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间促膝小屋
秋耘

那时我在东四十二条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宿舍里有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屋。一架小床，一张写字台，一只书柜以外，剩下的空间可想而知。朋友来了，相对而坐必膝盖骨顶着膝盖骨，由此才真正领悟了“促膝谈心”一词的真谛：就这么一小屋，没处藏没处躲的，让你跟谁谈上几个钟头你不把心窝里的话奔外掏呢？
朋友们倒不嫌。二十出头刚毕业，正扎堆的时候，傍晚下班混饱了肚子，陆陆续续就来了。------不是我葛郎台不管饭，实在是炊具餐具要什么没什么，而且三站地之遥的老爸老妈生逼着回家吃饭。------ 一壶茉莉香片，几袋瓜子，开聊。也不知怎么那么多话，鸡一嘴鸭一嘴的，时间就在这一嘴一嘴中成小时成小时地给说没了。常常是深夜仍不尽兴，而且丝毫不自觉地不减音量。扯着嗓子说，捧着肚子笑。谈笑间，瓜子香茶全灭。瓜子皮厚厚一层堆在地上，踩上去有种木质的吱吱咯咯声，不知悦耳与否，却正如那时的岁月，不甘沉寂。有时我实在熬不住了，拱拱手央求各位金斧兄弟姐妹[金斧者，能砍(侃)者是也]，可否饶在下一道，明晨九点以前必到某某处，拜托各位让我睡了吧。几位莫名其妙看定我，说你睡你的，我们聊我们的，干卿何事？

这般热闹有余清净不足的日子过了若干年，朋友们渐渐各筑爱巢，有了只供二人的促膝之处。我也流落海外数年。此番归来，该见的都见见。况且我这帮狐朋狗友趁我不在之时，不是升官就是发财，清高点儿的也是著作等身(个子还不低)，真让我有海外方一日，国内几千年的恍如隔世之叹。
再聚时，先是问我为什么说一口地道的京片子。“我他妈是北京人你忘了？”我的京片子更地道，京骂都加上了。朋友们说是从“外头”回来的人说话不该跟他们一个味儿，或台式嗲语或港式鸟语，或在普通话中夹杂洋词儿洋句儿的变味儿国语。原来说不利索说了二三十年的母语已经成了某种优越感的标签。无奈我忝居海外八九年无论怎么努力我的中文听说能力就是不肯退步，只好眼巴巴看着这张优越标签贴不到身上了。
二是问我为什么不入美国籍，就跟问我菜市场今儿带鱼便宜你怎么没买两条一样随意。我也就染了这份随意，压下心头千言万语，告诉他们等我明年夏天去欧洲旅行前一定把这籍给入了，听说这样不必国国要签证，能省一二百块现大洋呢。
接下来就说你写点儿东西吧。一听此话我心头一热，老朋友就是老朋友，知道我心上什么地方空虚着。然后就是说海外文学周励什么的，我那一热立马又凉了，说半天还是奔外轰我呀。试探着问，我就写那看不出我是住在北京西藏日本美国的东西不行吗？朋友就说，那可不行，写这样东西的人在国内多了去了。我又问，咱拚功力不成吗？朋友们集体摇头。我心中大呼：原来我要撕了这旅居海外的标签我在朋友们心目中就什么都不是了呀。那句“写点儿东西”不是冲着我说的，是冲着那张标签说的。我才意识到自己活得多失败。十年打拚，从对那异域文化的一无所知到略知一二，那都是应对生活的无奈。殊不知从此得到天空失去土地，却被我最爱也自认略有所长的本土文化不经意地甩出了轨道，到头来那边的文化永远是个旁观者，这边的文化也没你什么事儿了。真如了那鲁迅《在酒楼上》中的感慨：在北方是旅人，南来也是客了。鱼也，熊掌也，谁能有两千年前的孟子智慧。

东四十二条楼上的小屋早被我爸换到他自己管辖之下了；那每晚必铺得厚厚一地踩上去吱吱咯咯作响的瓜子皮也早被扫得干干净净而无人再添新的一层了；香片茶淡了没味儿了倒了；墙上的钟一圈一圈走得累了忘了走了多少圈了；鸡一嘴鸭一嘴的笑闹声远了远了听不见了；朋友们不要我了跟我客气了生分了把我当“外宾”了。

大家热热闹闹敬酒吃饭，纷纷教育我“别把中国忘了”“当个爱国华侨”，又说回来的人是“穿得土里土气，说话怪里怪气，花钱小里小气”，问我是不是也这样。我笑着，举杯，贫嘴，心里在叫：接受我，朋友们，让我回到你们中间，让我们再去找个促膝小屋，咱痛痛快快聊，再晚我也不轰你们，哪怕明天早上九点上飞机，咱也聊到几点算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