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如

　　淡忘是人的本性，因此需要留一些文字作为注释，特别是对于悠久凝重的中华历史。

　　金秋十月，五谷丰登，妹妹的三年留学生活也结出硕果。望着手捧博士证书，神采飞扬的妹妹，我真是百感交集，如烟往事浮上心头。此时此刻，远在故国的我的可敬的父母，也一定一边沉浸在小女学业有成的喜悦之中，一边互相提念着，互相劝慰着，沉浸在同样的回忆中吧，那对我们来说不堪回首却又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们姐妹三人生于教师之家，父母和姑姑都是教师。教师之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爷爷那一代。我的爷爷和姥爷都生于开明之家而得以接受大学教育，爷爷毕业后做了教书先生。爷爷做教师并不是因为“家无三斗粮”，我虽然不甚了解当时家中的富足情况，但清楚地记得在各种调查表最醒目的“家庭出身”一栏，我们要填“地主”。爷爷没有做地主该做的事——剥削穷苦农民，却做起了清贫的教书先生，我想当时心里一定是怀着“知识救国”的平凡却伟大的抱负吧。其实爷爷，姥爷在抗日战争中，不但用家资支援过八路军，还冒着生命危险利用自己的教师身份掩护过八路军的干部并为他们提供日伪情报。爷爷、姥爷的家庭和所受的教育注定他们成不了揭杆而起的绿林，却并不影响他们在国难当头之时承担正直的中国人应尽的责任。他们曾经掩护过的人和结交的朋友中，有建国后首批部长级高官，也有爱国主义教育资料中提名道姓称颂的英雄。救助过这些功臣的爷爷、姥爷却在共产党坐稳天下后成了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罪人。而他们的罪过只是因为他们拥有财产。当爷爷怀着知识报国的抱负把知识的甘露灌注在学生充满渴望的心田中时，也不会想到他的儿辈甚至孙辈在求学路上所历经的辛酸吧。

　　父亲从小聪颖好学，吟诗弹琴，兴趣广泛。但父亲最迷恋的还是数学，从中学时代起就在数学期刊上发表论文，以至于三十几年后的八十年代，他当年的数学老师看到父亲的一篇论文后，急切地来信询问，自信地说自己清楚地记得这个名字，并对那个英俊聪颖、悟性极高的少年记忆犹新。年轻的父亲，对未来该是怀着怎样的憧憬，他一定渴望着上最好的大学，追随名师，在自己钟情的科学的世界里尽情遨游吧。但“地主”的出身，使父亲根本无权参加升学考试，而被强行分配到一所师范学习，虽然成绩优秀，毕业后被发配到河北省一所偏僻的山区中学教数学。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父亲又被加冕一顶——“右派”。但这一切都没有影响父亲的工作热情，他的教学水平受到学生好评，他还利用业余时间把学校的女子乒乓球队训练成县冠军队。不幸的是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并被遣送回原籍接受改造。

　　我的姑姑五九年初中毕业，在报考一所市重点中学的两百多名考生中成绩名列第三。但由于出身“地主”，不予录取。十四岁的姑姑失学，进入一家工厂做童工，后被父亲接到自己的学校读高中。虽然当时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根本不被允许考大学，但父亲不忍心看着唯一的妹妹学业半途而废。幸运的是在六二年高考前夕，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在人大会堂做了重要报告，给“红与专”重新下了定义，提出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作用。借这个报告的东风，姑姑得以参加高考，并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北京铁道学院（现北方交通大学）。时至今日，父母在谈及往事时还对陈老总充满感激之情。

　　但好景不长，姑姑毕业正好赶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和富裕家庭的后代又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姑姑被发配到齐齐哈尔以北、与前苏联遥遥相望的一个小车站，一个自动控制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每天的工作就是和工人们一起爬电杆、架空线。这种工作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后期，姑姑终于和多年两地分居的丈夫团圆，到济南做了中学物理教师。

　　我的母亲师范毕业后到北京市郊的一所小学任教。由于工作出众，母亲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还担任校团支部书记。十年浩劫中，母亲虽然没有被剥夺工作的权利，但由于家庭出身和父亲的右派问题，一直受到校内造反派的排挤和身心的迫害。由于父亲远在河北省的山区，姥姥、姥爷一直照顾母亲的生活。其实，在解放后一浪高过一浪的运动中，姥姥、姥爷的财产早被抄抢殆尽，甚至没有留下一间可以遮风闭雨的茅屋。他们和母亲住在一起，真是相依为命。但十年浩劫中，两位老人却被遣返回乡。真不知两位两手空空的老人回到一无所有的故乡后是如何度日的。母亲一个人既要给学生上课，自己还要参加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思想汇报甚至批斗会，实在无力照顾三个幼小的女儿，于是给我们联系了幼儿园，但入园还需要单位介绍信。母亲连忙找到当时在学校掌管着生杀大权的“革委会”主任，那位大字不识一箩筐、只因为赤贫出身就被委以重任、到学校来监管“臭老九”的女人口口声声说：“北京市幼儿园有的是，可不是给你们这种人的孩子准备的。”我的祖辈的财产被剥夺，我的父辈学习、工作的权利被剥夺，现在，我们姐妹三人上幼儿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以至于父亲竟动了把我们送给别人抚养的念头。旧社会穷人为了换一点活命钱而卖儿卖女，而父亲出此下策实在是想给我们找一条生路。深受出身之害的父亲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使他的孩子免于重蹈覆辙，他看不到从一出生起就不得不背负沉重枷锁的女儿们的未来，却可以预见她们将面对的坎坷。母亲提起这件事就忍不住伤心落泪，有一次我这样安慰母亲：“我们不上幼儿园，以后我们要好好上学，幼儿园是给他们家的孩子开的，让他们家的孩子一辈子呆在幼儿园吧！”没想到的是我安慰母亲的无忌童言十几年后竟得以应验，那个女人的儿子因为一场高烧留下后遗症，智力处于未开化状态，那个以用“无产阶级专政”整治别人为己任的女人把他关在铁笼里，而不是送进为他们家开的幼儿园里。那个女人的女儿两年参加中考都没有一所学校能接收，凭着那个女人混迹于教育系统二十几年的老脸面，得以进入幼儿师范，一辈子呆在了幼儿园。

　　上不了幼儿园，母亲只好把我们三人留在家，五岁多的姐姐承担起照顾三岁的我和不足一岁的妹妹的任务。我们姐妹三人关系一直都特别好，我和妹妹对姐姐有一种对母亲般的依恋，而姐姐直至现在还是为我和妹妹着想的多于自己甚至家人，这和我们从小就相依为命不无关系。

　　有一个盛夏的中午，我们正在睡午觉，忽下暴雨，狂风把雨水刮进屋里，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已是满身精湿，姐姐忙把我们抱到墙角，把一张小炕桌放倒挡在前面。姐姐抱着妹妹、搂着我，我们湿漉漉地依偎在一起，惊恐地看着窗外雷雨大作。这一幕，竟成了我对人生最初的记忆，而且至今还是那样清晰。那年我只有三岁。还有一次，母亲终于忙完了一天的工作急匆匆回到家，发现我们三个无声无息地瘫软在床上，每人都吐了一大堆——煤气中毒，母亲忙把我们抱到屋外，我们竟都奇迹般地苏醒过来。妹妹也曾发高烧至四十二、三度，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当母亲发疯似地把她抱到医院时，医生急得对母亲直嚷：“你还打不打算要这个孩子！”母亲怎能不珍爱自己的孩子，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当时母亲不仅是全家的经济支柱，更是全家的精神支柱。她要牵挂被赶回已经一无所有的故乡的年迈的姥姥、姥爷，要安慰、鼓励身负冤屈的父亲，要哺育年幼的我们，在学校还要受造反派的欺辱，她瘦弱的肩膀不知承担着怎样的重负，漫漫长夜中不知留下她多少叹息。也许是上帝也看不惯这人间不平之事而在冥冥之中保佑我们，妹妹不但没因为这场高烧使智力受到任何影响，反而成了姐妹三人中最聪明的一个。

　　在这种环境中，我们从小就非常懂事，从不惹是生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太太平平过日子。有一次，姐姐放学后约了几个同学到家里一起写作业，我就在一旁玩。突然一个瞎了一只眼、人称“杨瞎子”的老太婆气势汹汹地闯进来，说我打了她的孙子，姐姐的同学都作证说我整整一个下午都没有出门，杨瞎子却不依不饶，竟闯到学校找母亲无理取闹，说地主的狗崽子欺负贫下中农了。当时“贫下中农”和“大老粗”是最理直气壮的字眼，那气势颇似前几年流行的“我是ｘｘ我怕谁”。有一阵，我们住学校的教工宿舍，不幸遭遇造反派出身的恶邻，其中有一对人称“铁王八”的王姓夫妻（季羡林老先生在《牛棚杂记》中曾因某些人被称为畜类而为动物鸣不平，在这里我也要对王八这种动物说声抱歉）。一天下午我和妹妹从他家门前过，那个女人突然象疯狗一样窜出来，呵斥我们走路吵了她睡觉，他们常常聚在一起通宵达旦地划拳、喝酒、打牌，也经常爆发家庭战争而不顾时晌地鬼哭狼嚎，从来没想过是不是影响了别人休息，现在我们大白天走路却妨碍她睡觉了。平常我们就觉得那两个“铁王八”的眼神都透着凶光，这次见她象疯狗乱吼，我和妹妹竟被吓得不敢回家。母亲下班回来看见站在寒冷的黄昏中的小姐妹俩，心疼地责怪我们怎么还不回家，我们不敢把事情告诉母亲，谁知“铁王八”并不罢休，两个人双双窜出对着我们母女破口大骂。母亲据理力争，俩个“铁王八”恼羞成怒竟大打出手。我的姥姥和姐姐闻声而出（当时姥爷去世，姥姥获得恩准来北京），闻声而出的还有“铁王八”的那几个狐朋狗友，那群来“劝架”的人竟把我们祖孙团团围住甚至拦腰抱住，以便那两个“铁王八”能更肆无忌惮地滥发淫威。俩个“铁王八”的拳头专门打我们的头和脸，我真不知那天我们是怎么逃离魔掌的，只记得以后好几天我们都无法出门，好长一段时间我的头常常发晕。前几年我回北京探亲时看到“铁王八”的女儿穿的脏兮兮的站在街上卖臭鱼，母亲告诉我说她本来在北京卷烟厂工作，因为偷烟而被开除。当时我的感觉是“出身论”说的还真精辟，老子英雄儿好汉，造反派的女儿做小偷（虽然有些“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的感觉）。

　　十年浩劫结束后，教育界百废待兴，我的母亲被调入中学，我们终于离开了那魔窟一般的院落。父亲也被恢复了名誉与工作，十年的空白并没有影响他的教学水平，他所教的班的数学成绩无论是在县统考还是高考时在全县总是名列前茅，使得父亲和他的学校名声大震。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父亲本来就有实力，重要的原因是他身受屈辱、被下放到农村后，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和钻研。母亲也是学校的教学骨干，学校希望以实际行动表示对母亲工作的肯定和支持，于是几经努力，终于为父亲争取到了进京指标。全家兴冲冲地等着父亲来京与我们团圆，却迟迟不见父亲的音讯，原来，当地的教育局爱才如也，不愿放父亲走，竟瞒着父亲扣下了调令，这样，父亲与我们团聚的时间推迟了两年，而母亲的学校为此付出了了更大的努力。父亲，一个被迫离开教育岗位十年的“右派”，一个偏远山区中学的教师，来到北京，进入母亲所在的那所区重点中学后，很快以自己的教学水平、对工作的热情和正直、善良的为人赢得了老师们的尊敬和学生们的爱戴，逐渐成为在全市都小有名气的数学教师。父亲经常发表关于教材研究、教学教法探讨的文章，被邀请参加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的编写及高考阅卷工作，也经常有其他学校许以优越的待遇想把父亲“挖走”，但父亲念及学校为调他进京所做的努力和老校长的知遇之恩，一直踏踏实实在这所学校工作到退休。我们有时埋怨父亲错过了许多好机会，但父亲却说不能做对不起学校的事。

　　在我父母的大半生中，背信弃义、恩将仇报、明害暗算、落井下石、强取豪夺之类的事见得太多了并深受其害，所有这些在他们心中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却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做人的原则。他们甚至很少对我们提起曾经受到的迫害，却念念不忘四面楚歌之时谁曾伸过来一双温暖的手。感谢我正直善良的父母的言传身教，使得在那险恶年代生长的我们姐妹三人既懂得疾恶如仇，更知道与人为善；使得那是非颠倒的年代丝毫没有扭曲我们的性格和心灵，反而使我们更热爱生活、更珍惜幸福、更不畏惧困难。我们三人都顺利考上国内一流大学并都取得硕士学位，父亲为姐姐和我分别选择了学中医和物理，他的理由是：中医只凭眼观手感就可以治病救人，而搞物理的只凭自己的脑子就可以工作，都可以不过多地依赖客观条件。那么，即使真象某人妄想的那样隔几年就要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凭着我们的手和脑，谁也无法真正剥夺我们工作的权利。由此可见父亲历尽磨难仍是书生气十足，也足见接二连三的运动让父亲至今心有余悸。姐姐先就职于一家中医药研究所，后来通过国家公务员的公开招聘而进入国家专利局工作。我随丈夫赴日本，一同在国立研究所工作。妹妹获日本文部省奖学金攻读博士学位，成为我们三姐妹中唯一一位博士。父母常因三个女儿中没有一个选择做教师而感到遗憾，但他们更为这三个曾经连上幼儿园的权利都被剥夺的孩子感到庆幸。

　　我的祖辈已经长眠，带着一生的辛苦遭逢。我的父母已经走出梦魇，迎来他们一生中最为平静的生活。有些人因为伟大，他们所受的迫害令世人唏嘘；有些人因为有名，可以以著记作传的方式把自己的遭遇、对害人者的谴责和对历史的评判昭于天下。然而，有多少的普通人，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无力维护自己的尊严，无处诉说自己的不平与愤怒，他们所能做的只是祈求明君盛世。时至今日，元凶仍被高高地供在神坛，更有多少曾经上窜下跳、穷凶极恶的走卒干将们也在心安理得地安享晚年，满面的峥嵘，换成老人特有的温和的微笑。历史被有意无意地淡忘，却永远不能被抹煞。我的这篇小文，就算是对那段历史的一段证言吧。我还希望以这篇小文，让世界能听一听弱者的声音。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母，感谢他们在灾难的年代忍辱负重把我们姐妹三人培养成正直、善良、优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