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你说我死了算什么？
唐：哎，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姜：上报纸？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唐：哪两句话？
姜：“一青工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唐：就这么两句啊！
姜：你看看，连名字也不给我登，我整个反面典型……
这段对白如今再也不会让我笑出声了，而当年为之欢笑的人们可曾感到过一丝悲哀？“横死”的恐怖，每天都在有关部门的谆谆教诲、信誓旦旦中消解于无形，兼以“稳定”的名义。想起美国二战纪念馆的墙壁上成千上万个囚衣号码，在无法查实姓名的情况下，美国人对待历史、对待他们死于异国集中营的同胞采取了这样的态度，而我们用来“儆戒后人”的，仅仅是些按照汉人对历史的理解精心打造的浮雕；还有那些统一定做的蜡像，不论是死了的英雄还是活着的败类，一律面带慈祥的民族笑容。
虹桥案的死难者们，不知他们的后事是如何处理的。鉴于此案的影响，家属们应该感谢过“政府的关怀”了。那么，克拉玛依葬身火海的孩子们呢？他们生前入耳的最后一句话是“让领导们先走”，以他们的年龄，可以听懂这句话。山西煤窑的民工呢？连续爆炸发生一个月后，中央电台的播音员还在津津乐道省委会议上的指示：“吸取教训，防微杜渐”、“亡羊补牢，犹为未晚”，诸如此类，最后点评道：
“……彻底整治个体煤窑，是对生者最大的关爱，对死者最好的慰藉。”
我立刻放下碗筷，把这话记录在台历上。我宁愿听不懂它，作为中国人，我担不起这种耻辱。
姜昆有三段“历险记”：《电梯风波》中的“我”被关在电梯里，见识了“效率大楼”的官僚主义百态，最后给炸上了天，《捕风捉影》中的“我”则深受流言蜚语之苦，走投无路。三场横祸，《虎口遐想》是最著名、也是播放最多的一段。所幸姜昆安全得救了，免遭死后成为“反面典型”的厄运；更幸运的是，他得到了一个回顾自己一生的机会，且不论他想的东西有多少意义。被猛虎夺去生命的饲养员也算是幸运的了，他的横死毕竟触动了上海大小媒体一贯麻木的神经，且不论这其中有多少偶然因素。
还有什么可说的？在一个“横死”得不到应有尊重的社会，千万请珍惜自己的生命。
怀念可爱的相声艺术（7）：泪眼送别高英培
谨以此文送给远去的高英培先生
年初二，高英培先生走了。我得到这个消息，已经是在三月中旬。猛地听见电台里高先生的门生孟凡贵说道：“有两千多人赶来为高先生送别……”我呆住了，好一阵没有回过神来。1928年出生的高先生，多年来我始终觉得他是个年轻人啊。
赵佩茹老先生的两位高徒——高英培和李伯祥身上都洋溢着天津相声演员的热情奔放：嗓门大，语速快，手舞足蹈，活力四射，但是“快嘴”李伯祥的表演有说有唱，高先生却不会唱，他以他的勤奋和投入弥补先天的弱点，把他“说”的长处发挥到极致。孟凡贵回忆说，高先生的演出，场场都如往观众群中仍重磅炸弹一般，非“火爆”二字能够形容得了的。某一回在剧院的厕所里听到外面的不断爆发的笑声和掌声，孟凡贵说：气氛热烈得“让人害怕”。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高英培先生已经年届半百，然而他和他忠实的搭档、同样优秀的表演艺术家范振钰先生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他们身后有杰出的相声作家王鸣禄先生勤勉地从事创作。整个八十年代，“高范”的黄金组合留下了一段段既让人乐得“腮帮子疼”、又给正要扬眉吐气的中国人以严肃警醒的艺术精品。《教训》这个段子是在劳教局首演的，高先生塑造了一个在家庭溺爱纵容下长大的小流氓，他从赶时髦、骂街、抢西瓜发展到持刀行凶进了监狱；另一部佳作《不正之风》的上演使“万能胶”名闻遐迩，这个到处拉“关系户”走后门的人，最后落得个用殡仪馆的灵柩车去接新娘、丑态百出的下场；《扯皮》揭露有中国特色的官场作风；《大家研究》则通过一个父亲一天的遭遇把人口爆炸带来的社会危害性展露无疑。高英培的相声是真正的针砭时弊、直指丑恶的艺术，与之相应的是他犀利的言辞，让你在放声大笑之后不由激动地拍案叫绝。
范先生退休后，高英培又和徒弟孟凡贵搭档，推出一批新作。花甲之年的高先生台风趋于稳健，而对现实的批判力度丝毫不减当年。例如揭露吃喝腐化之风的《鱼儿问答》，由市场上假货有感而发的《假酒》。这时最著名的段子，当属堪称“反腐败”力作的《人鸟之间》：“我”办件麻烦事需要盖章，于是带了一堆礼品找到了“糊弄局”局长的家里，局长没在家，却意外地和局长养的一只可爱的八哥发生了一段谐趣横生的对话。这只八哥吃鸡鸭鱼肉、喝咖啡、进十全大补、甚至抽万宝路，在主人的熏陶和授意下，它也学会了向客人收礼。谈笑之间，这位没露面的局长贪得无厌的嘴脸已经呼之欲出了。在两次向八哥送礼之后，“我”的事儿也顺利办成了——一个沉重的话题，就包含在了一场看似轻松的奇遇中，意味深长。
我进大学以后，《欢迎批评》成为我常常重温的作品。我惊讶地发现一段八十年代的相声在15年之后，仍然足以让我们这群会议室里道貌岸然的“学生骨干”无地自容——相声描述的所有的一切无数的人仍然在一个共同的美丽谎言下进行着，而且越来越呈现低龄化的趋势。中国式的“组织生活”，在这个节目中彻底暴露了它的虚伪。这是在上级考察团考察工作的前夕，高英培以曲艺团相声大队队长的身份向自己的队员范振钰请求措辞尖锐、态度诚恳、“披肝沥胆、刺刀见红”的批评，并做了大段大段的动员工作：
“……您别害怕批评，别因为我是队长又是兼职的舍不得批评，您对我的批评就是对我的爱护，我，作为一个基层工作单位的负责人，如果不能及时发现我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和缺点，我将是对人民事业的渎职对革命的犯罪……”
“……不要怕批评，同志啊，不要怕批评，我跟你讲一讲，我，作为一个基层单位的工作人，如果不能发现工作中的错误，那我将怎么样呢？我现在有决心，为了祖国的振兴，为了四化大业的完成，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我将像先烈那样，抛头颅，洒热血，誓将遗愿化宏图！”
“……老战友，咱们这么多年，希望你帮助我吧，给我提点意见吧，多提意见吧，我跟你说，我热爱我们社会主义，我热爱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我誓死保卫社会主义，誓死保卫光荣正确伟大的共产党，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高英培，自有后来人！”
范振钰慌了：“您到这里是来征求我的意见来的还是教育我来的？”
然而这位队长真正需要的是怎样的一种批评呢？请看他的部下“乐队弹单弦的老赵”作的示范：
范：……上次那个总结会，老赵给你提意见了，态度还很尖锐，因为我没赶上，你能不能在这里给我们学学老赵那天是怎么提的意见的？
高：当着大家的面？可以，你看他那态度：
“高队长，我给你提个意见！噗！你压得我都喘不出气来了，你这叫什么工作作风？你说你，没黑天带白天地这么干，你不要命了是怎么的？”
范：……
高：“你看把你累的这身病……”
范：你有一身肥胖病！
高：“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真要把你累垮了，我们这帮人靠谁带啊？”
范：嗬！
高：“现在我向你提出强烈的抗议，如果你再不接受，我到上级告你去！”
范：好好，高，这样的被告我也乐意当啊！
高：提意见的原则是和风细雨啊，你说我能计较他的态度吗？
范：……
高：再说他到上级告我是人家民主权利，我能不支持吗？
范：嗯，应该支持，应该支持到底，告得越高级越好！我说队长同志，我跟您商量电事儿，老赵告你的时候连我一块儿告了怎么样？
高：咳，你搀和这干什么……闻过则喜广开言路嘛，尽管老赵是这个态度，我该对他怎么着对他怎么着，该对他怎么用怎么用，像上回队里调级，啪，我就给他调了一级。
范：调了几级？
高：调了一级。
范：这就是你的不是了，起码应该调个三级四级的。
高：怎么呢？
范：像这样的老滑头你哪儿找去？
…………
八十年代我就听过这段相声，直至九十年代末、虚伪的节目早已在我身边定期上演多时，我才突然接受到“高范”传递来的告诫。我选择了形式上的不合作，冷冷地等待一出出叶公好龙的闹剧从开演到剧终。我努力躲避每一场“批评与自我批评”，实在被盯梢得紧的话，我便带上我的诗抄本，一边念，一边不时装模作样地写写。我发现在这样的场合，人们普遍使用一种无师自通的“隐语”，这种《中国黑话大全》里没有收录的语言，我根据每一次会议记录做了整理：
“工作上不够细心”、“工作方法上需要改进”——你已经在工作、而且很努力了；
“工作中要发挥创造性”——别让你任职以来的履历一片空白啊；
“学习成绩不够优秀”——可惜了，别的方面你无懈可击；
“要更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做干部难免会得罪人的；
“性格过于内向，要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以免得不到重视和提拔；
……
这就是我们“内部”的语言，一进会议室，我们就自觉地学会并使用这种语言，在激烈的、尖锐的相互批评中我们增进了团结、增强了一个战斗集体的凝聚力。唯独我的不配合态度使同志们普遍不愿意“批评”我。因此每次有关我的评议总是最短小精悍的，“有自由散漫倾向”、“工作积极性不高”之类。唯有一次，我得到了一句比较有想象力的评价：
“接受各种西方思想时，要注意辨别是非”。
我很自豪，同志们终于因为我的存在说了句实话。
大四那一年，我借口找工作正在试用期中，成功缺席了所有的“组织生活”，为此我甚至迟迟不去佩手机，避免了和组长的直接对话。这是我最自由、呼吸最畅快的一年，每个夜晚我从教室回来，就在寝室的窗边拧亮台灯，摊开书本和笔记本，继续我那“不辨是非”的工作。
我和相声相伴近二十年了，从很多名篇佳作里得到过启迪，但《欢迎批评》的影响也许是最重要的。人这一辈子最可怕的，莫过于没有思想、没有个性、没有反省的生活。
尽管高先生在舞台上较多地表现反面人物的嘴脸，经常把厚道的范先生气得目瞪口呆，但是台下的高英培有着一介平民的谦逊和朴实。高先生经常教导他的弟子：相声演员一定要谦和，要敦厚，不能给人以“油滑”的印象。当下的那些走红笑星，在高先生面前应该反思反思了。
孟凡贵说，天津观众在先生五十岁时就亲切地称呼他“高大爷”；高先生在天津登台，一开口“老几位，我想你们哪！”迎接他的便是全场震耳欲聋的欢呼和掌声。范振钰先生说：高英培走了，我就像丧偶一样悲痛！
高英培先生可以安息了：他的病榻前有弟子们夜以继日地守候、照料，他远去时有数以千计的人赶来挥泪送别；这些泪水承载了多少爱、多少悲伤、多少留恋，足以回报他一生对可爱的相声艺术忠诚的付出，足以回报他给民间洒下的无穷欢笑。
怀念可爱的相声艺术（8）：怀念李文华，怀念八十年代
惋惜姜昆的时候，就会想念李文华。姜昆才华横溢的日子，多亏了李文华的支持。而李文华也是自从遇上姜昆之后才算有了出头之日，之前他同许多演员合作过，都没能长久。
李文华，朴实无华的名字，却让无数人惦念着。八十年代的舞台上有了他和姜昆，多少由衷的欢笑声久久盘桓在人们耳际。姜、李搭档的表演，段段活儿都充满着年轻人的激情澎湃，而李文华那张起皱的脸上，带着孩子般天真烂漫的笑。专事捧哏的相声名家特点个个鲜明：郭启儒的慈祥，赵世忠的稳重，赵炎的爽朗，唐杰忠的厚道，李文华，人们把“蔫包袱”这个名词专门送给他，这是他莫大的荣誉。这个貌不惊人的小老头，在“蔫”里藏着机灵，他慢慢悠悠、无精打采的谈吐、那副再普通不过的嗓子，总是出其不意地迸发出幽默火花。李文华是为相声而生就的“蔫”，也只有在奇异的相声艺术中，蔫蔫的李文华才能光芒四射。
侯耀文称这两人的搭档妙在“顽童戏老叟”的效果。依我看，“老叟戏顽童”才是姜李搭档的神韵所在。比如呼吁环保的杰作《严重警告》中说到水电站的一段：
姜：我们国家有个小丰满水电站，您知道吗？
李：知道，电视里有。
姜：电视里怎么说？
李：“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
姜：咳，你说的那是小丰田！
李：你说的是大面包？
姜：谁说大面包啦？
再比如《互相尊重》，姜昆学一位广东顾客抱怨商店营业员的服务态度：
姜：“那天我到商店里去买东西，我都找不着售货员的影子。”
李：售货员哪儿去啦？
姜：“不知道，后来我说看看东西，看见柜台上放着一双皮鞋，我一碰，哇——吓我一大跳！”
李：怎么啦？
姜：“原来那是售货员的两只脚丫子！”
李：咳！把脚搁在台上了！
姜：……售货员要尊重顾客，要笑脸相迎、笑脸相送……
李：就是！
姜：你说你把脚搁在柜台上算什么意思？你脚上又没有长眼……
李：哎，要长那也是鸡眼哪！
相声理论中，捧哏演员一般代表和观众一致的“常识”，通过叙说常识和逗哏演员的话形成反差，产生笑料。李文华的捧哏，妙就妙在他一本正经的样子本身暗藏机锋，姜昆掷出的“包袱”在他的妙语中开了花。
如果说马季的歌颂型作品由于带有太多的时代局限而使艺术性打了折扣的话，那么他的徒弟姜昆八十年代的相声成功超越了“歌功颂德”的俗套，标志着新时代相声艺术的一个巅峰。而甘当绿叶的李文华站在姜昆的身边，烘托出一代年轻人的心声。高英培、范振钰的讽刺类作品听后扬眉吐气，而姜李搭档的很多节目却以风格清新见长，有使人热血沸腾的神奇效果。《我与乘客》、《棒打与溺爱》、《诗歌与爱情》、《时间与青春》、《如此照相》，这些二十多分钟以上的段子，由姜昆清脆的嗓音和李文华质朴亲切的长者之风珠联璧合地配合表演，此时，争辩这样的作品属于讽刺还是歌颂已经不重要了：他们共同献给你一个神清气爽的夜晚。
舞台上的李文华，恰似一个过来人欣喜而好奇地打量着后辈。而这是一位多么和蔼、多么谦逊的长辈！他对新生事物总是表示敬意，总是细心聆听年轻人讲话——所以姜昆讲古代优美的爱情诗篇（《诗歌与爱情》）、讲北海的名胜掌故（《北海游》）、讲中国民谚（《谚语》）、讲珍惜时间的道理（《时间与青春》），得以投入满腔的热情。直至今天，那熟悉的《时间与青春》依然如同三月里拂面的春风一样激励着我：
姜：……所以我想给青年朋友们写一首诗，鼓励他们要珍惜时间。
李：那，咱俩一块儿写！
姜：你也会写诗？
李：嗯，我也想写。
姜：那我说上句。
李：我接下句。
姜：看谁说得快呵。
李：好嘞！
姜：（深呼吸）啊，时间——多么宝贵！
李：啊，光阴——一晃就没！
姜：要让生命——放出光辉！
李：闪着点儿亮——多美！
姜：您这都什么词儿呀？
李：这么说合辙押韵哪，好听啊！
姜：那接着来。要和时间赛跑——
李：不论谁都得挨个排队！
姜：为了理想我们谈何辛苦——
李：吊儿郎当自找受罪！
姜：前进！
李：快追！
姜：前进！
李：迈腿！
姜：……怎么迈腿也出来啦？
李：不迈腿怎么前进哪？
我没有赶上八十年代的十年，所幸还有“姜李”的相声，它们包含了那十年的激情、十年的理想主义和青春活力。磁带里还有一段《祖爷爷的烦恼》，我发现这时的李文华，嗓子已经明显大不如前。从第一句搭茬起，他过去那种独特的憨厚、拙朴的声音沙哑了许多，让人心酸。李文华终因喉癌告别舞台，不仅是相声界的损失，更是八十年代人的遗憾。看过春节晚会，再听《时间与青春》的录音，我不由感叹：人的欢笑，原来可以如此透明、率真！
怀念可爱的相声艺术（9）：侯宝林和戏曲杂谈
侯宝林先生离去是在1993年的夏天，我感到一点悲伤，虽然他谈了很多我不喜欢听的戏曲，可我知道他在曲艺界的地位非同一般。再看电视上先生的遗像：长脸、细目、下颌微微抬起，安详中透着飘逸，满称得上“仙逝”。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侯先生身上的确是带着仙气的，不然他无法把京剧、评戏、越剧、京韵大鼓、河北梆子等等学得惟妙惟肖。早年天桥“摆摊儿撂地”的演艺经历是这些相声前辈们共同的财富，那时的艺人往往身被多项技艺，兼采各家之长。“单口相声之王”刘宝瑞熟悉太平歌词、单弦、西皮流水，到侯先生这里，众多的京剧唱腔——裘盛戎的裘派、马连良的马派、周信芳的麒派、梅兰芳的梅派、谭富英的谭派，如数家珍，个个能学，他借助戏曲身段和宽敞豁亮的嗓子充实自己的艺术特色，逐渐形成潇洒倜傥、英姿勃发的台风。由于对戏曲的挚爱，侯派相声的半壁江山被杂谈类节目占据，谈的是“戏曲与方言”、“空城计”、“阳平关”，诸如此类。
优秀的相声演员都擅长观察生活。侯宝林研究戏曲的细致让我不得不佩服，发音、语言、动作甚至舞台道具、布景他都能侃出一大套来，时有新鲜之语。谈论典型的武戏《武松打虎》，他有一段很逗趣的议论：
侯：过去演《武松打虎》，扮虎形的那个演员最累……老虎上台来，什么挠挠痒痒啊，喝口水啊，打个滚儿啊，一见那边来人，下去了。
郭：是这样。
……
侯：现在戏曲改革以后，合理了，首先说老虎看见武松不往起站了……
郭：不往起站？
侯：老虎不能站起来跟狗熊似的。
再比如戏曲和电影的区别，也被他谈得妙趣横生：
侯：演电影的，比如说拍一群人在这儿吃饭，导演一声令下，大家坐下吃饭，吃吃吃，吃了一半导演觉得不满意，一挥手……
郭：怎么样？
侯：“添饭，重吃！”
郭：这顿就算白吃了。
侯：戏曲就不一样，它不能真吃……你多的看见戏台上也上一桌子菜，老生把胡子摘下来吃海参？
郭：那……
侯：吃完了嗓子也哑了唱不了啦！
相声表演的难度越来越低，很大程度上在于老一辈演员常演的杂谈戏曲类的节目，现在已经不多见了。要在没有多少故事情节的情况下谈好戏曲，演员在一场演出中必须把说学逗唱四门技艺完全施展，使出浑身解数保持观众注意力的集中。在存留于世不多的录像中，不着行头、只一袭灰色长衫的侯宝林仰仗着一流的唱功和出其不意的笑料，以这些节目阐发了一种富有情趣的美学理想，让观众明白：戏曲和相声一样，都是贴近生活的、意味隽永的艺术。
没有伴奏的相声舞台成就了侯派卓有特色的戏曲清唱，甚至也深刻影响到了下一辈侯跃文的清唱风格。侯宝林学过的戏曲人物从诸葛亮、关羽、苏三到祝英台，角色从老生、花脸到青衣花旦，剧种从京剧、评戏、越剧、京韵大鼓到河北梆子，样样精通。那豁亮的嗓子、纯正的唱腔得到过京剧演员的肯定。除此以外，侯宝林台下的钻研功夫远远超出了一般相声演员，深入到戏台上一举一动，据说排演《关公战秦琼》时，侯宝林特地请教了京剧艺术家：关公那个代表性的亮相姿势，究竟是左手捋髯、右手背在身后，还是右手捋髯，左手背在身后。
积累下足够深厚的戏曲造诣之后，侯宝林便不满足于单纯的杂谈了。他见证旧社会艺人的艰辛，知道身处社会底层的滋味。1949年后经他改编的《三棒鼓》，是融合戏曲杂谈和现实批判的杰作，说的是老太太赶一场庙会受骗的经过。那时的庙会，演最粗陋的戏，却转着法子骗钱。进门付门钱，坐下看戏付座位钱，戏开演之后后台打鼓，每打三下“嘣嘣嘣”，就有人出来收费：
侯：“这儿来一毛，那儿收一毛……掏钱吧老太太！”
“我进门可就给钱啦！”
“那是门前您呐跟我们这两码事！”
“是，我坐这儿又5毛啦！”
“那是座位钱您呐跟我们这两码事！”
“噢，你们都两码事啊？”
“前后台五十多人都指这吃饭一毛两毛您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郭：好家伙！
侯宝林传神地模仿了看戏的老太太和庙会管事的之间的对话：前者挨了宰满面苦相，说话声音颤颤地带着委屈，后者收钱收得心花怒放，说话像连珠炮几无停顿。侯宝林那两道会说话的倒挂眉毛一忽儿收拢、一忽儿散开，喜怒哀乐在他的脸上瞬息万变。老太太说了掏钱请嫂子一起看戏，遭遇骗局时那种既要面子又心疼钱的复杂心理，侯宝林揣摩得真切：起初三次敲鼓，老太太还做出大度的样子：“唉，就当今儿我过生日！”到了第四次鼓声响起，老太太坐不住了，拉起嫂子就走：
侯：“嫂子，咱走吧咱不听了。好家伙说什么也不听这玩艺儿了，什么都没听着就听嘣嘣嘣啊！”
到了门口，把门的不让走：
“掏钱吧老太太！”
“我不听了还要钱哪？”
“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郭：嚯！
我始终相信，最优秀的相声段子是能让一个人感伤的，或早或晚。侯宝林爱拿戏说事，说的是民间流传的往事，艺人百姓对旧时代的片片记忆。他叙述的那些荒唐可笑的故事——皇帝驾崩，连红鼻子的人都不准上街（《改行》）；大军阀韩复榘的爸爸蛮横无理地逼迫演员改戏词（《关公战秦琼》）——本身就是一出出精彩大戏，世态炎凉尽在笑声中融化入人心。保存这些往事（或许也是“集体记忆”的一部分？），相声的形式比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忆苦思甜做得更好。
有一个段子里，侯宝林曾经声称“我在国外拿了一个戏曲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是“论戏剧与水利的关系”，想想有趣：对自己如此钟爱的戏曲，侯先生也会开个玩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