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三个月(下)
　　在上大学时，我曾经在迈尔斯·科普兰（美国人，曾经在CIA工作过）写的《新谍报学》当中读到，通常的间谍案例主要分为四种形式：

　　1“埃米丽”式——这种情报员被间谍机关的招募者看中，他或她的潜力受到赏识。于是会有人接近他们，作他们的好朋友或者是情人，在生活上帮助他们，逐渐地让他们的“良心范围扩大，最后让他们能够问心无愧地去做你让他们做的事情”。

　　2“米基”式——他们是“不招自来”的情报员，由于他们所特有的知识和经验，得以与谍报机关接触并为之效劳但不被反间谍机关发现。

　　3“菲尔比”式——在未进入特定目标前就已经被发展，长期潜伏，若干年后进入指定打入的目标。

　　4“威利”式——这些情报员实际上为某一个谍报机关工作，但是他的负责人使他认为自己在为另一个什么机关工作（如某个工业情报组织、信贷调查组织，或者某一个报纸专栏作家）。

　　在我开始在安全部工作后，我接触到的案例大抵如此，在莫斯科也是如此，只不过现实生活当中的案例要比这些抽象的概括显得更有血有肉也更复杂一些罢了。

　　作为联络官兼所谓的监察员的我在莫斯科短暂的任职期间并没有主导参与很多案子，虽然我在审查一些案子的经费使用和情报价值以及谍报运作的时候，会比较多地接触一些细节。处在所谓的钦差大臣这么一个尴尬的角色上，莫斯科站的高官们对我主要还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不过一些年轻的特工干部因为年龄的原因再加上利益关系并不冲突之处，却和我相处的很不错。

　　在我接手工作岗位还不到1个月，我的站长把一个任务交给了我，因为国内正在考虑引进俄制特种钛合金生产工艺，总部希望能够弄到俄国人的底牌。之所以交给我这项任务，是因为我过去处理过的伊尔库茨克那个案子牵扯的就是这方面的任务。当初，我们的特工在和俄罗斯的一位权威专家的助手接触时没有能够掌握那个人，尽管给他开出的价码很高，但是这个生活很困苦的人很有民族气节，他最终决定将这件事报告了当地的安全官员，结果我们和他的交易失败，还让联邦安全局对我们打钛合金生产工艺的主意已经有了解。显然再要在这里面做文章的难度已经很大。我不仅对这个任务比较了解，而且在我看来，把这事情交给我，还因为我也不是他们司（东欧司）的人，就算完不成任务，板子也打不到他们身上。

　　我接受了这项任务，于是我开始搜集这方面的公开和涉密资料，找准突破方向。像这种核心的情报，它的来源不可能很多，能接触到钛合金项目的除了俄罗斯国防技术进出口公司和俄罗斯国防部的官员以外，就只有俄罗斯图曼斯基设计局下属的特种材料研究所和伊尔库茨克附近的钛合金生产厂了。不过我很快发现，其实我要搞到的情报并非都集中于这些高度保密单位的保险柜里，国内要求的情报支持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第一，要搞清俄罗斯方面是否愿意将这些技术工艺转让给我们，他们的要价会有多高，主要决策人是谁；第二，俄罗斯在这个领域的实际进展和专家名录，防止他们在转让时，以次充好。特种钛合金主要用于飞机机体和发动机叶片、潜艇外壳、航天器材外壳加工制造等领域，因此实际上在俄罗斯的一些飞机设计局和其他一些军工单位肯定有这方面的资料。因为是外单位的资料，他们在保密方面肯定不如保护自己的技术资料来的仔细，这就给我的工作带来了方便。

　　莫斯科站的情报员当中的确有能够接触到这些设计局机密资料的人，我让站里他们的负责人向他们传递了我的命令。不久，我们的一个情报员从他们的设计局尘封依久的档案柜里找到了8年前他们研制SU-37型战斗机的时候，图曼斯基设计局向他们提交的发动机叶片的性能资料以及他们自己的测试报告。更大的收获是我们一个在北德文斯克造船厂工作的情报员找到了最新的钛合金材料的资料，以及俄罗斯主要专家的名录。因为俄罗斯经济复苏乏力，给军工企业的拨款杯水车薪，他们的很多研究项目都已经下马，因此这些技术资料大多被随便地放在仓库里等待销毁，我们的情报员很容易地就弄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虽然这些材料和真正出自特种材料研究所的资料比起来肯定不那么详实，但是对于国内的专家来说，从这些“旁门左道”当中了解俄罗斯的实际技术水平已经不难了。

　　真正的难事是找到第一方面的情报，因为俄罗斯国防部的专门项目官员是不那么好策反或者贿赂的。我向尤里·诺先科的情报网发出了指令，让他们给我弄清外围的一些情报，他们很快从俄罗斯总参谋部得到了消息，空军的人反对这项交易。现在国防部正在平衡来自军方和厂方的意见（可以从常理推断出，俄罗斯军队肯定不愿意中国人在发动机领域取得很大的进展，俄罗斯的军用飞机出口单位甚至图曼斯基发动机设计局也会反对这项交易，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在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将摆脱对他们的技术依赖，唯一将从这件事情当中受益的只有钛合金工厂和研究所）。我还了解到尤里·诺先科的一个哥们，一个在军队供职多年后来又在国防部工作的前俄军少将（俄罗斯国防部在普金时期已经开始文职化，国防部主要高官由文官担任，这是西方国家的惯例）是一个坚决的反对这项交易的人，但是他并不主管这个项目，在和诺先科聊天的时候，他还很生气地骂负责的官员是肮脏的受贿分子。我决定由他入手，摸清他们的底牌。

　　在我们的情报员序列当中有一个叫B·聂菲多夫的人，是一个专门写俄罗斯军队和俄罗斯军事技术现状的军事记者，因为在文章当中总是站在军队的一边，对军方官员又多有吹捧，他在俄罗斯军界当中很有人缘。我于是命令他拜访那位老少将，从他口中套出一些有用的东西。聂菲多夫和他还是个熟脸，当聂菲多夫很客气地在和他喝了一通伏特加后，问到对于钛合金项目的态度时，有点头沉的老家伙对中国人和“那些只知道自己腰包从来不管国家死活的人”大骂了一通。聂菲多夫问他是否愿意阻止这场肮脏的交易时，他点头称是，于是聂菲多夫很诚恳地告诉他也许舆论的压力能让俄罗斯人清醒来自东方的威胁，他邀请老少将为他的专栏写稿，揭露这场交易的内幕。被爱国豪情充溢得有些飘飘然的他很自然地答应了，他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内幕搜肠刮肚地倒了出来，写作高手B·聂菲多夫很快依据他的材料，写出了一篇极具煽动性的文章，并请他过目。渐渐清醒的老少将意识到这可能涉及国家机密，于是改变主意请聂菲多夫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我们的作家当然同意了，这样不仅他们因此成了好朋友，我们也就得到了单独品味文章内容的特权。

　　我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整理出了一份关于钛合金项目的报告交回国内。后来，国内显然采纳了我的意见，对俄国图曼斯基发动机设计局和苏霍易技工贸公司施加了压力，并且开始认真考虑在钛合金技术方面和南非公司的合作，在发动机技术引进的动作也开始转向西方。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原先反对交易的俄罗斯的军用飞机出口单位和图曼斯基发动机设计局转变了态度，俄罗斯国防部最终在军方和军工企业的利益上做了妥协。他们对钛合金项目的主要技术工艺交易放了行，但是要求技术转让的速度和水平不能过快以及过高，主要的技术专家不能去中国参与工作指导，以防止中国在材料工艺方面的发展水平过分接近和达到和俄罗斯平齐的水平。

　　当然这些动作都是在我离开莫斯科以后进行的。并非是国内有意保护我，而是当我刚刚开始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久，俄罗斯的秋天让我吃了苦头。因为温和的夏季而被麻木的对恶劣天气的警惕性使得我在一次突然的变季降温时，患上了感冒，之后感冒居然转为了伤寒和肺炎（当然是典型的肺炎，不是那种有传染性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已经在2003年下半期有关的疫苗问世后被逐渐消灭了）。我在卧榻上躺了几天，由于显然不适应俄罗斯的寒冷天气，刚刚退烧不久的我，被总部召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