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非常现代派的夫妇当年费尽了千辛万苦奔向了新大陆，开始了他们自由的生活。。。十几年之后，他们读生物专业的儿子从常青藤毕业了，可没曾预料，儿子竟然在深造的方向选择上与他们意见相佐起来。因为儿子喜好文学已久，想转向去读文科，而父母却嗤之以鼻，坚持要儿子去读医学院，赚大钱，做个上等人。最终，儿子在父母威权和金钱的压力之下屈服了。让我想起了，五四时代的一名干将，吴虞先生。在批判孔家店之时，他大骂他那个封建老子为混蛋；五四的急风暴雨过后，当女儿开始自由恋爱，他转身又骂他的女儿为混蛋。如果跨越时空，把这完全不搭界两个事件并列一处，仔细端详，对照比较，我们大概可以欣赏到一种异曲同工之妙。

    美国人和中国人相较，或许有许多的不同，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个讲究实用和功利的民族。否则，那个实用主义哲学怎能在美利坚大地上产生呢？在这金灿灿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我倒曾经结识了几位截然不同的朋友，他们虽卑微人轻，但绝不随波逐流，至今不能忘怀。

许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到旧金山来打暑期工，在一家餐厅里结识三个朋友：JIM，CARL，和JOHN。

JIM是个二十三，四岁的小青年，餐厅里的PIZZA师傅。他的PIZZA总是现做现卖，虽稍等片刻，但美味可口，深受顾客的欢迎。客人每次买PIZZA时，都会先问是否出自JIM之手。一天下午，生意清谈，我和JIM闲聊起来，这时我才知道他不是本地人，来自波士顿，而且毕业于有名的波士顿学院的音乐系，吹Saxophone的。谈话之中，我为他惋惜而说了句，“你选错了专业。”

   “没有！”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我。

   “你父母同意你读音乐吗？”我顺着中国人固有的思路。

JIM 睁大他那双蓝色的眼睛望着我：“为什么？是我读大学，不是他们读大学。”

我有点诧异，问道：“你不知道音乐专业很可能找不到工作？”

   “知道，但任何专业都有可能找不到工作。”他这样说。

   “那为什么一定要读音乐呢？”我仍不解。

   “我喜欢！”他非常肯定地答道。

我喜欢，这三字曾经长时间在我心里回荡。一天，JIM笑嘻嘻，悄悄地告诉我，明天他不来上班了，要去旧金山交响乐团面试吹黑管，我真为他高兴，伸出了右手，给他一个big five。第三天，他阴沉着脸来上班，一句话也不说。休息时分，我拍拍他的肩膀，问他昨天面试如何。他用伤心的眼神看着我，说“来的人也太多了，都表演得很好，我大概要被踢出门了。。。”听后，我也挺为他难过，问他：“那你今后怎么办？会放弃吗?”“放弃？不会！去不了交响乐团，我会在车站或地铁站表演。。。”说着话，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种不屈不挠的表情。说真的，我很钦佩他那种精神。一天休息，我有事去坐地铁，走进入口的长廊，忽然，听到远处飘来低沉的Saxophone乐声。走进一看，JIM闭着双眼，两手握着Saxophone，正在如醉如痴地吹奏着一曲BLUE。我走到一旁，屏心静气地聆听着那首我所陌生的BLUE。乐声节奏缓慢，低沉悠扬，缕缕不断的忧郁之中略带着微微的亢奋，它深深地感染了我。。。曲终，一阵掌声之后，JIM睁开眼睛，看见了聆听者之中的我，朝我笑笑，点了点头。我把自己口袋里的钱都放进了在地上他的小布袋里。。。离开时，只听到JIM在我身后说了声：“Take care!”

CARL，十九岁小伙子，来自科罗拉多，在餐厅前面做WAITER。我真正认识CARL是这样开始的，一天傍晚，他临下班之时，走到我的面前，伸手就塞给我一个东西，说了声“谢谢！”我一愣，仔细一看是十元钱。“无功不受禄”，我不明白为何给我钱，走到换衣间去问他，他给我的回答：我们是团队工作，小费应该分享。在中国餐馆里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第一印象是难忘的。我回头一想，今天的生意也太好呀，WAITER要靠小费过活，仍想把钱还他，在一旁的JIM看出了我心思，笑着对我说:“Take it！Take it！”我看看CARL已经走了，也就只好这样作罢。

一天上晚班，也是大家高兴的日子，PAYDAY。餐厅老板Michael信任我，要我最后一个走，并把大门的锁留下。下班了，息了火，关了灯，锁了门之后，我正要转身去车站，一看CARL站在路边，“这么晚了，他怎么还不走？”我心里纳闷，走上前去问：“CARL，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家啊？”他朝我笑笑：“等出租车”。哦，今天是PAYDAY，我想起来了。CARL是科罗拉多来的，在本地没有一房一舍，就住在JUNKYARD，一辆报废的公共汽车里，那就是他的家。有了钱，不能租间房子吗？薪水一到手，不坐公车却要坐出租车，他的举止让我实在费解。但这毕竟是人家的私事。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也说了声“Take care!”

第二天，我把这事说给JIM听，JIM告诉我CARL的故事。CARL的父母在科罗拉多是非常有钱的富商，有多处房产，可是CARL不愿受父母的控制和支配，为了争取自由，十八岁就跑到了旧金山来独身闯世界了。以后，他父母找到了他，要他回去，他不干，要给他钱，他也拒绝。他不在乎钱多钱少，只在乎自己自由，少受管束。他现在有钱也不愿意租房，这样住在JUNKYARD，似乎更觉得生活自由。是啊！有所得必有所失，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呀。

我们餐厅的各式各样的汤是鲜美无比，大多出自于JOHN之手。JOHN是个意大利的后裔，大约三十几岁，瘦高的个子，留着一头乌色的长发，穿着黑色紧身皮夹克。一眼就可看出，他是个艺术家。JOHN是画西洋油画的（我不知道他是哪一画派），据说他的作品在一些店里有卖，也办过个人画展。他被Michael用高薪聘来为半工，是专门来做汤的。JOHN每个星期来三天，一天做五个小时，讲究食汤的老顾客都知道JOHN的工作时间表。所以，每当JOHN来上班，餐厅的生意会特别红火，那些前台服务的都笑逐颜开。JOHN每次来都是笑呵呵的，从来没见过他脸上阴云密布；可在工作时，他那个表情非常严肃，不说一句废话，也不允许别人来搭讪。等工作结束了，他的脸又恢复了笑呵呵，灿烂的表情，然后等着他的女朋友来接他。JOHN的女朋友也是他的模特儿，是个身材苗条，金发高个的美人，也穿着一件黑色紧身皮夹克。每次来接JOHN，他们俩先来下FISH KISS，然后向我们大家微笑着招招手，步态轻盈，长发摆荡，飘飘然离去了。我们大家都会把这一刻当作餐厅里最美的镜头来欣赏。

    一天，JOHN仍然笑呵呵地来上班，第一个走到我面前，握着我的手说：今天是他最后一天上班了。我大吃一惊，眼睛直直地盯着他，问道，为什么？不是做得好好的吗？他对我苦笑了一下，告诉我故事是这么发生的：由于JOHN的汤带来红火的生意，Michael希望他能从半工变成全职，这样餐厅生意可以一直红火下去。这对其他人来说也许是件好事，可是JOHN不愿这么做，因为他深爱着他的画板，把自己一半以上的时间倾注在那画板上。所以，他不愿意为了口袋里多几个GREENBUCK，而使自己的心爱的画板蒙尘。这样，Michael认为，为了避免生意跌荡起伏，只好去另找做汤的师傅，而让JOHN另谋高就。

       最后，我问JOHN是否找到了另份工作，他只告诉我有家餐厅对他的汤有兴趣。说完之后，JOHN还像往常一样地工作，工作时侯还是那么严肃认真，然后她的女朋友还来接他，他们还是先来个FISH KISS，再向我们大家微笑着招招手，飘飘然离去了。飘飘然离去，多么潇洒的定格镜头，这并非人人可为之，能为之，愿为之。

暑期就要结束了，那天是我最后的一天。中午时分，Michael让我早点回去，并给我结算了一天的工资。临走时，我向JIM和CARL道别，他们各自给了我一个hug。同时，我心里在想，真可惜，再也看不见JOHN了。然后，我向他们也招招手，就此告别了。在公共汽车上，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涌现出JIM，CARL，和JOHN的形象，他们在我的心目中是那样自信，坚毅，潇洒，一身鹤然风骨。我忽然意识到，象我们这样的人尽管多读几年书，仍茫然于真谛，追求高学历，骨子里是如此俗媚猥琐；解脱了一个环境所致被迫的桎梏，却自觉地戴上另一个屈服现实的枷锁；在原来所追求的呈现于面前，是那样的缩手缩脚，瞻前顾后，活脱脱一个现代的，好龙的叶公。猛然间，我又意识到，我更能理解了在人欲横流的古希腊雅典帝国，花园学派伊壁鸠鲁的快乐论是如何产生的。

站在橘红色竖琴般的金门大桥旁，极目眺望一湾平静湛蓝的海水，点点游动的白帆，唧唧之声飞翔的海鸥，从葱绿青山上缓缓流下瀑布似的浓雾，顿然，我对这所城市有了一种亲切的，家的感觉。我喜欢涌入眼帘的良辰美景，世上独一无二的宜人气候，更喜欢有着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溶入骨髓的Liberal。这时，我在心里默默地唱起了那首著名歌曲，“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