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下）

作者:余杰

岂能相信中共“和平崛起”的谎言？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今天的中国就是昨天的苏联，是全球范围内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最后的、最大的堡垒。逐渐执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大权的胡锦涛，利用中共十七大继续巩固和拓展个人权力，其主导的“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也随之浮出水面。

在一九八九年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政权的国际声誉下跌到了八十年代以来的最低点。此后，苏东剧变，共产主义政权纷纷垮台。在此四面楚歌的情形之下，双手沾满鲜血的中共政权最高决策者邓小平，审时度势地提出“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对外采取鸵鸟收缩态势，再不敢像毛那样公然叫嚣争当“第三世界的领袖”。紧接着是波澜不惊的江泽民时代，虽然江本人极其喜欢在国际舞台上作秀，但其外交政策仍然秉持邓遗留的方针。江个人高调，中共政权则较为低调。二零零四年，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顺利接办之后，此形式发生了颇有意味的转变，即：胡本人低调，中共政权则较为高调。中共当局希望凭借中国庞大的市场和财力，以“和平崛起”为外交活动的新旗帜——用“和平”一词掩饰其称霸的野心。

近年来，胡锦涛授意中共各部门——外交部、宣传部、军方等——频频“主动出击”：“猪头将军”朱成虎（红军缔造者之一朱德的孙子）在香港悍然对美国发出核战威胁；中共在非洲穷国大量投资、取代昔日的苏联推行“新殖民主义”；邀请被西方孤立的伊朗总统内贾德、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等独裁者访华；利用朝核事件玩弄平衡术、敲诈美国和日本；军方发射导弹摧毁卫星、制造太空垃圾……这些胡作非为，已让其野心昭然若揭。

所谓“胡锦涛思想”，其实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部分：对内政策为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对外政策则是“和平崛起”，两者互相补充、互相支持。

在对内政策上，胡锦涛政权真的能够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吗？如果不早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无疑是缘木求鱼。所谓的“以人为本”，实际上不过是 “以杀人为本”罢了——二零零六年年初广东东洲汕尾群体性抗议事件中，荷枪实弹的武警部队对民众展开血腥屠杀。此次屠杀乃是继“六四”惨案后最大规模的军队开枪杀人事件。

此次杀人事件不是以张德江为首的广东地方当局的私自行动。根据中共军队和武警的调动程序，如此大规模的、全副武装的武警部队的调动，非得政治局常委会议方能作主。自从江执政之后，武装警察作为一支独立于军队之外的、其装备甚至超过军队的暴力力量，人数和开支都迅速膨胀。到了江时代的后期，武警部队成为中共当局用于镇压民众大规模抗议事件的主力之一。胡上台之后更是对此力量青睐有加，多次视察、勉励和拨款。因此，胡所宣称的“和谐”与“稳定”，乃是由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同维持的“和谐”与“稳定”。换言之，中国社会当中最不和谐的部分，正是作为独裁党的中共体系的存在。中共如果真要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不妨先“挥刀自宫”，模仿昔日的苏共那样自行解散。

在对外政策上，中共宣称以“和平崛起”为主旋律。中共的御用文人不厌其烦地宣传中国历来“热爱和平”的陈词滥调。其实，中国从来就不热爱和平，穷兵黩武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给周边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多少的苦难？中共建政以来，毛泽东以“风流人物”自居，插手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并发起与印度的战争和与苏联的边境冲突。邓小平刚刚上台，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则又对越南发动了战争。半个世纪以来，中共政权既不让民众休养生息，也给邻国的和平安宁蒙上了阴影。

近年来，中共倒是休养生息了一段时间。随着中共的腰包变得越来越鼓，党魁胡锦涛有点飘飘然了。中共御用学者在《环球时报》上撰文声称，美国即将衰落成为美洲的地区强国，中国应当承担起亚洲霸主的使命来。文章建议中共联欧、联俄，以削弱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由此可见，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共将利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张牙舞爪、为非作歹。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亦不可能进入真正的“蜜月期”。西方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和对中国一切健康力量的支持，都被中共统治者看作是不可忍受的“敌对行为”。

正如一战后致力于建立全球和平体系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所言：“和平只有在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才能实现，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不会有永久的和平”，独裁政权注定了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是一种“不稳定”因素。德国《南德意志报》指出，中共政权正在蜕皮，正从左翼独裁变成右翼独裁，“这种变质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使人失望。在城市走向富裕、意识型态退缩、个人发现自己价值的同时，是精英腐败和自我致富、工人受剥削、农民的权利遭到剥夺。”日前，胡锦涛发表了措辞非常严厉的讲话，要求党内外提防前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其实，中共自己的“颜色”早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胡虽然是毛主义的赞美者，但他无法将中国再拖回到赤裸裸的左翼独裁的毛时代，而只能顺应目前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势”，而在法西斯独裁的道路上“凯歌高奏”。

胡在意识形态上是毛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但他深知毛主义早已臭名昭着，依靠诸如甘阳、汪晖等不成器的新左派学者和邓力群、贺敬之等日薄西山的老左派退休官员，根本不可能收拾人心。即便大规模地开展所谓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也在官僚阶层和民间基本上沦为笑柄。因此，胡不得不三心二意地祭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他根本不管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精髓“国际主义”乃是根本对立的。

毫无疑问，民族主义是当今国际和平与安宁的最大威胁，一个悍然鼓吹民族主义的政权怎么可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股重要的和平力量呢？中共当局已然陷入了自己打自己耳光的尴尬处境之中，正像那篇德国社论所指出的那样：“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正在使中国拉美化。中国的党领导人说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实际上，中国实行的早已是一种类似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并不是社会主义政治：威权政府与大资本结成了同盟，煽动大中华主义，以代替宗教。”中共遂大肆灌输反台、反日、反美之毒素，毒害了绝大多数的年轻一代的中国人。此种统治形态必然荼毒百姓，并危及国际和平。

民主的中国与西方的安全

毫不夸张地说，目前中共是民主世界除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外的最大威胁。中共是北韩、古巴、缅甸、伊朗、委内瑞拉、利比亚等“流氓国家”的“龙头老大”或亲密战友，胡锦涛与这些同时出现在“全球独裁者排行榜”上的同行们声气相通，也多次邀请这些声名狼藉的人物访问中国，并浪费民脂民膏给予其极其尊贵的接待。

以对北韩的政策为例，胡锦涛比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和江泽民历届党魁都更加积极主动。胡在访问北韩时，慷慨解囊地拿出二十亿美金，帮助金正日这个凶残无比的独裁者度过难关。二零零六年年初，胡邀请金正日访问中国，其行程遍及大江南北，长达九天。在电视新闻上，胡锦涛与金正日宛如亲兄弟般拥抱，邓小平时代两国的疏远似乎过去了。这两次往来访问，虽然并未让胡锦涛在朝核问题上拥有更多发言权，却使之举重若轻地将北韩作为叫板西方的筹码，此策略可谓是“笑里藏刀”。然而，不久后，北韩独自试射核弹，将中共置身于尴尬的处境中，胡的“北韩牌”还未打出便夭折了。

胡锦涛先后邀请白俄罗斯、非洲、拉美的若干独裁者访华，包括沙特阿拉伯刚刚继承王位的国王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在“全球独裁者排行榜”上与胡锦涛互为邻居，胡锦涛向其提出加强“中沙合作的四项建议”，其中有“增进互信，深化政治合作”和“互利互惠，加强能源合作”等。换言之，所谓“政治合作”就是以“具有民族特色的独裁体制”对抗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价值，所谓“能源合作”就是购买沙特的石油以解决中国的能源危机。从伊朗总统内贾德到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只要是美国的敌人，胡便引以为友，根本不管这样做是否符合国家民族利益，他只考虑是否对维持中共的独裁统治有帮助。

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既无道义和价值的支撑，亦不遵守规则和契约。纽曼在《永久革命》一书中指出，近代的极权主义国家对于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持否定态度，在国际政治上经常采取战斗的姿态，“经常的战争状态”就成为“自然的景象”。很明显，中共政权是全球大部分独裁政权的“幕后黑手”。奥威尔在极富预言性的《一九八四》一书中，揭示了极权主义国家“战争即和平，和平即战争”的观念。对此，曾经长期担任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的日裔学者入江昭分析说：“在奥威尔的小说中，最富有启示意义的是和平的概念已经丧失了其实质性。和平是什么？应该设定什么样的和平并为之努力呢？这种传统的问题一时已经不存在了，对掌权者来说和平只不过是为了维持极权主义体制而让国家经常处于临战状态而已。虽说和平但国民享受不了正常的生活，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与战争并没有什么差异。”这就是中国人当下的生活状态，中国的军队不是国防军，而是对付人民的暴力机器。因此，中国民众时刻处在“被镇压”的恐惧之下。

当然，中共不会轻易启动战争机器，因为战争必然导致其垮台。中共在国内拼命强调“稳定”，亦如入江昭之分析：“如果发生战争的话，掌权者必须要借助科学家或技术人员的帮助，而要发动战争的话，还必须具备‘合理性’的战略和战术，那样的话就会在国民之中植入思想上的自觉。若是为了将他们置于奴隶的处境中，和平反倒是一种理想状态。”这就是中共当局的“战争与和平观”，和平只是其继续奴役人民的口号。

在“和平共处”的旗号下，中共一刻也没有停止干坏事：文化交流之名，实施其形象包装之实。以种种“私货”败坏西方社会的道德伦理和社会根基，如商业贿赂、回扣、奴隶劳工、囚犯产品等，亦随着铭记着“中国制造”的标签的商品而风行天下。

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来说，不能轻易接受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的麻醉剂。美国及“新欧洲”与“老欧洲”之间在反恐政策和对华政策上的差异，也正是西方保守主义与左派的差异。昔日，终结苏联、东欧独裁政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一向唱民主、平等、人权高调的“自由左翼”，而是以信仰为根基洞察了共产主义无神论本质的保守主义。

西方世界理应关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因为这也是关心西方自身的安全。即使不从道义的立场上来说，仅仅从最自私的国家利益而言，西方也不能对中国的人道主义灾难闭上眼睛，更不能愚蠢地相信中共掩耳盗铃的“和平崛起”之说。中国的民主化与十多年前的苏联东欧的剧变具有同样重大的历史意义——虽然不能预言说只要中国实现民主化，全世界的独裁政权将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中国的民主化必然会带来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反应，让全球民主化进入波澜壮阔的“第四波”。这样，西方才可能拥有真正的和平，冷战才可能真正结束，历史才可能真正终结。 【全文完】

－－原载：《议报》，2007-07-17
http://www.chinaeweekly.com/viewarticle_gb.aspx?vID=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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