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消息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 趁着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势头，在2000年戛纳影展上为杨德昌拿下最佳导演奖的《一一》终于在香港放映，难得急性子的香港人也有不少入场去看这部长达三个钟头的讲述台湾家庭琐事的故事片，此次访问中，杨德昌讲述了拍《一一》的一些内情。

　　记者：《一一》这个戏名有什么意思？

　　杨德昌：起初拍戏时想用个简单的片名，于是用了这个最简单的《一一》，而且由一开始，再加上一就是二，也就是影片由最简单的开始发展。

题材：

　　记：感觉上《一一》比你以往的影片有较多的温情。

　　杨：这主要在于题材上。以前的影片讲年轻人，比较焦虑，这次主角较为成熟。显示出来的心态也就不同了。

　　记：心态的转变是否与自己也改变了有关？

　　杨：这仍是看题材。影片的心态是由题材决定的。其实一部片的风格，甚至镜头的摆放，很多时在定了主题后就自然会出来。主题决定了各个层面的东西。这次的题材要用平静的方法拍摄，拍出来也就平静了，与换摄影师无关。

　　记：《一一》的题材是家庭，为什么会以此为题？

　　杨：从一个家庭可以看到不同年龄的人。由小孩、青年、中年、老年都有。可以看到整个生命过程。

故事：

　　记：据说你这个故事发展了很久。

　　杨：那是在十多年前开始构想的故事。

　　记：经历了经济困境的台湾，会否对影片的面貌有影响？《独立时代》和《麻将》都是最富裕的时刻，《一一》中吴念真角色遇到的难题则显得是这几年经济困境的现象。

　　杨：这主要还是现实和题材。《独立时代》讲的是新的文化与旧的文化的矛盾。《麻将》讲的是十几岁的青年如何接受社会给他们的讯息。我一向都想做不同的东西，只是都以台北为背景。而这其实是一种资源的考虑。我常用写实的手法拍，是因为拍台北比较能省资源。假如资源许可的话，我也会拍其他的影片，例如古装片。像《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也算得上是部“古装片”，要对过去做很多研究，需要资源去模仿过去。工作条件改变，我会拍其他的东西，这是很实际的一面。

　　记：你会否拍摄自己的美国经历？

　　杨：这也是可能的。不单是美国，我到处游历时常会想到很多不同的故事。都有可能发展成影片。我不是拍完一部戏才想另一部戏，往往是不断构思各种可能性，常藏着十几个故事，到情况适合时拍摄。

风格：

　　记：你的影片常是多线叙述，是否一种有意识的风格？

　　杨：也不是。由于用现实的手法，为了呈现其多面性，也就多用这个手法。这始终看题材，假如一部影片要讲两个人。就只有这两个人，其戏剧性足够的话，再加多个人物都是多余的。《一一》讲的是家庭，就要从每个家庭成员讲起。于是就有了多个人物的叙述方式。不同的题材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出来的影片就会不一样。

音乐：

　　记：《一一》的声音处理很有特色。

　　杨：是的。电影其实不单只是画面，除了画面还有听的地方。那是很重要的创作元素。什么时候让观众看到听不到，什么时候让观众听到看不到。什么时候利用画面外的环境声，与摄影用构图互相配合是很重要的。那可以令影片更凝炼及令观众有更真切的感觉。我除了看很多电影，受到他们无形的影响外，生活上其他人物如政治家、运动员都会对我的创作有启发。记得读中学时，有位老师教批改另一个同学的文章。说他描写宁静就只识得往静的方法上去写。有时有声响反而更能突显宁静。这句话对我的启发很大。有时掉个铜板在地产生声响，反而更突现到环境的宁静。《一一》的音响杜笃之在本片上提供很多创作上的帮助，只可惜声音处理这一个岗位较易受到忽略，得不到应有的肯定。

演员：

　　记：难怪你的影片会换摄影师，但一直都只用杜笃之录音。影片演洋洋的童星很特别。

　　杨：那个孩子的气质很特别。我为他改了一点角色的年龄。他有种很鲜活的气质。他会问父亲，零代表没有东西，既然没有东西，为什么还要零字。可能我们每个人孩子时都会想过这一类问题。他很爱把手放在胸前搓，姿势很特别。后来才知他是模仿爷爷。

　　记：吴念真演ＮＪ也演得很好。对你来说，起用吴念真演男主角会否是个大胆决定。他之前好像只在《麻将》客串过。

　　杨：还有《悲情城市》也有客串。那都只是来玩玩。我知他是个很好的演员，对他很有信心。假如找不到他演，我甚至未必有信心拍本片。

杨德昌：
第五十三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

　　祖籍广东梅县，生于上海。１９７０年赴美留学，获佛罗里达大学电子工程学位。１９７４年赴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电影。１９８２年编导了影片《指望》，该片突破台湾７０年代巨片主义，开创了专拍社会与家庭生活的充满情趣的实验电影时代，被称为台湾新电影的开山之作，与侯孝贤并称为台湾新电影的主角。

主要作品：
《一一》（２０００）、《麻将》（１９９６）、《独立时代》（１９９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１９９１）、《光阴的故事》（１９８３）、《海滩的一天》（１９８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