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6月，我来到美国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市，在威大攻读生物学博士。

 麦迪逊位于美国中西部，距芝加哥两个半小时车程，人口20来万，其中威大学生就超过4万，再加上教职员工和家属，是个典型的大学城。麦迪逊市中心区夹在两座湖之间，威大校园紧邻较大的曼多塔湖 (Lake Mondota)。湖边有处露天茶座，就在威大学生活动中心外。到麦迪逊第二天下午，我就到了那里，与实验室的人见面聊天喝啤酒。虽然品不出啤酒味道，沁入心脾的感觉却是一点也没少。放眼望去，凉风习习，风景秀丽，湖面上白帆点点，美不胜收。后来才知道，虽然威州冬季漫长，且冰天雪地十分寒冷，麦迪逊却常年被评为全美最适宜居住城市之一。

6月下旬，学校还没开学，我每天在实验室熟悉环境和研究项目。实验室大楼就在湖边，所住公寓则在湖的另一头。所以每早晚我骑著自行车，在两点之间来往。刚到威大前几天，在校园中漫步，在湖边遐思，在公寓外迷茫，夜深人静时，有似真似幻的感觉。

因为，对我来说，有这样的机会并不容易。

我自小生活在农村，虽然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所读的小学，中学，高中都很普通。高考那年，全校100多学生只有我和一位女生上了本科线，而且我超过本科线也只有区区几分。所以我顺理成章上了一所普通大学，就读岳麓山下的湖南师范大学。若我去另外高中，或是考入外地大学，此后的生活轨迹就会大大地不同，我的妻子一定另有其人。因为我与她是在高中二年级文理分科后才认识，在我就读大学期间才有机会更多交往了解，并最终牵手走入围城的。

师范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出路基本是中学教师。那时候这职业没有现在这样令人眼热，加上我个性木讷，沉默寡言，尤其是在人多时候，或是陌生人面前更是手足无措，实在不适合作教师。因此，被录取后我就想方设法转到了全校考研究生比例最高的生物系，希望可以另辟蹊径，不做与人打交道高谈阔论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是做一个不苟言笑高深莫测的科学家。

入学之后，我早早为考研究生作了充分准备。但毕业前，却又改变了主意，没有报考研究生。其中主要是家庭因素，其次是为以后出国的打算。因为当时规定，研究生毕业后出国需要支付的国家培养费或是为国服务年限比本科毕业生要求更高。我自信如果报考，成功机率很大，极有可能到外地念书。这样，出国留学的计划也许仍能得以成就，当时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浪漫喜剧就有以悲剧结尾的可能。

1989年6月我从湖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由于客观原因，那年毕业分配普遍不好，我作好了在某个学校作生物教师的准备。因为我既非党员，又非优秀学生干部，全系唯一留校的名额是怎么样也轮不到我的。不料，有一天我却接到系里通知，说是另一高校某研究所要到我们系挑选一位毕业生，我是两位被推荐的候选人之一。

这高校，就是和湖南师范大学一样，在全省范围内鼎鼎有名却同样普通的湖南农业大学。这研究所就是专门研究专项作物的苎麻研究所，所长是国际苎麻研究领域当仁不让的权威，该校首批四位博士生导师之一。要知道，中国博士生产业那时刚开始，博士生产量还没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博士生导师更是凤毛麟角，非同寻常。

非同寻常的博导，果有非同寻常的想法。他高瞻远瞩，看到所内研究人员都是来自农大的毕业生，不愿造成学术上的近亲繁殖现象，因此希望从师大找人。这个想法究竟如何，自然见仁见智。不过，即使想法很好，找个普通的本科毕业生去能改变吗？ 何况，同年分去的另一位仍是农大毕业的。以后几年再去的也全是农大系统的。貌似这个想法没有贯彻实施。莫非真是他当时灵机一动，为我量身定做么？

我这样想，当然错误。另一位学生，除学业成绩很好外，长相端庄身材魁梧，和我相比，显然更符合农业科研中对体力的要求。再者，他是学生干部，待人接物，谈吐交流，胜出不止一筹。师范大学将我作为两位候选人之一，已是出乎我意料 (这也让我对他们不采用潜规则，实事求是，秉公办理而深怀感谢与敬佩)。我能通过面试，在两位候选人中胜出，让我高兴之余，却颇为难以理解。两年后才从参与面试的某位领导口中知道，身为学生干部，活动能力出色，更加活跃的表象在当时大环境下竟然没有为我的同学兼竞争者加分，倒是我的寡言木讷让他们觉得我可靠，也相当符合他们心目中一心钻科研的好形象。

我在该研究所工作5年，他们对我这样的印象是否有改变呢？不可确知。不过，有一点却是我从开始就很明确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