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三个月(上)
　　在情报界，高级间谍的知名度并不像他们在民间拥有知名度那样有危险性。实际上，在和平时期，敌对双方尤其是大国在使领馆中的间谍大多为对方保安机关知晓，这是不奇怪的。关键是即使让对手知道你的身份，你还能在监视下游刃有余地工作，那就是真正的本事了。

　　因此尽管我作为一个行动特工的可能性在减小（我的“名气”的确有点太大了），但是我也许会像CIA的哈唯和安格维尔那样成为圈内有名的人物并且担当某一个情报站或者某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不管怎么说，对于我今后工作的前景，我还是很乐观的。回到北京后，我听到传言，说我很受安全部常务副部长老胡的赏识，甚至还有人夸张地说我和他有亲戚关系（实际上，我唯一一次和他的近距离接触还是那次在我的婚礼上，可能也是因为那一次他来参加我的婚礼，别人才会如此认为）。虽然和高层根本没有什么裙带关系，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我进入高级间谍的行列，在母校的在职研究生学习很顺利，我在“电审”和“消防员”的岗位上的成绩也算不错。

　　即使在安全部这种高度保密的单位里，对于新的人事安排这种事情来说，也几乎是无秘密而言的。我的同僚们略带调侃地指出我以后的职业轨迹----有可能去莫斯科站工作，也可能留在部里作胡部长的秘书。虽说作首长的秘书以后很可能官运亨通，但是在干部司的人找我谈话的时候，我还是选择了去俄罗斯工作，我成为了中国安全部在莫斯科的联络官。我不喜欢俄罗斯的天气，但是那里的工作环境却很不错。我的朋友瓦西里·卡赞采夫现在是对外情报总局反恐怖部门的高级官员，我在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边防局都有自己的朋友，对于一个高级特工来说，这种环境能让我顺利地和俄国佬打交道。当然除了作“外交官”的角色以外，我还负责对莫斯科站的我国情报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防止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出一些诸如滥用经费和编造情报的漏洞。

　　在莫斯科之行以前，我结束了我在母校的研究生学习，虽说着实没学什么真东西，但是我的几篇混杂着我在实际工作当中接触的“敏感材料”的论文却博得了导师的赏识（我不用担心我的老师会泄密，因为那些圈子里所谓“敏感材料”因为已经过期，实际上已经没有价值了。只不过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加上没有信息披露的法律，官府衙门里的东西大都是保密的）。我拿到了晋升的通行证--硕士学位。

　　在俄罗斯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夏季，我和我的夫人来到了莫斯科。我的老板也就是我们莫斯科站的站长是一位正司级干部，相比之下，虽然我只是站里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处级干部，但是我的年轻却足以让他们感到震撼（我的晋升据说在部里存在很大争议，因为我是安全部近很多年当中，任命的最年轻的正处级官员，实际上部里还有好多年过30，还只是副处级的干部。不过后来我的“保护人”老胡说了话，现在不是论资排辈的时代了，要让能者居高位。很多地方已经有30多岁的省部级干部了，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革命战争年代负责中央特科的陈庚同志当时就很年轻，谢洛夫当上KGB主席的时候也只有30多岁。最后这项提议终于通过）。

　　我的掩护身份是使馆文化处的一等秘书，当了那么多年的文化官员，说句实话，我的这方面的技能已经不比真正的文化官员们差了。我是联络官员，因此我用不着在我的同行面前掩饰自己的身份，瓦西里·卡赞采夫还专门为我举办了一次晚宴，把他们的强力部门的一些头头脑脑介绍给我。我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我们同俄罗斯人交换一些对大家都有意义的情报----反恐怖方面的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关于西方的，有时候我还要操心一些中国籍新疆人的引渡事宜。

　　俄罗斯人在日本、欧洲的情报网很强大，在日本他们能够接触到日本防卫厅和外务省的绝密情报，而在欧洲，特别是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这样的传统欧洲强国，他们的谍报网的能量是我们的情报网难以企及的。

　　不过我们要想和他们做交换，也要有自己的本钱，否则他们不会愿意冒暴露自己的情报渠道的风险。我们的电讯情报搜集能力要比他们的强一些。在冷战期间，俄国人破译的对手电报往往需要内线的帮助，而美国人则是靠强大的计算机和丰富的经验对抗自己的对手，而中国人当时既没有敌人阵营里的鼹鼠，也没有美国人那样的超大规模计算机助阵，硬是靠那些优秀的数学天才们顽强地破解对手的密码。在这一点上，当初和中国人一起在新疆监听前苏联电讯情报的美国NSA专家也赞不绝口。除此之外，我们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情报网的搜集能力并不比俄国人的差，在澳大利亚，我们的谍报网的实力应该更强。

　　在作着小贩似的情报交易的同时，我还会进行一些所谓的反监视以及指导“菜鸟”特工的工作，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监视能力是很强的，他们在中国大使馆周围的监视哨至少有10个（在美国大使馆附近的应该有30个以上，我们还在使馆里发现了一些窃听器），外国人经常去的酒吧、剧场也有他们的眼线。

　　为了不被他们的特工发现，我们和我们的情报员接头时，往往只是在擦肩而过时交换一个情况、一个胶卷或一句鼓励的话。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会让我们的一些级别比较低的工作人员去约定地点去取他们事先放的东西，这就需要我们这些反跟踪经验丰富的“老鸟”在他们行动时观察是否有特工跟踪他们，必要时也关注一下我们的情报员，看看他们是否有危险，以及他们是否已经被俄国人逆用。

　　冷战期间，我们对在苏联的情报工作是很重视的，但是我们策反的俄国人大多在苏联的亚洲地区，在防范严密的莫斯科很少有自己的力量。随着苏联的解体，我们策反的一些人利用私有化和民主化的混乱局面，成为了俄罗斯的新贵，还有的在俄罗斯的几路黑手党当中混成了头面人物。中国人在莫斯科的活动能力也较以前强了很多。虽然一些脑满肠肥的新贵对我们的钱已经不敢兴趣，但是对于我们掌握他们的把柄却不无忌惮。因此他们还情愿、不情愿地为我们工作。在那些新政府清洗KGB的过程当中失业的前KGB间谍当中也不乏与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共鸣，愿意为我们工作的人。在俄罗斯的失业大军当中也涌现出一批很有价值的情报员。

　　比如我接触过的一个情报员尤里·诺先科，他曾经是KGB第二总局的一名资深特工，专门从事监视和策反在莫斯科的外国人的任务。苏联解体后，因为反对叶利钦执政初期的亲西方政策，尤其是不满巴尔金将俄罗斯部署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窃听器位置图交给美国人的做法，他离开了自己的岗位，转行做了进出口商人。1995年，他向我们提出充当我们的情报员以换取在和中国人作贸易时的适当照顾，由于他对俄罗斯进行反间谍工作的方法极其了解，因此为我们工作了15年之久，他都没有失手。他向我们提供了前苏联时期KGB在中国大使馆部设的窃听装置的位置，还供出了一个曾经为他们工作的中国人的名字。尤里·诺先科在俄罗斯的一些强力部门有自己的亲戚朋友，特别是他的弟弟彼得·诺先科因为在俄罗斯总参谋部工作，他为我们带来了他去职后俄罗斯的很多极其有价值的情报。尤里·诺先科和我们接触的方式相当的有创意，他的侄女在联邦安全局工作，她的掩护身份是外交官员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因此作为中国大使馆的雇工能够出入我们使馆，尽管那个女孩子的任务是监视我们的外交官，但是实际上她还为自己的叔叔向大使馆里的我们传递情报。

　　当然有时候向我们“投怀送抱”的俄国人也有一些很难缠的，在俄国有很多酒鬼和骗子，他们有一些会跑到我们这里，向我们提出要为我们做情报工作。当然也会有一些联邦安全局的特工会试图用这种方式试探我们，或者向我们传输假情报。我就接触过一个自称是阿纳托利·戈利钦的人，他曾经在一个早上跑进了我们使馆签证处，向签证官提出要见情报官员。我让一个不是情报人员的签证官会见了他，他向那个签证官胡说八道了一通，表示他能够向我们提供俄罗斯间谍名单，在问到他的名字和履历时，他的回答完全没有逻辑性，自相矛盾。最后他问接待他的人能不能给他一点钱买伏特加。我毫不犹豫地命令把他赶出了使馆，后来听说俄国人逮捕了他，两天后就把他放了，一个圈子里的朋友告诉我那不过是个酒鬼，关起来也没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