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清朝的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残酷，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秦始皇的“坑儒”与之相比也黯然失色。绝大多数的文字狱都是在“盛世”的康熙、雍正、乾
隆三世，如康熙2年的庄廷 的《明史》案，株连甚众，“名士伏法者221人”（陈康祺《郎潜纪
闻》卷11）；雍正6年的曾静、张熙案不仅诛杀了许多人，充军了许多人，而且连死者都被开
棺戮尸枭首示众。乾隆朝文字狱更是家常便饭，案件总数比康、雍两朝合计增加四倍以上。残
酷的文字狱产生了恶劣而深远的影响。在此背景之下，知识分子要保证安全，只有走两条路，
一条是做无实用价值的八股文，考科举，做官之后去压迫民众，另一条是埋头于故纸堆里，去
做寻章摘句的考据工作。这两项工作无论做得多么好，都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甚至还要阻碍
社会的进步。还有，文字狱使满清政府跟人民的距离拉得更远了，人民对政府更痛恨，更不关
心了。

满清统治者在文化上实行极权统治的另一个具体表现，就是以“御纂”和“钦定”的名义对全国
书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审查，许多有思想启蒙意义的进步书籍被他们以“悖逆”的罪名加以删改。
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时，就有许多书籍被进行了这样的“阉割”而让人们“不识庐山真面目”了，
更严重的是大量的有价值的书籍被他们销毁。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
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章太炎《哀焚书》第五十八）。当代学者顾关元先生据海宁陈乃乾的记

载，则认为所销毁的书籍是《四库全书》总数的十倍。因此，顾关元先生指出，满清统治者借编书的
名义号召人们“献书”，而其实是大量地毁书，比行令强制毁书要高明得多，其目的不是在文化而
是在政治。这无疑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一次空前大浩劫，其破坏性肯定是大大超过秦始皇“焚书”
的。因为秦朝时中国的文化典籍毕竟有限，而清朝时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了。可以说，象满清统治者
这样的对文化典籍的整理，不要也罢，让那些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精神遗产保存在民间，将会更有
价值。

最重要的问题是满清王朝统治中国268年间，中国到底有没有进步，有多大进步？这个问题我们由
以下几件史实的对比中也许可以找到答案：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广泛发展海外关系，进行物质和
文化交流，并展示国家武力，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抗衡，其造船术和航海术在当时世界上都是一流的；
明神宗时张居正改革之后，“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欧洲的人文学士在提到中国时无
不羡慕向往”（据金庸《袁崇焕评传》中所引用的有关史料）；明代末年已有从西洋进口来的火枪和火
炮，崇祯皇帝上吊之前就用当时最先进的三眼枪来抵抗过。而在1792年（乾隆58年），英国派使臣马
甘尼来到中国希望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马甘尼看到中国极度落后，武装部队如同叫花子，使用的是
西洋早已抛弃的刀枪弓箭之类，高级官员都不识火柴为何物；1852年太平天国攻占岳阳后，从地下
掘出了200年前吴三桂所埋藏的大炮，居然锐不可当，很快就依靠它攻占了湖北重镇汉阳，清军的落
后可见一斑。

以上这些简略但确凿的史实，彻底划破了所谓“康乾盛世”的漂亮画皮，我们可以看到隐藏在画皮下
的是满清王朝吃人魔鬼的丑恶面目，认识到他们的所谓“创业史”其实就是吃人的历史、“败家”的历
史。象这样一个阻碍了中华民族正常发展近三百年，使中华民族沦为任人宰割的、西方人眼中的“劣
等民族”的残暴、腐朽的满清王朝，我们还要真诚地歌颂，还要无限怀念而不胜向往吗？我们还要让
它“真的再想活他五百年”（电视剧《康熙王朝》主题歌歌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