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中国改去改来的地名路名，似乎还是美国的这些名人更有幸，平生功过是非，后人尽管去争辩驳难吧，但是华盛顿、林肯、杰斐逊、富兰克林这些名字，嵌在哪条街、哪座城，就不会再更改了



　　在美国，摇下车窗问路旁的人：“你能告诉我罗斯福大道怎么走吗？”“Sure！”（当然！）问一百个人，九十九个人会爽快回答，他或她会热心地指点你该怎么拐才方便，怎么走更近……
　　但是他或她所说的罗斯福大道，唉，可能与你想去的罗斯福大道完全是两回事。
　　问杰斐逊公园，问林肯广场，问肯尼迪中心，问富兰克林桥……也都如此。
　　这是什么怪事？无它，只因为这样名称的大街小径、桥梁广场、公园车站……在美国，实在数不胜数。当然，人都愿意青史留名，美国那些大亨像洛克菲勒啦、卡内基啦、川普啦，给自家一处处产业，都冠上赫赫大名。不过，我这里说的还不是那种情况，而是那些公共场所的名称。说来也怪，一向喜欢标新立异的美国人，就像毫不犹豫地给孩子取名“汤姆”“彼德”“琳达”“杰西”，甚至不在乎父子、祖孙重名一样，毫不犹豫地将他们身边的道路、场所，安上他们景仰的、敬畏的、亲切的那些姓氏，一点不忌惮千篇一律，彼此雷同。打开美国城市地图——不管哪座城市——都好像进了同一座名人堂：马丁·路德·金紧挨着杜鲁门，哥伦布斜倚着艾森豪威尔，格兰特面对着亚当斯……既不在乎他们生前是战友、还是政敌，也不按着他们的年龄老少、贡献大小来论资排辈，就那么让他们“混居”一城。


　　那么，莫非，只要用人名作地名，这人名就肯定曾是个有点来历、有点说道、可以带出一段历史掌故的公众人物？虽然不敢这么板上钉钉，但我感觉，当看到一个姓名眼生的路牌时，很可能那牌子上并非无名之辈，只不过因为我们毕竟是从大洋那边漂泊至此，对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与事孤陋寡闻而已。眼下就有一个例子：那年我搬到新泽西这个叫“代顿”（Dayton）的小镇，我可从来没想到“代顿”也是美国一个好生了得的人物：
　　乔纳森·代顿（Jonathan Dayton），生在新泽西伊利莎白镇一个美国独立战争士兵家庭，也死在他的家乡。从生到死之间的62年，他与三名同伴一起代表新泽西州，在美国制宪会议上吵了无数个昼夜后，在宪法上以漂亮的花体字签下大名；担任了好几年新泽西议会的主席，又成为联邦参议院中最早代表新泽西州的两名参议员之一……这位被列入“美国建国之父”级的先贤，有好些影响至今的故事可说呢，不过这里我不能扯得太远了，暂且打住。
　　这让我感慨：再重大的历史事件，再伟大的历史人物，对于不知道的人，不就等于不存在？
　　我不由得想起我的年轻岁月。我出生在武汉，但是我很长时间完全没有意识到，桑梓之地是中国近代史上何等重要大事的发生地。当我在美国观看一部关于辛亥革命的专题纪录片时，听到那些音节非常熟悉的名字，才痛切地反省：那么浓郁的历史氛围曾经将我浸染其中，而自己却茫然无知！


　　我住在黎黄陂路——这一带1897年划入汉口俄租界，1900年租界当局修筑这条路，原名阿列色耶夫街、夷玛街，1946年元旦，国民政府在收回租界后命名为黎黄陂路。“黎黄陂”是纪念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军推举的都督黎元洪的，他是湖北黄陂人，后来还当了大总统；往右上了纵贯汉口的中山大道——中国稍有点历史的城市，一定都有中山路、中山大道（但一定不会叫中山街、中山巷和中山胡同），那当然是纪念孙中山的；沿着中山大道信步走去，与黎黄陂路平行的一条小街叫黄兴路，再多走几步，到了蔡锷路……在武汉最繁华商业区的一个广场上，还有当时中国城市很稀罕的一景：在几十年风吹雨打下变得黝黑的孙中山先生铜像，家乡人将这个地方就唤作“铜人像”。周围成幅射状伸展出去、交叉纽结的几条路，就冠以三民、民权、民生、民主、民族……等名称。
　　童年的我在那些路上走了无数次，却根本没有想到那些地名路名的来历。中国的近代史断裂一至于此！到“文革”时更达到顶峰：我家这条街改名为韶山路，前后左右的路也改成延安路、井冈山路、遵义路……更是将辛亥革命的影子抹得一点痕迹都不留。幸亏，“文革”后又陆陆续续改了回来。改是改回来了，今天的孩子们还会有兴趣了解路名代表的那些人物当年的行状心声吗？难说。一旦中国的政局、政体发生变化，新的统治者是否又会将二十世纪下半叶那些打下共产党印记的地名路名，扫荡得片甲不留呢？
　　似乎还是美国的这些名人更有幸，平生功过是非，后人尽管去争辩驳难吧，但是华盛顿、林肯、杰斐逊、富兰克林这些名字，嵌在哪条街、哪座城，就不会再更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