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人[Magyar]的远东祖源考

作为一个现代欧洲民族，Magyar人（即匈牙利人）和他们所使用的Magyar语的起源，始终是历史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的一个难题。尽管Magyar人已经在印欧人种环伺的中欧腹地生活了一千多年，但是他们仍然使用着一种在语辞、语法和韵律上，都与亚洲北方诸族相似的语言，他们的姓氏和称谓也仍以亚洲式的姓氏一名字一身分为顺序，诸如Arany Janosur（爱新·亚诺什先生），而与欧洲各民族的习惯相反。由此可见，Magyar人有可能是从东方迁移来的许多民族集团中的一个。然而他们的祖源，他们迁徙的动因和年代，以及他们的种族内涵，始终都是一些难解的谜。
西方关于Magyar最早的记载，见诸君士坦丁·波斐罗根尼图斯（905－959年在位，称君士坦丁七世，为著名的马其顿王朝的第3代皇帝）的一部拜占庭地理一历史著作，[据1967在美国出版的这位皇帝的著作De Administrando Imprio的拼写有八个Turk部落为Kabaoi,Nekis,Megeris,Kourtougermatos,Tarianos, Genach,Kari,Kasi。而且一般认为Kabaoi部落滞留在摩尔达维亚未能进入匈牙利地区。另根据匈牙利文资料，进入匈牙利的七个部落为Nyek,Megyar,Kurtgymat, Trajan,Jeno,Keri,Keszi,与前述英文拼法只是略有不同。]据载，九世纪末，进据今匈牙利地区的“突厥”部落中，就有一个名叫Megeris的部落。1896年，布达佩斯曾经举行过一次Magyar人穿越喀尔巴阡山而“征服家园”（匈牙利语honfpo）的一千周年纪念活动。此前，当时的匈牙利政府曾要求匈牙利科学院的一个由历史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来确定这一历史事件的确切时间。学者们虽然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但都肯定这一重大事件是发生在公元888到900年之间，而895年又是一个较可接受的年分。根据这一假设，这一纪念活动，因技术上的原因，于1896年举行。
遗憾的是，早于这一事件的漫长岁月，都成了Magyar人的史前期，留下的只是一些飘忽不定的传说，或极具争议的推测。较具代表性的西方和匈牙利的学术观点大概可归纳为：Magyar人可追溯的祖居地是在乌拉尔山脉，和伏尔加-卡玛-奥玛河流域的森林地带，由于某种不见诸记载的原因，他们迁徙到了南方的草原地带。在九世纪时，Magyar人和一些突厥部落，在黑海北岸结成了一个名为On－Ogu（突厥语“十箭”）的部落联盟，这个名字被邻近的斯拉夫人讹读为Vengr，其谐音即是今世尽人皆知的“匈牙利”（Hungary）。
以后的史实则是：889年左右，受到另一支后续西来的亚洲游牧部落 Pechenges人[按照中外学者的考订，该部名称来自蒙古字“巴颜”，Bajanak。此即万世德兄文章中的“佩切涅突厥人”]的攻击，Magyar人西迁到欧亚草原的西端——喀尔巴阡山脉的边缘。892年，东法兰克王国皇帝阿诺尔夫（Arnulf）邀请Magyar人参与针对新兴的斯拉夫人的莫拉维亚（Moravia）公国的征战。895年，拜占庭皇帝列奥六世（Leo VI）又曾利用 Magyar人来反对多瑙河下游的保加尔人，最后在保加尔人和Pechenges人的联合进攻下，Magyar人由其酋长Arpad率领，穿越喀尔巴研山脉，进人多瑙河和蒂萨河之间的平原地区。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Magygr人仍以其游牧部落的快速袭击能力骚扰西欧各国，并曾引起西欧地区的一片恐怖，但是在955年，他们在巴伐利亚地区被日耳曼人决定性地击败，此后他们便明智地退守家园，开始农耕生活，并皈依基督教，从而在文化和意识上开始转化为欧洲居民的一部分。

由于东西方史籍中均无九世纪以前Magyar人活动的记载，兼之欧亚草原上游牧部族高速和频繁的流动，没有为考古学留下充分的遗迹。因此，语言学或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几乎是研究Magyar人起源的不多的几种有效手段之一。而在各种关于Magyar语的属类和祖源的现有理论中，乌拉尔语系说是一种较为流行的假说。这个假说将芬兰语、爱沙尼亚语、匈牙利语以及分布在乌拉尔山脉两侧、总共拥有2500万使用者的大大小小近20种非印欧语系、非突厥语系的语言纳入了这一语言集团中。其中，匈牙利语的使用者即达1500万，构成了乌拉尔语系中的人口主体，与现今接近湮灭的 Vogul语和 Ostiak语（两者合称“鄂毕-乌戈尔语”Ob－Ugrian）一起，Magyar语被划人“芬-乌戈尔”（Finno-Ugric）语族属下的“乌戈尔”语支。据说“乌拉尔语系”的各组成语言的共同祖先是一种在ooim到l000o年前便存在于乌拉尔山脉北部地区的一种“原始乌拉尔语”（Proto-Uralic Language）。必须指出，这是一种缺乏考古学、人类学和语言学坚实依据的假说，由于它过早地被奉为成熟的理论，实际上已成了阻碍科学地追溯所谓的“乌拉尔语系”诸族真实祖源的一种障碍。

“乌拉尔语系”中的两大主要语言，匈牙利语和芬兰语之间的相似程度，有人说接近于英语和俄语之间的关联，也有人说，仅相当于英语和波斯语之间的那种极为疏远的联系。与之相反的是，许多研究匈牙利语的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了，在Magyar语中有一个规模相当大的蒙古语辞集合，它不仅包括了大量的基本物质、动植物、人体器官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的初等辞汇，而且还包含了很多社会组织、军事、体育和娱乐方面的高等辞汇。这不仅揭示了现代匈牙利人的祖先，即古Magyar人的内部必定融含了相当数量的蒙古语族的成分，而且还表明了古Magyar人一定是在脱离了蒙昧状态之后才离开亚洲东部地区的，乌拉尔山地区只不过是他们到达欧洲之前的一个暂居的营地，而决不是他们的发祥之地。

但是，有一些学者并没有得出上述的结论，而是将这些匈牙利语中蒙古语辞的来源归结为突厥语族的中介作用。这个“突厥中介”的假说，实际上是假设十三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兴起和扩张后，蒙古语言对突厥语世界的巨大冲击，并由此而引发了对欧洲地区语言的次级影响。可是，蒙古语言的力量远不如蒙古骑兵来得强大，除去蒙古高原的突厥原住民被彻底蒙语化之外，进入中亚和南俄地区的蒙古人都被在人数上占优势的突厥语族同化。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语言不仅在东欧，甚至在中亚都没有造成过有形的影响。Magyar语中的蒙语成分与其说是转手于这个时代的突厥语族，不如说是Magyar人自己从远东地区带到欧洲去的。

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论，而以事实来证明Magyar人的远东祖源，我们进而将中国满族的祖先所使用的女真语，与现代匈牙利语进行了语辞比较，结果我们发现了一些前所未知的惊人的关联现象。紧接着，我们又将金朝女真姓氏系统与现代匈牙利人的姓氏系统进行对比，则发现了更为惊人的一致现象。由此我们猜测匈牙利人的族名Magyar就是女真-满族的唐代祖先“靺鞨”[音mohe]或“勿吉”的源音，古Magyar民族是一个由靺鞨族和诸多蒙古语族部落（如契丹，室韦，奚等），以及部分突厥语族部落融合而成的人类集团。在进入欧洲之前，他们所使用的是一种以女真语和古蒙古语为主体的混合语言。
女真-满族，源于唐代的靺鞨族，北魏时称勿吉（读作“莫吉”，转写音为mergan,意为“智者”，“善射者”），古称肃慎。1115年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建立金朝。1125年灭契丹族的辽政权，次年又灭北宋，与南宋对峙于秦岭、淮河一线，1234年在蒙古和南宋的联合进攻下灭亡。17世纪女真族在东北地区再度兴起。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1635年其子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Manchu），次年改“后金”为“清”， 1644年人主北京，渐次统一中国，直至1911年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推翻。
靺鞨-女真-满族的语言属通古斯-满语族，与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同属阿尔泰语系。北魏时靺鞨（勿吉）族从其祖居的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扩张推进到嫩江流域和辽东地区，与当地属蒙古语族的室韦、契丹和奚以及扶馀诸族混居和融合，开始了与中原地区的直接接触。唐帝国兴盛后，持续地对辽东和朝鲜半岛用兵近30年，北部靺鞨族与高句丽结盟，在辽东和扶馀地区顽强抵抗并曾重创唐军。666年高句丽王朝宫廷内争，部分王族降唐内应，668年唐先自辽东地区攻入靺鞨族后方扶馀地区，然后移兵朝鲜半岛，九月间攻陷平壤，高句丽-靺鞨联盟遂战败瓦解。
至于古Magyar人西迁的原因和时代，在中国史籍也似乎不是完全没有线索可循。据《新唐书·黑水靺鞨传》：

白山本臣高丽，王师取平壤，其众多入唐，汩（伯）咄、安居（车）骨等皆奔散，寝微无
闻焉，遗人迸入渤海。

而《金史·世纪》则称：

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元魏时，勿吉有七部：曰粟
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涅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称靺鞨，而
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无闻。

所谓“其五部无闻”，应该是唐朝对辽东和高丽连年用兵的结果。高丽-靺鞨联盟的败灭和平壤的陷落（668年），是导致靺鞨社会分化、重组和迁徙的重要原因。以安车骨和伯咄为首的靺鞨诸部抗唐失败而出走，就此失闻于中国历史；而在二百年后出现于欧洲的Magyar人，可能就是西迁靺鞨人的后裔。
在高句丽王朝覆灭和靺鞨强部出走以后，满洲地区出现过一段和平时期，粟末和黑水两部均有附庸的倾向，而粟末部则表现出较高的政治技巧和模仿力，它不仅对唐朝采取不对抗的态度，而且与唐朝和新罗合作瓜分了高句丽的领土。在靺鞨族的内部，它也不失时机地吞并了其他各部。在武则天的时代，大概是公元700年左右，粟末部以中原皇朝的行政模式，建立了渤海国。《新唐书·渤海传》对这个兴盛了二百徐年的王朝有如下记载：

初，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大学，习识古今制度，至是遂为海东盛国，地有五京，十五
府，六十二州。

其十五府，大部分又以原靺鞨和高丽各部领地为域界，如：

鄚颉[音maojie]府领鄚、高二州。挹娄故地为定理府……。率宾故地为率宾府……。拂涅故
地为东平府……。铁利故地为铁利府……。越喜故地为怀远府……。

挹娄，率宾，拂涅，铁利，越喜均为靺鞨部落名。其中“鄚颉”无疑是“靺鞨”或“勿吉”之异译。有理由认为渤海国的这一鄚颉府，就是西迁Magyar 众之居地。
《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渤海国极盛时期（820年左右）的鄚颉府界定在嫩江、松花江和粟末水之间地区，而鄚、高二州分别为今黑龙江省阿城（旧名阿什河）和宾县，这一带恰是隋末唐初安车骨部的原居地；而位于府界内粟末水注入嫩江和松花江地区的今吉林省扶馀市，古名“伯都讷”，有人认为就是当年泊咄部落的聚居地。
“奔散”的安车骨和泊咄两部之馀部被同族类特指为“鄚颉”，也许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曾以“勿吉”或“靺鞨”自居，而是因为他们的本来就是“勿吉”或“靺鞨”的核心部落。北魏年间，他们是驱逐豆莫娄和扶馀两族、进据松嫩平原的先锋。隋唐两代，他们又是对抗中原王朝的中坚力量。因此，在肃慎的内部，他们大概是继挹娄之后最具文化代表性和军事进取心的领袖部落，盛名震动中原。故其除各部亦都以“靺鞨”自冠，“肃慎”一名黯然失色，只是在他们战败溃散以后，才又以“女真”或“女直”重新正名。
更重要的是，经渤海国和辽朝先后各二百年的统治以后，于11、12世纪之交兴起的完颜女真部，又是源发于这一地区的按出虎水，即今哈尔滨-阿城地区之阿什河。 1115年阿骨打兴立金朝，建都上京，亦即当初的渤海国鄚州故地。《金史·地理志》说：

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

韩儒林先生早在1942年便考定“安车骨”与“按出虎”本乃一词。唐代的安车骨部应出自按出虎水，从地望上来看，金代的完颜部及其邻近的女真诸部，很可能就是安车骨和泊咄等部后裔，因而也与西迁的靺鞨人或Magyar人同源。
故尔，将现代Magyar语与源出按出虎水流域的金代女真语进行比较是极具史学价值的，通过这种比较而得出的它们之间不寻常的对应关系，应该是Mngar人来自远东地区的一种可靠的证据。

西方史学家往往把亚洲北方游牧民族的持续西迁活动，归结为中原王朝的强盛和欧洲国家，诸如西罗马帝国的衰落。其实，古代中原王朝只是时而强大，时而衰弱。北方少数民族为了追求良好的生存环境，一次次成功地人侵中原，统治中原，而且最后融入了中华民族，万里长城并没有完成它的使命。然而，似乎确实是因为强盛的唐帝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将一个后世极有作为，但当时还处于较落后状态的靺鞨族的一部分，逼上了西迁的不归之路。本文将以史实证明，对唐战争的失败是Magyar人的祖先出走的原因。
隋朝和唐朝是两个姻亲家族先后统治中国的皇朝，隋朝的亡国之君杨广（569-618年）就是唐代的开国帝王李渊（566-635年）的姨表兄弟。杨、李这两个北方军人世家长期与异族的相处和通婚，使他们的后代身上都有相当多的胡人血统。或许是由于这种特殊的种族和血缘的认同感，隋唐两朝政权对异族文化和人材都表现出很高的宽容精神。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职业军人的家族背景，又使得他们在追求军事成就上表现出特殊的进取心和侵略性。
然而，隋唐两朝的诸多扩张领土的军事活动，唯有辽东战争进行得极不顺利。就是因为隋场帝杨广的一意孤行屡征高丽不果的人祸，触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断送了原本是兴旺发达的隋皇朝的命脉。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在当政18年后，恃国力强盛，置前朝之先鉴于不顾，开始了另一场纠缠不休的征东战争。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以20多年的时间和大量的人命牺牲，去换取极为有限和极不稳定的空间，是得不偿失的。
这场漫长的战争，实际上是唐帝国对高句丽-靺鞨军事联盟之间的战争。在这个联盟中，已具备国家和政府组织形态的高句丽王朝，显然在政治上居主导地位。处于被利用的次等地位的靺鞨部落，在政治上被别人包办，然而却不知进退地从事着军事上的蛮干。在长达一代人的抗唐战争中，既耗尽了唐帝国的精力，也给自己引来了灭顶之灾。
在唐初连续的征东战事中，以第一次（贞观十九年，645年）的期待最高，声势最隆。那时候，刚统一中国的唐太宗，又因解决突厥和收服西域，而更加踌躇满志，威望如日中天。开国元勋们，如李勣（594－669年）等正年富力强，[时50岁]阅历丰富。后起之秀，若农家之子薛仁贵（614－683年）虽初出茅庐[时30岁]，却已崭露头角，正在军中任下级军官。归附的各族酋帅，如突厥族的阿史那思摩，契必何力，鞋朝族的突地稽等也都为唐太宗的恢宏气度所感召，心悦诚服，忠勇无比。在这种挟开国之盛势，集各族之英豪，内政外交诸事顺遂的大好形势下，唐太宗决定亲征高丽，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东北地区的领土问题。
唐军战前的准备相当充分，战略的算计亦极尽致密，它的安排大概可沿史载的战事进程揣度出来：陆路大军以营州（今朝阳）为后方基地，春季开始行动，于夏水泛滥之前抢渡辽河，迅速攻取今抚顺、辽阳等要地。海路部队出山东半岛，袭取辽东半岛南端之金州地区；然后南北夹击，拔除辽东湾北岸弧形通道上的敌军据点（今鞍山、海城一带），打通通往朝鲜半岛之最短线，力争夏季进入朝鲜半岛，隆冬前结束战争。然而，北部靺鞨部落出乎意料的介入，挫败了唐军的这一战略企图的实施，使得唐太宗败兴而归，一场本拟速决的战争就此一拖便是几十年。
《新唐书·太宗本纪》记载了这次战争的梗概：
〔贞观十八年（644年）〕七月甲午，营州都督张俭率幽、营兵及契丹、奚以伐高丽。
十一月甲午，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李世勣、马周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十六
总管兵以伐高丽。
十九年（645年）二月庚戌，（太宗）如洛阳宫，以代高丽。……
四月癸卯，誓师于幽州，大飨军。……癸亥，李世勣克盖牟城（今抚顺）。
五月已巳，平壤道行军总管程名振克沙卑城（今金县）。……丁丑，军于马首山（今
辽阳市郊）。甲申，克辽东城（今鞍山）。
六月丁西，克白岩城（今鞍山本溪间）己未，大败高丽于安市城（今海城南）东南山，
左式卫将军王君愕死之。
九月癸未，班师。
对于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史籍上也做了许多生动的记载。唐军将领负伤乃至牺牲者比比皆是，土卒填于沟壑者则更不可数计。唐太宗也亲临前线，救死扶伤，激励士气。如突厥贵族阿史那思摩于贞观十七年（643年）率部内附后，“授右武卫将军，从征辽东，为流矢所中，太宗亲为吮血……，未几，卒于京师。”（《旧唐书·突厥传》）又如“帝征高丽，诏何力为前军总管。次自崖城，中贼矛，创甚，帝自为傅药”等等（《新唐书·契必何力传》），均见战事之激烈。决战是在安市城外进行的，正当唐军兵临城下时，情况发生突变，“高丽北部傉萨高延寿，南部傉萨高惠真引兵及靺鞨众十五万来援。”而在双方的激战中，高丽“常以靺鞨锐兵居前。”显然是靺鞨军的高昂士气和优良箭术，使唐军饱受重创。最后，“［高］延寿等度势穷，即举众降”时，太宗对高丽部众宽大有馀，“酋长三千五百人，悉官之，许内徙，余众三万纵还之。”而惟独对逞勇好斗的靺鞨部众恨之入骨，竟“诛靺鞨三千馀人。”接着唐军又围城休整达三月之久，仍无力再战，遂于九月撤军，征东战事半途而废。归途中，大雪纷飞，将士们饥寒交迫，衣衫褴缕，唐太宗与将士同甘共苦，但情绪极为沮丧（《新唐书·高丽传》）。以后的东征也都不顺心，四年后太宗在抑郁中死去。
唐军首战不胜的根本原因在于靺鞨部队的介入，而在战前唐朝对靺鞨毫无防范。据《新唐书·高丽传》，甚至在唐太宗向新罗使者阐明他解决朝鲜半岛三国之争的策略时，还曾说过：“我以偏兵率契丹、靺鞨入辽东，而国可纡一岁，一策也。……”（《新唐书·高丽传》）然而，内附和可资利用的靺鞨、契丹部多居辽西营州和燕州地区，偏远的嫩江、扶馀、粟末、长白等地的契丹、靺鞨诸部则并不在唐朝的掌控之列。在战争中，外交又未能与军事并进，“远交近攻”的古训被置诸脑后，乃至于发生了北部靺鞨与高丽结盟抗唐的严重后果。《新唐书·黑水靺鞨传》对此前后始末说得一清二楚：
武德五年（622年），渠长阿固郎始来。太宗贞观二年（628年）乃臣附，所献有常，以
其地为燕州。帝伐高丽，其北部反，与高丽合。高惠真等率众援安市，每战，靺鞨常居
前。帝破安市，执惠真，收靺鞨三千徐，悉坑之。
就此，北方的靺鞨族就成了唐军不共戴天的死敌，从以后唐朝的各次征东战事中，不断地用兵“扶馀道”的史实，我们推测当时与唐军为敌最力者，乃是聚居于扶馀、嫩江地区的靺鞨泊咄和安车骨这两个强部。
在以后的20年中，唐朝和高丽之间的战事无休无止，胜负却始终未能决出。除掉唐军将帅的指挥失误以外，游击战也困住了唐军。庸懦的高宗比起他的父亲来，实在乏善可陈，年号一个一个地换着，却也换不出一个好运气来。若要逐次地叙述高宗时代的征东战事，简直是浪费篇幅，就连《新唐书·高宗本纪》也将历次战事的将帅任命和事态发展记载得极为疏略，以致我们还得从史卷的字里行间去搜证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顺序。
连续20年的抗唐战争，对于高丽和靺鞨人民来说也是一条不尽的隧道，英雄主义的斗争精神早已在黑暗中磨灭殆尽。据《新唐书·高丽传》及同书“高宗纪”等，老迈而顽固的独裁者盖苏文（泉姓）却一味地好战，而他的儿子们早已等着争夺他死后将遍下的权位。高句丽王朝气数将尽了。
乾封元年（666年），高句丽国大难临头，盖苏文一死，内哄即起。继任“莫离支”（相当于兵部尚书或总理大臣）的长子泉男生被两个弟弟男建和男产陷害，出走国内城（今集安对岸），并遗子泉献诚人唐求助。同年六月壬寅，唐高宗任命契必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率庞同善、高侃（契丹族聚居的营州都督）、薛仁贵和李谨行（燕州靺鞨部酋长突地稽之子）等出辽东接应。九月薛仁贵小胜高丽军于新城（今抚顺北）。泉男生率其靺鞨、契丹部众前来会合。唐军进次金山（今开原西北东西辽河交汇处），威胁扶馀地区。十二月己酉，高龄八十的李勣被任命为辽东行军大总管，统率征东战局，战事进入高潮。
乾封二年，九月辛未，李勣率唐军击败敌军，占领高丽西陲重镇新城，由契必何力留守，主持北线战事。迹象表明，此次唐军已不以速胜为战略，而以攻取扶馀、嫩江地区，痛击靺鞨强部为首期目标。
总章元年（668年）二月，据《新唐书·薛仁贵传》，薛仁贵（时年54岁）率两千精兵攻克扶馀城（今四平），扶馀地区三、四十城纳款输诚。唐军进入北部靺鞨、契丹混居地区。在西线失利的危急态势下，男建率大军倾巢而出，《新唐书·契必何力传》载，“时高丽兵十五万屯辽水，引靺鞨数万众据南苏城（今开原以东西丰境内）”，并袭击新城，薛仁贵率部回救，但在金山地区受阻。而据《新唐书·高丽传》，薛仁贵避其锋芒，出其不意东取南苏、木底（今新宾）、苍岩（今通化）等三城，歼敌五万，消灭大批有生力量，进据东部靺鞨粟末、白山部之腹地。高丽败象已露，靺鞨社会大受震动。
又据《新唐书·渤海传》，“……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今敦化北山区）”。而据同书“黑水靺鞨传”，“白山本臣高丽，王师取平壤，其众多入唐”。失尽了辽东、扶馀，朝鲜半岛已无屏障，兼之有生力量在外线被歼，靺鞨外援更无指望，都城平壤也只是危城一座，同书“高丽传”载，契必何力率军于今安东新义州一带渡江，“悉师围平壤”，九月五日平壤城破，高丽国亡。
而我们所最关心的唐军的死敌，Magyar人的祖先，亦即靺鞨安车骨、泊咄两部人民的命运，则更是凄惨，《新唐书·高丽传》的记载是：“男建以兵五万袭扶馀，勣破之萨贺水上，斩首五千级，俘口三万，器械牛马称之”。
对我们来说，究竟是推指挥了这次战役，已是无从考据了，李勣和泉男建分别是双方的主帅，凡事都可以和他们扯在一起，然而那条“萨贺水”在何处，则十分重要。按其音，应该就是后来的宋瓦江，今天的松花江，也就是安车骨、泊咄两靺鞨强部的聚居地区。当时的真相大概是，唐军在占领扶馀地区以后，又以穷追猛打之势进抵嫩江-松花江流域，以图一举肃清靺鞨强敌之后方基地。在薛仁贵率唐军主力东进后，朝鲜半岛告急，高丽部队已无心恋战，急于回救平壤，扶馀-嫩江地区的靺鞨部队已成孤军，最后被唐军聚歼于萨贺水地区。本着唐朝一贯的“以夷制夷”的治边政策，唐军中的少数民族部队，如高侃所率的营州契丹-奚族，和李谨行所率的燕州靺鞨族，似乎也参与了这场“除恶务尽”的扫荡行动。他们在战场上大显身手，战胜后则纵兵虏掠。《新唐书·高丽传》所谓“俘口三万，器械牛马称之”，似乎已不是来自农业地区的中原部队之所为。此时，与高丽方面结盟的靺鞨、契丹-奚族部落的内部已相当空虚，无力抵抗，很可能一场牵动满蒙广大地区的大逃亡开始了，这也就是《新唐书·黑水珠朝》所说：“泊咄，安车骨等皆奔散，寝微无闻焉”。
作为后来欧洲的Magyar人，他们在告别了东方社会以后，先是逃亡，转而漫游，在无垠的欧亚草原上，消磨了二百多个寒暑，和十代人的生息，融入了许多非血缘的族落，也终于忘却了自己祖先的业绩。他们本可以和平地游牧于水草丰盛的南俄草原，大概是肇于9世纪中叶蒙古高原的动乱，[指回鹘汗国的破灭等]后续而来的逃亡者，又抢去他们的牧场，将他们推人了欧洲民族的熔炉。就此开始了他们作为西方民族的新篇章。[Z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