在促使苏联下决心镇压上起了多大的作用，这是个很难判断的问题。但根据上面所引的中方材料，至少苏共领导人做决定时对中共的态度是非常重视的。至少可以说，中共对匈牙利事件在最后关头的强硬态度促成了苏联领导人下决心。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苏联镇压，这是共产党阵营中最早对镇压表态的党报之一。1957年1月中旬，当匈牙利局势还很不稳定、面临巨大国际压力时，周恩来访问了布达佩斯，给了依靠苏联坦克建立的新政权极大的支持。

然而，中共在匈牙利问题上最后关头的强硬立场和后来对镇压的全力支持，其实只是中共当时对“非斯大林化”的立场的一个侧面。中共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批判，反对苏联企图出兵波兰，以及毛泽东在匈牙利事件的“性质”转变之前要求苏联撤兵，这些都说明中共在波匈问题或者更广泛的苏联东欧关系上有更复杂的立场。

2、“非斯大林化”使中共在国际共运阵营中崭露头角

如果扩展视野，考察“非斯大林化”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考察一些不太被重视的历史材料，就会发现中共立场和影响的另一面。如果用正统斯大林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并把动机搁置一边，那么中共的一些政策无疑具有自由化倾向，从1955年起就在东欧国家的改革派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共鸣，其影响早于苏共“二十大”。在匈牙利革命被镇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中共继续允许知识分子批评党和政府的政策，也仍然影响着东欧国家，直到“反右”运动开始。

有证据表明，中共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在斯大林死后不久就开始了。斯大林死后，苏联领导人由马林科夫为首发起了自称为“新路程”（New Course）的改革。在国内政策上，“新路程”主张适度减少对重工业的投资，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放松对主要日用消费品的价格控制，在政治生活上缓和政治镇压和恐怖；在对外政策上修正斯大林时期受到损害的与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关系，为斯大林时期各国党内一些受迫害和排斥的领导人恢复名誉和地位，尤其是恢复铁托的名誉(铁托于1948年被苏联操纵的“共产党情报局”开除，铁托被宣布为叛徒)，赫鲁晓夫并于1955年5月访问了南斯拉夫。与后来苏共“二十大”造成的政治风暴相比，苏共的这些政策不过是和煦的微风，但它们确实起到了“解冻”被斯大林主义僵硬了的政治土壤的作用。

东欧党内的改革派也开始把这些政策引入本国的经济政策和党内生活中。为了从莫斯科的控制下得到更多的自治，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转向北京寻求意识形态支持。它们的理由是，中国正处于同它们类似的发展阶段(从“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而苏联早已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

东德是较早受苏联“新路程”政策影响的国家，东德党在1955年11月的全会上通过了按照“中国模式”对剩余的大型私人企业国有化的方案，对原业主提供相当于其资产50％的赎买金，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赎买而非全盘没收，允许原业主参与国有化后的管理(至少在原则上如此)，这些都是中共革命有别于俄国模式之处。[5]1956年6月13日，东德党报Neu Zeit（《新时代报》）翻译并发表了中华全国工商联主席发表于《人民中国》上的文章“为什么我们资本家欢迎社会主义”，作为对东德私营企业主读者对“中国模式”之回应。该年9月，东德党刊Einheit（《团结》）翻译并发表了一篇中文文章，题目是“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阶段”。同月，东德党总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应邀列席了中共“八大”，他回国后介绍中国情况时强调了中共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6]

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党改革派领导人对中共的一些政策提法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例如，匈牙利原总理伊姆雷·纳吉对中共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7] 十分推崇。纳吉原来在斯大林时期受打击被下狱，“新路程”时期被平反和起用，1953年底担任总理，但不久又被党内以拉科西为首的斯大林主义者构陷，于 1955年3月下台。下台后，纳吉感觉到政治气候会发生变化，于1955年底1956年初撰写了“为新路程辩护”的长篇文章，向党上书[8]。在这份匈牙利改革派共产党人的政治宣言中，对外政策这一章的标题是“国际关系的五项基本原则和我国外交政策的问题”，其主旨就是用中共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匈牙利的民族主权和从莫斯科的统治下独立的要求辩护，纳吉特别指出，它们的应用“必须被扩展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之间。”[9]

苏共“二十大”后，随着斯大林主义受到公开批判，中共对东欧国家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中共对自己的一些政策在东欧的反响以及苏联和东欧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心中有数的，对东欧国家斯大林主义领导人在“解冻”和苏共“二十大”后的困境也非常注意。为了扩大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影响，中共十分注意发展与东欧那些改革派人物的关系。

当时匈牙利外交部负责亚洲事务的雅诺什·拉凡伊(Janos Radvanyi）与中共驻匈牙利大使馆和大使郝德清的关系非常密切。据拉凡伊回忆，中共大使馆在匈牙利的党和政府机构内建立了非常有效的情报网，通过这个情报网，郝德清不但得知纳吉的上书，还通过在匈牙利党中央秘书处的关系得到了一份复制件。当苏联大使馆还在遵循过去的模式邀请“斯达哈诺夫工作者”(斯大林体制下的劳动模范)作客时，中共大使馆却对作家、艺术家、经济学家和记者的兴趣更大，常在大使馆用中国菜招待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匈牙利政府不信任的。郝和大使馆的其他高级人员以及新华社驻匈记者，常常外出考察匈牙利社会。当“裴多菲俱乐部”开始活动时，中共大使馆就通过自己的交换学生掌握其活动。这类活动在初期为中共了解匈牙利“非斯大林化”的进展提供了途径，在后期则为其判断匈牙利事件“性质”的转变提供了材料。[10]匈牙利事件之后，当匈牙利领导人再次访问中国时，毛泽东曾告诉他们，他当时每天都听取从中国大使馆和新华社发来的详细报告，这些报告帮助了中国领导人对匈牙利局势的转变作了正确而及时的判断。新华社驻布达佩斯记者为此获得嘉奖，大使郝德清后来也官运亨通。

1956年10月30日，苏联发表“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苏联在处理与“兄弟党”的关系中有过错误。这是苏联公开表示软弱和退让，其内部已决定不干预匈牙利危机。当时，毛泽东也主张苏联撤兵。11月1日中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响应苏共声明的文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宣言的声明”。该声明提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同时又是以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种口吻表明，中共意识到这是历史给予它的向苏共领导权挑战的良机，所以它抓住机会明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匈牙利知识分子正是从《人民日报》的这种表态中，判断中共站在他们一边。

然而形势瞬息万变，就在中共11月1日发表这项声明时，中共对匈牙利局势的判断已经改变(其间只差一到两天)，苏共也决定出兵镇压。因此，《人民日报》刚唱完“和平共处”、“不干涉内政”的高调，两天后就发表社论，坚决支持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显然，对视一党专政为生命线的中共而言，崇高的“五项原则”其实不过是个美丽的肥皂泡而已。

3、中共如何利用 “双百”方针在国际共运中赢得声望

195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双百方针”的文章，引起了东欧国家知识分子的强烈兴趣。该年9月，中共召开 “八大”，所有东欧国家共产党都派出代表团列席，中共利用这个机会和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密切接触，发展关系，介绍“中国模式”。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是改革派领导人雅诺什·卡达尔。他和纳吉一样，在斯大林时期被迫害，1954年恢复名誉并进入党的领导层，是苏共“二十大”后匈牙利乃至整个东欧阵营的政治明星。中共领导人对卡达尔非常感兴趣，毛、刘、周、邓等都会见了他并长时间谈话。10月1日，卡达尔再次带领匈牙利党政代表团参加北京的中共建政十周年庆祝活动。中共驻匈牙利大使郝德清抓住这个机会扩展中共在匈牙利的影响，他向匈牙利各界人士广泛散发了中共“八大”的材料，在匈牙利电台和报刊上介绍中共的方针，使得许多匈牙利知识分子认为，“双百方针”是中共诚心诚意实行的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路线。11月初，当苏联军队开进布达佩斯时，很多匈牙利知识分子还误认为中共仍然站在他们一边。11月2日，匈牙利知识分子的刊物Irodalmi Ujsag(《文学报》)还写道：“西方和东方都站在我们一边。美国已经已经清楚地表达了对我们事业的信念，其他一些大国如中国和印度也是这样。” [11] 当苏军进入布达佩斯后，很多匈牙利知识分子根据他们过去对中共的印象，纷纷前往中共大使馆寻求庇护，但被中共大使馆拒绝。

虽然中共在最后关头全力支持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但在国内政策上，“匈牙利事件”后中共不但未收回“双百”方针，而且毛泽东还在1957年2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表示出对民众当中的异议的某种容忍。1957年4月，中共甚至大力号召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中共在国内的这种放松控制和容忍自由化的政策，当时在一些东欧国家有相当的影响。

今天中国的不少研究者认为，1957年初春毛已决定“引蛇出洞”了。但那时东欧的知识分子和党内改革派对此毫无所知，对他们来说，中共在“匈牙利事件”后坚持“双百”方针、承认人民内部矛盾、鼓励知识分子批评党和政府，无疑是保护了“非斯大林化”的成果。所以，波匈事件后，一些东欧国家的改革派把中共看成是“非斯大林化”的“圣地麦加”，[12]中国成了暗夜中一座令他们向往的灯塔。

在东德，改革派领导人卡尔·施德万(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保罗·万德尔(书记处主管教育的书记)和容格·库辛斯基(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等人，纷纷称赞中共通过区分“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寻求和谐并鼓励对政府的批评。施德万说，中共真正懂得如何“创造性”地利用苏共 “二十大”的方针。万德尔认为，中国是唯一的“把党和群众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当作头等大事的社会主义国家。库辛斯基公开号召在东德实行“双百方针”，说 “让百花齐放，让它们表现出自己的色彩，因为每一朵花都用它们无数不同的色、香、形装点这个世界。这是对待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的真正进步的态度。” [13] 这些人的言行给东德党内保守派和斯大林主义分子造成了很大压力。总书记乌布利希原来对“中国模式”很推崇，“匈牙利事件”后他转向保守。1957年2月，针对党内要求实行“双百方针”的呼声，乌布利希回应说：”我们的主要问题不是让百花都放，而是有选择地允许那些正确的去放，栽培真正新的、有益的花，而对那些在鲜花的外表掩藏下的毒草绝不姑息。”[14]

在“波兰事件”中，苏联没有出兵，而是与改革派领导人达成妥协。改革派领导人哥穆尔卡在匈牙利事件后担任总书记，他企图在斯大林主义和改革之间保持一定的中间立场。1957年5月他在党的全会上说，波兰党怀着“深刻的同情”注视着中国的政策。他称赞中共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应用新的方法解决非对抗性矛盾”和“让百花齐放”，这些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中至今为止没有尝试过的”，因而是对“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15]一个星期后，波兰党的一份刊物发表的一篇呼吁移植“中国的百花”的文章表示：“人民内部矛盾――尽管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形式――在我国也存在。如果我们要通过说服和讨论的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同官僚机构作坚决斗争，改善国家机器，对政治和阶级盟友采用更灵活的政策。”[16]

4、 苏联东欧共产党保守势力对中共“双百”方针和“反右”的态度

自从中国提出“双百”方针后，莫斯科就抱怀疑、批评甚至焦虑的态度，尤其是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当中共决定公布“双百方针”时，陆定一受派遣前往苏联大使馆向苏方通报。这是根据中苏两党的约定，彼此有重要决定时尽量事先通知对方（尽管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时并未事先向中方通报）。据随行的陆定一秘书于光远回忆，苏联大使尤金听了陆定一的介绍后，找出列宁的一篇文章，意在用列宁当年对言论自由的禁止反对中共对公开批评的容忍。离开苏联使馆后，陆定一对于光远叹息道：“他们的教条主义真是根深蒂固！”[17]

波匈事件后，中共对自由化政策的坚持更加深了莫斯科的不安。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据参与会谈和接待的俄文翻译李越然回忆，伏罗希洛夫至少两次对毛泽东提出了对“双百”方针的不满，说他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竟然被允许登载报纸上。他引了“匈牙利事件”作为自由化泛滥的后果来警告毛。毛的回答是：请放心，中国不是匈牙利，中共不想做“温室里的花朵”；如果反党分子想借机推翻共产党，他们只会落到暴露自己的下场。[18]

赫鲁晓夫下台后所写的回忆录里提到了苏联领导人对中共自由化政策和报刊上大张旗鼓地宣传“双百方针”的反感。他说，中国人“很会提出一些动听的说法”，他们“很会掌握提出正确口号的时机”。回忆中共的方针在苏联所造成的影响时，他写道：“我们自己的宣传干部问我应该怎样对中共的方针作出回应。‘我们的读者在报纸上看到中国正在进行的新运动，’他们说，‘这个百花运动已经潜入到苏联社会中了’。我们于是指示自己的报刊编辑和宣传干部不再报导这方面的内容，也不加评论。我们的立场是，中国的百花运动是中国为自己的内部需要而提出的口号，不适用于苏联社会。我们避免对这个方针作直接的批评，但我们也不表示支持……任何农民都知道什么样的花应该栽培，什么样的东西必须铲除。一些作物能结果，但味道苦涩，对健康有害无益，而另外一些则会疯长以至与窒息那些邻近作物的根茎。”[19]

赫鲁晓夫当时已经因“非斯大林化”而陷入麻烦，他当然不想为任何进一步的自由化政策付出更大的政治代价，虽然他理解毛不过是为了让那些坏分子暴露自己而 “引诱人们说出他们真实的想法”而已。赫鲁晓夫也拒绝了毛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尽管这个观点已在东欧国家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1956年6月2日，当中国正处于“反右”前夜时，赫鲁晓夫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当问到他对北京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在人民和领袖之间存在矛盾”的看法时，赫鲁晓夫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们相信我们没有任何这一类的矛盾”。 [20]

1956年匈牙利曾受到中共很大的影响，匈牙利事件后上台的党的新领导层对中共“反右”前的路线和口号仍然心有余悸。1957年5月，就在中共极力鼓动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的时候，匈牙利党的刊物发表文章，总结历史教训，警告那些眼睛看着中国、心里想着在匈牙利实行“双百方针”的人。文章说：“近几个月中国 ――尤其是在文学、科学和艺术界――广泛开展的‘让每朵花都开放’运动正在匈牙利引起越来越大的兴趣……当这个运动刚刚开始时，曾经受到它导致思想自由化和压制马克思主义的指责……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知识分子非常了解，他知道他们的大多数是忠于社会主义的，所以他为‘百花’的口号辩护……在经历了过去的那场悲剧之后（指半年前的匈牙利革命――本文作者注），我们现在也许最好是对在匈牙利实行中国的方法保持警惕”。[21]

莫斯科对中国政策的警告、反对和禁止传播的背后有两个担心。其一是本国和东欧的政治稳定；其二是对中共借机在国际共运中向苏联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尤其是在莫斯科的政治威信受到“非斯大林化”和波匈事件损害的时候。周恩来在1957年初访问莫斯科时，在“双百方针”问题上受到很大压力，他利用在莫斯科大学接受名誉学位的机会公开表明了中共的态度。他说：“为了推动文学和艺术的发展，我们中国提出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当然，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发展和丰富社会主义文化，而决不是为了取消或者削弱社会主义文化，列宁从来也没有放松过对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尖锐批判。”[22]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联及东欧共产党保守势力的这种忧虑很快就释然了。1957年6月初，毛终于发起了“反右”运动，苏联及东欧国家的保守派松了一口气。东德党刊Neues Deutschland（《新德意志报》)的记者于7月12日从北京发回报道说：“这次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右派’……现在那些过去站在‘右派’立场上的人都暴露无遗了”。半年后，乌布利希在东德党内发起“反对修正主义分子”运动，清除了支持自由化的领导人施德万、万德尔、佛雷德·奥森纳(政治局成员、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人)和其他一些同情者，很多鼓吹在东德实行“百花”方针的知识分子也遭到清算。 【未完】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