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再罗嗦几句。张之洞所以有此失误，在于他处理内政、外交的实际经验不足。正如谭嗣同说过的那样，对于洋务“历观近代名公，其初皆未必了了。更事既多，识力乃卓。”了解比较透彻的“皆由亲身阅历而得。”谭嗣同：《报贝元徵》，《谭嗣同全集》第228页。张之洞本乃清流派健将，前期扮演的是言官、学官一类角色，1881年起方出任封疆大吏，没多久便遇上越南问题。按他的文化背景和经历，说些不那么切合实际的高言谠论又有什么奇怪呢?分析晚清历史人物时不应忘记，他们通常都是经验型的人物，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儿，对世界现状的了解是在“亲身阅历”中逐步增进的。这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融中值得重视的现象。

友：说了半天，你光说张之洞的不是，张之洞错了不等于李鸿章正确。

袁：张之洞也不是全错。最高决策人不是他，他不过是一种倾向的代表。同时，脚踏实地，赤诚为国，任何时候都是应该嘉许的。李鸿章与张之洞也不是处处对着干，在这个事件中，他们的有些主张是相同的，但在一些基本点上却大相径庭，知张之洞之非，就不难了解李鸿章之是。

李鸿章在越南事件中主张的要点是什么?

第一，从越南脱身，开放通商。

越南形势如何?中国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他曾在一封信中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见解：“法之图越已数十年，中朝向置不问。至上半年，形象大著，始与力争，其何能及!”“越王老悖无后，无可久存之理。河内以南断非我力所能图存。将来能照实议划存北圻近边一带，已为幸事。滇商不得不通，究之通商非病，通商而办理不得人，则祸机潜伏也。”李鸿章：《复张蒉齐副宪》(光绪九年五月二十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43页。这是他的总的指导思想。在当时也是最为清醒的认识。他的话包含三层意思：

首先，越南内外状况决定了中国要继续把它作为自己的藩属已经不可能。这是由越南统治者的腐败，法国侵略势力的强大和中国自身贫弱而内外政策缺乏远见所决定的。

其次，中国力所能及的现实目标仅是控制越北部分地区。这也是法国原驻华公使宾海曾与李鸿章达成的共识。

再次，应该同意法国提出的通商要求。通商的利或病全在人为。

在他看来，“此事总须参酌时势大局而后定议，未可徒逞气矜之隆。”李鸿章：《复张蒉齐署副宪》(光绪九年正月初七)，同上第38页。也就是说，处理此等大事必须冷静地从实际出发。这是他能保持上述清醒认识的重要原因。而张之洞等主战派则更多地从固有的理念出发，坚持反对侵略维护正义的立场，却对客观的可能性考虑不够。

第二，慎重处理和战。

在冲突初起之际，他便向朝廷提出：“臣维中外交涉，每举一事，动关全局，是以谋画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而败挫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李鸿章：《妥筹边计摺》(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八第19页。这是他不同于主战派的又一重要指导思想。

根据这个指导思想，起初，他力图控制冲突的规模。他赞成曾纪泽的建议：“但请边军混入越兵暗助……若号召大军声罪致讨，显露开衅之象，亦非朝廷本意。”李鸿章：《复左相》(光绪九年五月初四日)，《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41页。这就使冲突在一定时期内成为边境事件而非中法两国的大规模战争。

这个指导思想的核心是：“与敌持久，以待机会。”同李鸿章：《妥筹边计摺》(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全集·奏稿》卷四十八第19页。也就是争取适当时机，考虑实际情况，缔结较为有利或损失较小的条约。光绪十年(1884)四月间他主持谈判缔结的中法简明条约就是这些思想的体现。这个条约从签订之日起直至现在招致不少诟骂。但只要冷静地想一想，它不过是承认了法国实际已控制了越南的现实，没有丧失更多的权利。在当时情况下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历史已经证明，这是难于实现的爱国情怀。迄今仍有人相信，一年后所订中法新约基本上是简约的翻版，原因在于李鸿章出卖国家利益。这个结论未免过于轻率。且不说这个新约是清廷通过赫德、金登干在巴黎已同法国谈妥，李鸿章在天津同法国公使的谈判只是条文的最后敲定；最基本的事实在于越南不是在谈判桌上丢掉的，而是法国侵略者已经苦心经营二十多年，根据当时的力量对比，中国既无力帮助越南驱逐侵略者成为现代的独立国家，也无法维护自己的宗主国地位。要是把越南说成是由于李鸿章缺少爱国反帝的精神而轻易让给别人，可同历史的真实距离太远。

根据慎重和战的思想，他主张信守条约。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在简约订立后，他认为不应因枝节问题而重开战火。不幸，因北圻中国军队撤退的时候问题未能妥善处理而导致再度决裂。李鸿章对此是不满的。他说：“法事变局，实出意外。初订简约，因彼慨免军费，乘机速定……后异议蜂起，当轴摇惑……迨彼兵逼近，复请照约调回，仍不准行……中外交涉四十余年，仍蹈道咸朝令夕更覆辙。”李鸿章：《复周筱棠京兆》(光绪十年六月初九日)，《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55页。他作为重要当事人对朝廷的决策的责备是值得重视的。又经过近十个月的战争，战火仍以中国承认简约而止息。而张之洞等继续反对停火撤兵，但创钜痛深的清廷已不再游移，和议终于得以实现。

第三，增军缮备，加强防御。

切莫以为李鸿章在越南问题上一味低声下气，卑躬屈膝。他没有忘记实力是和平的后盾。在这一方面，他与张之洞、左宗棠等人并无分歧。具体说来，他所采取的措施有：

从烟台到旅顺北洋直接管辖地区水陆两军均作了周密部署。

在给滇桂两省增派兵力的同时，立即调拨一批枪炮弹药给桂军。整个战争期间又一再筹划增购和调拨军火。台湾被困，日用军饷无以为继，他也马上设法接济。

建议统一领导，前线作战由云贵总督岑毓英负责，军械则责成两广总督张树声转运分拨。而他自己则眼观各方，联络上下左右，为协助朝廷驾御全局处理有关军事和外交问题尽心尽力。故被称为“越事枢纽全在钧处。”《译署来电》(光绪十年四月初七日)，《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1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对转折关头的一些重大危险及时发出了警报。例如简约签订后风波再起，法方准备占地为质，他曾一再提醒朝廷并建议采取补救措施。法舰驶离上海又电告当局：“若北来，津防尚可勉支，南驶则台北、福州尤可危。刘省三于昨午后由沪赴台，仓卒御敌，更无把握。”李鸿章：《寄译署》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三日)，同上第165页。这是在法舰炮轰基隆前二十多天发出的警报，而离他们袭击马江船厂及水师更达四十天之久。马江之战爆发于光绪十年(1884)七月初三，而早在六月初十，李氏已分别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会办福建海疆事务、管理福州船厂的张佩纶，指出：“沪议无成，难保不即动兵，探确敌情，以马尾以上水浅，兵船难进，不遽攻夺省城，若与接战，即烧船厂，掳兵轮。我自度兵轮不敌，莫如全调他往，腾出一座空厂，彼即暂据，事定仍必原物交还，否则一经轰毁，从此海防根本埽尽，力难兴复。”李鸿章：《寄译署》(光绪十年六月初十日)，同上第195页。这是非常重要而又切实易行的建议。两天后，朝廷接受了这个建议，指示张佩纶等人：“事急莫若腾空船厂，撤全军，以顾省城根本重地为第一义。”《译署寄张会办等》(光绪十年六月十二日)，同上第199页。不幸，张氏等置若罔闻，终至损军辱国。

总之，李鸿章考虑的是在持久的角逐中令“彼气衰饷耗，自愿转圜。”李鸿章：《妥筹边计摺》(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八第19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从总体上看，不失为比较明智的主张。有些史家以李氏在谈判过程中提议赔偿法方50万两作为他妥协投降的证据，也未免牵强。出50万令战火早熄，避免闽台挫败与清廷不惜战火扩大以维护尊严的政策孰是孰非，利害大小，至今仍属可以讨论的政策选择问题。即使李氏主张毫无可取，亦是局部性的失误。

友：不能说你的意见没有一点道理，但我总感到有点别扭。一大片土地成了别人的殖民地不是罪过，而冯子材、刘永福这样的抗敌英雄实行的却是错误主张!

袁：不能把冯子材、刘永福和他领导下的抗法英雄业绩说成是错误。他们不是战略决策人，和战进退都不取决于他们，而他们痛歼侵略军既伸张了正义，也是和平的最好保障。正如李鸿章反复说过的那样，法国侵略者“所欲甚奢”，李鸿章：《妥筹北洋防务摺》(光绪九年十二月初七日)，同上卷四十八第33页。如果没有冯子材领导的部队和黑旗军的胜利，战争结局大不一样，最少要被勒索一大笔赔款。

不过，你感到别扭却说明有些问题还应该多唠叨几句。

问题在于：如何以理性的态度去看待过去的藩属?

丢失一大片土地当然不是好事。但前面已经说过，这是当时中国无力自救救人的必然结果。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是以史为鉴。为此应该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历史应该教会我们的人民在处理重大的国际国内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审时度势，在各种复杂情况下最好地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和推动社会前进。在今天，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面对外国的侵略和威胁如果只懂得硬拼，我们在赞颂其爱国热忱的同时，必将为其幼稚或僵化摇头叹息。分析19世纪中国的史事，我们也没有什么理由只能讴歌反抗，而把一切妥协和退让视作出卖国家利益的大逆不道之举。不必要的或危及人民根本利益的妥协、退让当然应该谴责，但一部好的史书不能引导人们走向极端。

以中国的藩属问题来说，这是中世纪历史的产物。时至19世纪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境地。要是中国能同他们携手共臻于现代文明之域，自然十分惬意。但当历史形成“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局面之际，能把中国主张退让以自救的政治家说成是卖国、投降吗?是不是中国应当为每一个被欺凌和侵略的藩属都同侵略者火拼一番才叫爱国呢?我看过的历史著作，都异口同声赞誉左宗棠为爱国名将。但在收复新疆后不久，他却在一封信中写道：“洋务如常，惟日本阻贡，并欲郡县琉球，又烦唇舌。实则琉球贫弱，其有无本无足重轻，似可置之不论耳。”左宗棠：《致谭钟麟》(光绪五年四月初九日)，《左宗棠未刊书牍》154-155页。岳麓书社1989年。此老竟也主张放弃藩属。我想，史家们大概也会赞同：这是明智的选择，而不是可耻的叛卖，越南问题虽然复杂一些，但理无二致，李鸿章恐怕也不应受到不公正的责备。

在朝鲜陷入泥潭的原因

友：想不到你小子倒有些辩才。但且慢高兴，甲午之战可无论怎么说李鸿章也难辞其咎。

袁：我只是追求历史真实，没有受李氏后人委托为其祖先辩护。我也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李鸿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写历史总应该是其是，非其非，才能真正有益于人心世道。

友：那么，究竟他有哪些罪责或错误?

袁：头一个错误是没能防止中国陷入朝鲜这个泥潭。中外论述甲午中日战争的论著汗牛充栋，但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19世纪下半叶的朝鲜内外矛盾错综复杂。它原是中国的属国，但日、俄、英都虎视眈眈，处心积虑从衰老的中国手中攫取这块肥肉。而朝鲜内部也四分五裂，国王、闵妃及其爪牙是当权的；还有国王之父曾任摄政王的大院君李□应一派，以金玉均为首领的开化党，他们是冀图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此外，东学党则以“广济众生”、“尽灭权贵”、“逐灭洋倭”相号召，是在下层民众中有广泛追随者的政治性的宗教团体。这些内外力量互相纵横捭阖。

日本的目标很明确，第一步以支持朝鲜独立和改革为名，使它摆脱中国的控制，落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第二步则消灭这个国家。英、俄是能吞则吞，不然也要分一杯羹。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有多种对策可供选择：

其一，督促和推动他们的当权者改革、开放，逐步发展成为现代化的独立国家。这是对朝鲜、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都极为有利的方案。

当时，朝鲜国王有独立的愿望，“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华为耻，群小因而附和。”《袁道来电》(光绪十二年七月初七日)，《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二第6页。可是，志大才疏德弱。用李鸿章的话来说是：“王素荏弱。首鼠游移。”在朝鲜人看来，他统治下“国政日非，贿赂恣行，差除官职均是闵门亲戚与有财之人，使百姓置于涂炭之中……税入尽翰于私用，内以国财罄竭，外以众心大浮，……是小国之不危，未之闻也。”《李鸣善密信》(光绪十一年六月十七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45页。主弱政秽，守成尚且难言，革新更不知从何谈起!而中国又比他们高明多少，有无引导属邦走上富强、独立和现代化的胸怀和能耐，也不待蓍龟!

其二，支持朝鲜内部的革新或比较清廉的势力，取代现有的执政者，推动这个国家逐步成为现代化的独立国家。

清廷确实考虑过更换朝鲜统治者。李鸿章、袁世凯都有过这样的建议：“连接袁世凯密电，言朝鲜奸党私送信于俄使韦贝，请俄保护……恐非诛乱党、废国君无以挽回局势……如果李□应有诛乱党之力，即属其一面正名诛除群小，一面电报北洋，由鸿章相机酌办。”李鸿章：《筹朝鲜私叛》(光绪十二年七月十二日)，《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二第3-4页。但这个主意没有实行。一方面是李□应不愿扮演这样的角色；另一方面清廷对由此可能引起的社会运荡不无顾忌。最后仅由国王作出无法自圆其说的解释不了了之。

其三，严格遵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静观其内部自行变化，逐步摆脱这个历史包袱。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这未尝不是不得已求其次的选择。

李鸿章似乎也曾动过这样的脑筋：“目下时局艰难，须先自治而后治人。”李鸿章：《论俄日窥韩》(光绪十二年八月十八日)，同上卷第14页。“第中国于属邦用人行政向不与闻。”李鸿章：《论朝鲜国政》(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27页。这些话都透露了不干涉内政的意思。

可是，在实际行动中却与此背道而驰。具体情况留待下面再说。

其四，改变体制，便之成为中国直接治理的一个地区。

朝鲜就有一些重要人物提过这样的方案。李鸿章曾报告清廷：“昨朝王内戚闵泳翊来津面谒，谓朝京事势不成体段(统)，请由中朝择本邦荩臣有民望者，付之以政府之事。”李鸿章：《论朝鲜国政》(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同上卷十七第27页。大院君李□应更直截了当建议改为一个省，李鸿章不敢同意。李□应提出：“必请如元朝故事，钦派大臣前往监国，办理行省，使王与妃不敢任意自行等语。查此议关系重大。元时屡派监国，事权不一，乱益滋纷。若废朝王而改为行省，举动太觉奇崛。况今日各国已与立约通商，俄日眈视其侧，必乘间从旁搅扰，欲治反乱。”李鸿章：《筹议赦还李□应》(光绪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同上第42页。道理说得非常清楚，这显然是行不通的主意。

与此同时，日本也提出了类拟的建议，鼓励中国直接控制朝鲜的内政、外交，但中国事先要同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密议”、“斟酌”。日本驻华公使转达的办法包括：“李中堂与井上伯爵密议朝鲜外务，主意办法既定之后，由李中堂饬令朝鲜照办，务使其办到。”“国王如有擢用重臣，无论如何必先与李中堂相商，再与井上伯爵斟酌。”中国驻朝大员与日本公使“遇有要事，互相商酌办理”，《日本公使□本武扬钞呈外务井上函》(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同上第29、30页。其用心非常明显，目的在于把朝鲜变为两国的共同保护国。

李鸿章受托直接处理朝鲜事务，他是怎么干的呢?

首先，他劝导朝鲜打开大门和整饬内部。

直至1874年，他仍以封闭的心态看待朝鲜。他说：“高丽国小而完，熏吓不动，中国似未便劝令与法美通商。”李鸿章：《复沈幼丹节帅》(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四第11页。但很快他的态度便起了变化。这一年日军进攻台湾，翌年日军舰侵入朝鲜及随后订立的《江华条约》，都促使李鸿章不能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他讽谕朝鲜政府：“西洋英俄者国专务通商，地球从内几无不到。兹日本既导先路，诸国或思步其后尘……此中操纵机括，谅老成谋国者必能措置咸宜也。”李鸿章：《答朝鲜相国李裕元书》丙子(1876年)，李国杰编《李文忠公遗集》卷五第14页。此后又曾多次提出类似的建议。

他还给朝鲜国王提出忠告：“自来物腐虫生，人必自侮而后人侮，国必自伐而后人伐，左右嬖□之徒不可与共政，豪疆兼并之国不可与图存。”李鸿章：《复朝鲜国王》(光绪十一年六月初五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34页。督促他认真整顿内政。不过，这些忠告不外整军经武、任贤用能等古方正药，亦未触及根本。

其次，劝导他们用以敌制敌之策，处理同各国的关系。

朝鲜是俄日英中的角逐场。如何处理这些复杂的关系，特别是怎样善待日、俄两大近邻?或联日抗俄，或联俄制日，李鸿章的主意时有变化，但根本的指导思想仍是传统智慧：“以夷制夷”。70年代，他便对朝鲜政府说：“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敌制敌之策，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盖各国互峙争雄，而公法行乎其间……欧洲之比利时、丹马皆极小之国，自与各国立约，遂无敢妄肆侵陵者……若贵国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同。”李鸿章：《三答朝鲜相国李裕元书》己卯(1879年)，《李文忠公遗集》卷五第18、19页。以后，这个指导思想一直未变。

再次，他选择了直接控制朝鲜外交和内政的方针。

这是从1885年开始的。他在给韩王的信中说：“袁守忠亮明敏……殿下欲留为将伯之助，鸿章已据情奏闻，奉旨令驻扎汉城，襄助一切。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商榷，必于大局有裨。”李鸿章：《复朝鲜国王》(光绪十一年十月初二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八第5页。从此袁世凯实际上成了中国派驻朝鲜的监国。正是在这一年五月间，日本一再怂恿中国这样干，但事事要先同他们商量。李鸿章没有答应日本的条件，而在实际运作中改变中国对外藩的管理体制，直接介入了朝鲜国务的管理。这样一来就触发和加深了一些重大矛盾。

一是中国同朝鲜统治者的矛盾。

日本的武力侵扰和中国的鼓励，促使朝鲜逐步打开大门，但在对外交往中，朝鲜的独立倾向日益加强，这同李鸿章执行的加强控制的方针正相反对，从而导致引起双方不快的许多摩擦。李鸿章向朝廷的报告中，韩王“俨欲自主”、“阴谋自主”的字样不绝于书。朝鲜则一再要求更换驻朝的袁世凯，实际是反对他推行的干预政策。其驻中国的官员甚至当面对李鸿章说：“敞邦者介在东隅罗丽之间，夷俗倔强，风雨晦暝，唐宗、元祖犹未能得志。”而要求“许存主权，靡有故寻苛刻”，拒不执行“有欠于自主之义”的指示。李鸿章：《与朝鲜驻津陪臣金明圭问答节略》(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同上卷十九第53、54页。对于衰败中的上国傅相李鸿章说来，这些话是十分刺耳的。

同时，这个矛盾也在经济上给清政府带来难于承受的负担。朝鲜是个贫穷的小国，打开国门后要求练新军、架电线、铺铁路，而国王屯同大部分专制统治者一样有享受世间一切的欲望，经常入不敷出。于是，他们一再“自主”向外借款。至1889年除欠招商局20万两外，共欠洋债50余万两，《赫总税司面递节略》，同上第37页。且还“欲中朝筹贷百数十万”。李鸿章：《论朝鲜借款》(光绪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同上第32页。在清代统治者看来，朝鲜向外特别是向外国官方借贷，损害了中国的宗主权，而要由自己满足他们的要求又力不从心。李鸿章说：“朝鲜历年欠贷日本英德美各商款不少，今照会各国，以后不准私贷，即令各国遵允，而从前所借各债势必纷纷向中国索偿，而韩王用度不节，他无可贷，将来必仍向中朝吁求通挪，届时恐无以应。”李鸿章：《论朝鲜借款》(光绪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同上第31页。这就是清廷进退维谷的窘态。出于政治上维护宗主权的考虑，清廷还是向各国发出了不准朝鲜私贷的照会，而宁可自己挖肉补疮，包括挪用出使经费，多次给予朝鲜贷款。

二是把中国推向同朝鲜反国王势力对立的状态。

朝鲜反国王的势力情况非常复杂，有的只是不满朝政腐败；有的则是急于要求维新，有的则对官吏的贪渎和外敌的欺凌极为愤懑。他们中有的已伸手与中国联络。如果中国操纵得宜，而又对其内政持比较超脱的态度，退则不给中国惹祸，进则有可能引导他们缓解国内矛盾，同各种可以合作的力量携手推动改革，促使朝鲜向现代社会蜕变。

不幸，中国虽然对韩王不满，却热衷于介入朝鲜内争，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不但于朝鲜无裨，且使自己一步步陷入泥潭。1882、1884、1894三次出兵，镇压大院君、开化党和东学党。头两次救了国王，与反对国王的政治势力为敌。最后一次是全国性的民众暴乱，清政府出兵，却连中国也搭上去了!

三是加速了中日矛盾的激化。

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乃是明治维新后其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从中国利益出发去总结历史经验，可以作另外一些设想。

比如，最直接的矛盾发生于日本和朝鲜之间，中国如不急于直接介入，朝鲜有没有可能成为中日之间的缓冲物，令中日之战推迟若干年月呢?

又如，俄国也对朝鲜虎视眈眈，1884年韩王曾乞救俄国保护，如果中国不严加制止，真正让日俄互相牵制，是不是对中国更为有利呢?

1885年德国驻朝鲜代理公使曾向清廷建议：“朝鲜为清国后庭，亦即与俄日之边界毗连，势不相容，必至争攘，虽千万人驻防于朝鲜何所益。愚以为照泰西成法，而清俄日互相立约永保朝鲜，设或异日他国攻伐，不得借道于朝鲜国。”《驻朝鲜德国署使条议》(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到)，同上卷十六第43页。日本已表示同意，俄国更不成问题。对中国说来，这是一个重大的退让，但根据当时的力量对比，中国后来的损失却可能小得多。可惜，清政府一口拒绝了这个建议。

说了半天，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清政府在朝鲜选择了下策，李鸿章于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