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对朱静芳心怀感激，写了这样一首六句诗送给她。聂绀弩获释经过，朱静芳对外人谈及很少。后来，周颖曾对别人便讲：“我们老聂能够出来，是由于某首长出面。”话传到朱静芳耳朵里，惹出一肚子火。气愤的她当着聂绀弩的面，质问周颖。又说：“你这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我讲不过你。”理屈的周颖说罢，便去卫生间。趁着这空当儿，坐在一边旁听的聂绀弩乐滋滋对朱静芳地说：“她怕你。”过后，朱静芳心里很难过。她对我说：“小愚，我想办法救老聂，一方面是由于你的母亲待我太好，一方面是因为老聂实在是太冤。”

我说：“朱阿姨，没有你的帮助，聂伯伯也能出来。不过，他要在监狱里等到胡耀邦上台平反全国的冤假错案，时间至少要推迟三至四年。等一年，就意味着再坐365天的牢。对个老弱病残来说，在一千多天的日子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朱静芳不住地点头，感叹道：“别看周颖一头白发，还不如小愚懂。”

关于聂绀弩的“犯罪”，不禁让我联想起戴浩对我讲的一段话。我出狱不久，戴浩来我家闲聊，母亲留饭。饭后，我送戴浩去建国门大街的1路汽车站。正值残夏，阳光耀眼，热气灼人，几只蜻蜓在空中盘旋。我俩拣着有树荫的地方走。走着，走着，他停下脚步，突然地说：“现在背着李大姐、周大姐、朱大姐以及陈大姐（即陈凤兮），我向你提个问题：把你关进大牢，冤不冤？”

“当然，冤呀！”

“我也认为冤。章诒和不就是章伯钧的女儿吗？小愚不就是有感于江青从政，在日记里写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么一句话嘛。”

我点点头。

接着，他又问：“你说把聂绀弩关进大牢冤不冤？”

“当然，也冤呀！”

“错了，与你相比，老聂可不冤哪。”

看着我瞠目结舌的样子，他笑了，拍着我的肩膀，说：“用不着吃惊，戴叔叔解释几句，你就明白了。用今天的法律去判断，老聂是冤枉。可拿当时的政策去衡量，聂绀弩可是真的有罪。”

“为什么？”

“因为他真是像判决书写的那样，恶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老聂骂林彪用的是最粗鄙的语言，粗鄙到我无法对你重复他的话。”

“真的？”

“真的。在接他回京的路上，老聂把自己的‘犯罪情节’全都告诉给我。我曾经告诉给你的母亲，她叮嘱我今后不要再对别人讲了。”

在以后的接触中，我发现性情狷介的聂绀弩对自己所反感的事物，用语常常是很刻毒的。戴浩的话，一点不假。聂绀弩为什么如此肆无忌惮底辱骂“副统帅”呢？我觉得除了性格因素、本性使然，资历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不错，聂绀弩是名作家，但他又是个老革命，且“老”到与林彪同读黄埔（聂为二期、林为四期），同为湖北老乡。有着这样的一个背景，即使对方变成了革命权威、政治领袖、毛泽东接班人，他也决然不会去仰视、去拥戴的。在聂绀弩的眼里，林彪就像面对面办公的同事、隔壁而居的街坊那样普通熟悉。因此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批评乃至诟病其缺陷的，这缺陷包括他的野心、虚荣、伎俩和作风。周颖来我家，一坐便是一天。母亲定是留饭的，擅长烹饪的姐夫洗手下厨，烧出的菜虽非美馔，却颇适口。周姨每次吃了，都说：“好，真是太好了，我还要带些走呢。”

聂绀弩释放回京以后，她带菜的习惯仍保持着，且加大了力度——带走的菜肴都改用我家大号铝饭盒，且塞得满满的。周颖一边把菜装饭盒，一边解释说：“我们老聂就爱吃小柴（指我的姐夫）做的菜！”每听此言，母亲脸上泛起微笑，姐夫则一副得意神情。菜带得再多，全家也心甘情愿。后来，有一次母亲要去王府井八面槽有名的全素斋买些素什锦回来，竟发现家里所有的饭盒都没了。问姐夫，回答说：“章家的饭盒都在聂家碗柜里放着呢！”

母亲去看望聂绀弩，常让我的姐夫陪同。姐夫自会带上许多新鲜鱼肉及蔬菜，亲自做给“聂伯伯”品尝。看着满桌子的可口菜肴，聂绀弩特别高兴。他说：“我颠簸了一辈子，吃到的快乐远没有吞下的苦水多。但今天我是快乐的，大家是快乐的。”

一天下午，母亲正在清理父亲生前收藏的清代茶壶。1966年8月红卫兵抄家时只认得瓷器，不知道这些用泥巴做的茶壶也是古董、“四旧”、好玩意儿且价格不菲。所以经过无数的洗劫之后，家里还剩得几把宜兴老壶。母亲刚把茶壶擦洗干净，摆在地上晾干，周颖、朱静芳二人就进了门。周颖见每把茶壶都那么漂亮，便说：“李大姐，这些壶真好看，送给我一把啦！”见母亲没有吭声，即又说：“我们老聂总爱靠在床上，用杯子喝茶很不方便……”一听是拿回去给聂绀弩使用，母亲就让周颖任意挑一把。自然朱静芳也挑了一把。事后，母亲提起这两把茶壶又很有些心疼，并念叨：“也不知老聂用上茶壶没有？”

出狱后的聂绀弩很想为母亲做些事。一次，他知道母亲在大街上摔伤了胳膊，就毛遂自荐，说要领着母亲去找个医生。母亲问：“你带我找中医，还是西医？”

“中医。”

“此人有名吗？”

“此人大大地有名。”

“他是谁？”

“萧军。”

母亲嗔怪道：“老聂，你别是在跟我开玩笑吧。萧军是个作家，你带我找他做什么？”聂绀弩笑了，笑里透着得意。说：“李大姐，你说得不错。但你不知道，他还是个正骨中医。”受聂绀弩热情诚挚的感动，母亲同意了。他们一起到了座落在什刹海附近的萧军的住所。“这是李大姐。李健生，章伯钧夫人。”红光满面的萧军听了聂绀弩的介绍，紧握母亲的手，说“认识你，真是太好了。今天我一定要好好款待你们。”

聂绀弩说：“我们不是来做客的，是来看病的。”结果，既做了客，也看了病。母亲的胳膊让健硕无比的萧军“三下五除二”地给摆弄好了；他们也成了朋友，同聂绀弩一道，又去烤肉季吃饭，又在湖边合影。

1977年11月，北京市政协重新开张，恢复活动，召开了五届一次会议。从前一直是北京市政协委员的母亲却未接到“当选委员，参加会议”的通知，而其他老委员都先后收到了。她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独独没有自己的份儿。她来到聂家，对聂绀弩夫妇说，自己很想不通，也很不服气。聂绀弩对周颖说：“你去买些酒菜来，中午我请李大姐在家里吃饭。”周颖不善家务，也没有雇佣固定的保姆。所以一般情况下，母亲是不在他家吃饭的。但今天例外，母亲同意了。饭桌上，聂绀弩持箸进菜，殷勤相劝，又向母亲举杯，而且一定要“干”了。过后，对母亲说：“李大姐，我送你一首诗吧！怎么样？”

幺女归才美，闲官罢才清⑺。中年多隐痛，垂老淡虚名。
无预北京市，宁非李健生。 酒杯当响碰，天马要行空。

听着听着，母亲的脸红了。“李大姐，你看我说得对吗？”聂绀弩问。“对得很。‘无预北京市，宁非李健生。’这两句多好。”母亲笑了。“你说好，那就好。”三日后，聂绀弩将诗写于信内，寄来。在以后的日子里，母亲偶遇不快，便常吟这首《李大姐干杯》。

1978年秋，我被释放出狱，回到北京，却尚未平反。

一天上午，母亲对我说：“我要带你去认识一下聂绀弩。”我俩是搭乘公共汽车去的。头天，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熟食和水果。母亲路上叮嘱我，千万不要谈论有关子女的事。这时我才知道聂绀弩和周颖有个独女，叫海燕，在歌剧院供职。女婿姓方，人称小方。令老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出狱前的一个月海燕自杀了，死因不明。小方被批斗，其所在单位领导和群众一致认为他对妻子的死负有不可推卸之责。没几天，小方也自杀了。周颖对聂绀弩瞒着这宗命案，谎称海燕出差在外。聂绀弩思女心切，很快病倒在床。过了半年多的时间，经母亲和其他几个老大姐商量，觉得总瞒下去不是个办法，再说聂绀弩也不是个承受不了打击的人，于是决定由陈凤兮找个单独的机会告诉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陈凤兮静静地讲，聂绀弩默默地听，讲者与听者的眼睛里都闪动着泪花。当晚，聂绀弩彻夜无眠。第二天早晨，周颖进丈夫的卧室，“只见绀弩面朝墙壁睡着，半边枕上犹有湿痕。桌上的烟盒空了，地上有一堆烟头。笔筒压着一张薛涛纸，纸上是一首七律诗⑻。”但在聂绀弩的心里，仍藏着一个死亡之谜，即女儿为什么要自杀？

周颖把家从地安门附近的东不压桥胡同34号的平房，搬到了左家庄地区的新源里单元楼。回到北京的聂绀弩按被释放的国民党军警特人员待遇，每月从街道领取18元生活费。他不能安于这样的身份，也不能安于这样的生活，便给担任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写信，说明自己莫名其妙被抓和莫名其妙被放的情况。邓小平将信批转给时任全国政协秘书长的齐燕铭，齐燕铭向邓小平汇报了聂绀弩“军警特”待遇的近况。邓小平听后，两眼一瞪，说：“他是什么军警特！”齐燕铭遂立即派人，给聂绀弩送去二百元营养费；跟着，齐燕铭责成有关方面，将“文革”中红卫兵抄走的现金——约有七、八千元，如数退还。

聂绀弩单薄、瘦削。无论行走，还是坐立，身体都有些前倾，背微驼。从我看到的第一眼开始，便觉得聂绀弩是一幅线条洗练、轮廓分明的肖像版画。令人难忘的是他在文人派头里所显示出的鄙夷一切的精神气质。即使有客人对面而坐，聂绀弩也常沉默不语，似乎总带有几分痛苦。其实，聂绀弩并不忧郁，只要一笑，眯缝着两眼，让人觉得慈祥可亲，是个仁厚的长者。当他正眼看你的时候，那目光竟是那样地坦白，仿佛可以一直穿透你的胸膛直达心底。

我向他浅浅地鞠了个躬，母亲介绍说：“这就是小愚了，刚放出来。”

聂绀弩问：“你是在四川的监狱吧？”

“是的。”

周颖说：“小愚关押的时间比你长一些。”

“你在哪里做什么？”聂绀弩又问。

“我种了五年茶，织了五年布。聂伯伯，你呢？”

“我没有怎么劳动。”

我还告诉他，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和母亲在莫斯科餐厅吃西餐的时候，就曾见到过他。聂绀弩说：“想不起来，忘记了。”我说：“那时餐厅的服务员都神气得很，催她们上菜，带搭不理的，还从眼角看人。你生气了，对我和母亲说：‘什么叫养尊处优？还用查字典吗？她们的脸就是注解。凡掌管食品的人，都是养尊处优。’”聂绀弩大笑。我又说：“在咱们四个人等着上菜的时候，母亲问你的工作情况。你说：‘眼下的工作单位好极了。’母亲问：‘好在哪儿？’你的回答是：‘我都和孤家寡人（指溥仪）在一起了，你说这个单位（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室）还不好？’”聂绀弩又是大笑，并夸我的记性好。

我说：“我脑子里净记这样一些没用的东西，不像你满腹经纶，记的都是学问。”聂绀弩听了，向我瞪着眼睛说：“我有什么学问？不信，可以翻看我填的任何一张履历表，文化程度——高小。”

囚服去身，阳光重沐。聂绀弩的情绪该振作，心情应舒畅。可我感觉他的心情并不怎么好，脾气也不够好。

母亲的解释是：有本事的人，都有脾气；有本事又有冤枉，脾气就更大了。周颖是不参加我们谈话的。不一会儿，她拎着个黑塑料提包走过来，对母亲说：“李大姐，你们聊吧，我到外面去办点事儿，老聂今天特别高兴。”

周颖刚出门，聂绀弩的脸色蓦地阴沉起来，说：“小愚出来了，很好。可我想回去。”

“聂伯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对母亲说：“李大姐，还是监狱好。”

母亲说：“老聂，有些事要看得开，想得通，我们才能活下去。”

“我想不通，海燕到底为什么死？说他们（指海燕夫妇）夫妻关系不好，小方有外遇？可死前两口子还发生了性关系。按说我坐了牢，母女（指海燕和周颖）应该是相依为命的。可我后来读到海燕早就写好了的遗嘱，才知道事情很复杂。女儿在遗嘱里说：‘我政治上受骗了，生活上也受骗了。又说‘我的两个小孩千万不要让母亲带。’为什么女儿不信任母亲？所谓‘生活上也受骗了’，是指谁？是小方一个人骗了她，还是连同周颖两个人都骗了她？海燕是怎么知道自己受骗的？她看到了或者发现了什么？这些到底都是怎么回事？李大姐，我总该弄清楚吧？”

母亲是看过遗嘱的。这一连串的发问，却令她无法应对。只能宽慰他，说：“老聂，事情已然过去，你要超脱出来。周颖一人在外，实在也是万分困苦。我希望你和她彻底安顿下来，以前的，都不去想啦！还有许多事在等着你去做呢。”聂绀弩摇头，说：“事情我要做，问题也要想。再说，海燕的死是有果无因，怎么能说‘事情已然过去’？”母亲再无话可说。海燕的死因及遗嘱，是聂绀弩脑子里的谜团，也是心中的死结。

我是第一次登门拜望，聂绀弩说什么也要留我们母女吃午饭。我第一个把饭吃完,按照规矩，将一双竹筷平架在空碗的正当中，欠身说：“聂伯伯，谢谢。你们慢用。”低头吃饭的聂绀弩抬头望望我，笑了。微笑中带着挖苦的神态，说：“不要谢我。”遂指着周颖说：“谢她。我现在是靠老婆养活的。” “你不会永远拿18块。”母亲说。饭毕，即告辞。母女同行一路。许久，母亲长叹一口气，说：“老聂，可怜。”

1978年年底，我的丈夫（唐良友）从成都来到北京。母亲说：“你们夫妻好不容易团圆了，带些糖果，算是喜糖，一起去看看聂绀弩吧。”说着，把写着东直门外左家庄新源里西9楼3单元33号地址的便条，递给了唐良友。

我问：“万一聂伯伯不在家，要不要事先打个电话？”

“周颖可能不在，绀弩是一定在家的。”

临走时，母亲对唐良友说：“记住，不要在他家吃饭。。”

给我们开门的，是聂绀弩。 进屋后未见周颖，便问：“聂伯伯，周阿姨呢？”

“出去了。”看来，母亲的话是对的。

聂绀弩坐在了床沿，指着床旁边的一张旧藤椅叫我坐下。然后，他上下打量着唐良友， 直声问：“他是谁？”

“我的爱人，唐良友，你叫他小唐好了。”

“你的爱人？”聂绀弩毫不掩饰自己的怀疑与惊异。

我点点头。

“真的？”他轻轻摇着头，问唐良友：“你是做什么的？”

“在川剧团搞器乐。”

“什么乐器？”

“从唢呐到提琴。”

他笑了，笑得很冷，又很怪。我不知道丈夫是个什么感受，但我从这样的笑容里，读出了几层含义：一，聂绀弩不仅觉得唐良友过于年轻，更觉得他过于漂亮；二，对这种年纪、相貌以及职业，有些鄙薄；三，这种鄙薄也推及到我，即鄙薄我对男人的选择标准，或许还有对男女性关系的联想，等等。我很想对他解释一下，讲讲自己所经历的如电视连续剧一般曲折的婚姻故事。但我忍了，忍受了他的笑，也接受了笑中的鄙薄。我清楚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小市民。

很快，我们进入了谈话的正题。正题就是对监狱的认识与感受，这是我和聂绀弩唯一的共同点，恐怕也是唯一的话题。

“小愚，你对坐牢都有些什么体会？”聂绀弩首先发问。

“我初到监狱，有三个‘想不到’。”

“哪三个？”

“一想不到监狱犯人如此之多；二想不到犯人刑期如此之长。”

“那三呢？”

“三想不到监狱状况如此之差。”

听了这三个“想不到”，聂绀弩似乎觉得我多少是个可以聊上几句的人，而非只会选漂亮男人做丈夫。他伸手去拿搁在写字台上的香烟，唐良友忙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打火机，打燃。他点上烟，舒服地把上身斜靠在床头，两条腿挪到床沿边，平搁着。

见他有了兴致，我的心绪平稳了许多，说话的声音也放大了：“聂伯伯，后来我发现所谓的三个‘想不到’，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

“你还有更深的认识吗？说来我听听。”眼神里，流露出关切和暖意。

我说：“有两点来自对人的认识。首先，人是不能改造的。罪犯充其量只能做到遏制自己，即遏制犯罪本质。换句话说，人不是不想做坏事，而是不敢做坏事。另外，从前我以为坏人就是坏人，蹲上两年（大牢）便明白一个人坏了，可以再坏，再坏以后，还可以更坏。坏是无底的。”

“举个例子，说说看。”

“比如，一些年轻女犯是盗窃罪，即惯偷。劳改队的劳动强度大，肚子总填不饱。除了在农田里偷些可食之物以外，她们便想方设法找男人‘野合’。搞一次，得一个窝头，一个窝头也就值五分钱。她们本来坏在偷盗上，现在又多了个卖淫的毛病。犯人谁不想出狱？我们的劳改条例又鼓励密告。对他人有重大检举，自己可获减刑。于是，告密成风。再沾上这一条，人就更坏了。”

聂绀弩笑问：“你告过密吗？”

“我告过，而且后果严重。”

“什么后果？”

“把人给毙了。”

他问得突然，我答得直接，我俩不由自主地被对方的态度所感染。聂绀弩忽然发现没有给客人倒水沏茶，便起身趿拉着鞋，取茶杯、提暖瓶，找茶叶，并抱歉地说：“对不起，我现在才给你们泡茶。”用不怎么开的水泡上两杯绿茶后，他又靠在床背，恢复了原来的姿势。这时的他，像个等着听故事的孩子。从这一刻开始，我感觉双方才是对等的。我说：“聂伯伯，我家庭环境好，受教育好，从无生活恶习。我不过是个政治犯，更准确地说是个思想犯，但进了大牢后，我学会了骂人，学会了打架，学会了偷东西。因为不这样，就活不下去。打架骂人，是犯人之间流通的公共语言。我能像原始人那样用拳头撕扯扭打；像老泼妇那样当众骂街。偷，专偷吃的，是因为饿。饿是什么？是一种关乎生命的本质性痛苦。说句不好听的，除了厕所里捞出来的，不吃，我什么都吃。你的岁数大，又不劳动，肯定对这种痛苦体会不深，而且，可能还把食物和朱阿姨带给你的食品，分给帮助照料你的年轻犯人吃，对吗？”聂绀弩点头，道：“是这样的。”继而，他把话题拉了回来：“你跟我说说那件后果严重的事情。”

我开始了讲述：“最初的几年，我是在苗溪茶场。三十多个新、老反革命女犯挤在二十多平米的监舍。睡在我斜对面的一个浓眉大眼的中年妇女，叫张家凤。她生性活泼，多才多艺，有一条好嗓儿，会唱许多中外歌曲。高兴起来的话，还要讲几句英语。我觉得她是众多女囚中最可爱的，但是组长警告我说：‘张家凤是个抗拒改造的反改造分子，你不要接近她。’很快，我便发现她的精神不够正常，自说自唱，神神叨叨的。越是春茶采摘的季节，她越是发作。别人一天采茶二十多斤，她的茶篓却是空的。消极怠工，就是抗拒改造，晚上要挨批斗，犯人斗犯人。多数犯人为了表现自己靠拢政府，接受改造，批斗时就掐她的胳膊，扯她的头发，煽她耳光，我吓得躲在旮旯，但张家凤却习以为常，甚至面带微笑。组长又告诉我：‘她的态度如此嚣张，是仗着自己军人出身、军大毕业。打过几次杀威棒，好些了。她犯罪的起因是被一个首长搞了以后，甩了，从此对共产党怀恨在心。’”

“这样经历的女同志，在建国初期是不罕见的。即使有些年轻女同志被组织安排给了某首长做老婆，多数也不幸福。”聂绀弩插了一句。“大概是第二年采摘春茶的时候，张家凤的旧病复发了，而且很严重。她咒骂的不光是那个曾经玩弄自己的部队首长，也不单是把她送进监狱的军事法庭。她咒骂的是毛泽东。很多犯人都听见了，大家争先恐后地去揭发。事情汇报上去，管教干事发话下来，说：‘章诒和的文化程度高，叫她不要采茶了，拿着纸和笔，跟在张家凤的后面。听到一句反动话，就写下一句。再布置另外几个犯人靠近张家凤劳动，一边采茶，一边用心记下她说的，晚上让她们找人写成揭发材料，作旁证。’当时正是下午四点钟的样子，从清晨四点开始爬上茶山，人已经干了一圈儿（即12小时）。我累得要死，腰痛得要命，好像就要断了。一听到这个任务，忙甩下茶篓，心里别提多高兴啦。只觉得自己可以从筋疲力竭中逃出来，而不去想想我记录下的材料是干嘛用的。我跟了她两个下午，她在咒骂的时候，仍称毛泽东为毛主席。她真的疯了——这一点，别人不懂，我应该懂。大约过了半年，在‘十一’国庆节之前，张家凤被押走了。9月30日，劳改茶场召开宽严大会。宽大处理的样板是我们的那个组长，减刑半年；从严惩治的便是张家凤了，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而判处死刑。宣判后的二十分钟，远处传来了两声枪响，数千人的会场如一潭死水。子弹射穿她的同时，仿佛也击中了我。张家凤死了，我觉得是我用笔和纸害死的。”我说不下去了。聂绀弩起身把茶杯端给我，说：“喝口水，喝口水。” “聂伯伯，你知道吗？从抓我的那一刻起，我一直认为自己无罪。但从枪毙张家凤的那一天开始，我便觉得自己真的有罪了。”

“罪不在你，错不在你。”聂绀弩的目光沉郁，仿佛人类的善良、忧患及苦难都随着目光，流溢而出。他吸烟的时候，嘴唇原是紧闭的。这时却张开了，一股青烟冒出，随即散开，在空中形成淡薄的雾气。他仰着头，看着这飘动的青烟渐渐散去，语调平缓地说：“密告，自古有之，也算个职业了，是由国家机器派生出来的。国家越是专制，密告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高。人们通常只是去谴责犹大，而放过了残暴的总督。其实，不管犹大是否告密，总督迟早也会对耶苏下手。”

“聂伯伯，我在狱中呆了十年，体会到对一个囚犯来说，贪生可能是最强烈的感情。而狱政管理的许多做法，正是利用了这种感情。”我们还谈起各自的“犯罪”情况，一对案情，俩人都笑了。原来在我俩的判决书上都有“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罪状。

我说：“我们的毛病都是太爱说话。”我的这句话，聂绀弩有些不受听。气呼呼地说：“祸从口出——这条古训，中国的老百姓谁敢不牢记在心？他老人家不开口则罢，一开口，必是雷霆万钧，人头落地。我们这个国家什么工作都可以瘫痪，惟独专政机器照样运转。而且，人被戴了帽子，被关押，被劳改，被枪毙，可革命照旧进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可怕的地方，也算是社会特色和特征吧。”聂绀弩停顿片刻，突然提高了声音，说：“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坐牢，今天的结果比老人家强。”

“你认为，他老人家的结果是什么？”

聂绀弩伸出四个手指，说：“四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众叛亲离，等到一切真相被揭开，他还要遗臭万年。”

“聂伯伯，‘文革’中我的父亲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毛泽东几十年的执政错误给中国的每个家庭，都制造了灾难和痛苦，别看现在是‘红海洋’，将来会是个悲剧的收场。”

“你的父亲是先知先觉，你的母亲是大慈大悲。你虽受了父母的连累，但你该为他们自豪。”

我说：“我在牢里，支撑我的就是死去的父亲和活着的母亲。即使我死了，我的灵魂也会回到他们的身边。”

“好。”说罢，他把目光投向了窗外。

我怕他联想起海燕，扯开话题，问起他狱中生活。他告诉我，自己有书看，还能写东西，处境比我好。 “聂伯伯，你看些什么书？”

“主要是看《资本论》，一遍一遍地看，一直看到被放出来。说来你也许不信，我一共读了17遍。读《The Capital》，有鱼跃于渊之乐。”

我大为吃惊：“天哪！你该不是把《资本论》当成了《圣经》吧？”

“算你说对了。”他有些兴奋，好像很欣赏我的这个比喻：“我就是把它当作《圣经》，其实，《资本论》也像《圣经》。”

“为什么？”

“因为它是从哲学的观点出发的；又因为它写出了真理；还因为它的文笔。‘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弱都无济于事。’小愚，你说这段话像不像《圣经》？你说马克思的文笔好不好？《资本论》当然是论述经济问题与规律的，但它把权力、选举等政治因素概括进来，又涉及思想、舆论、信仰、情感等精神事物。分开来读，每个部分都说得很明晰；合起来看，整部书又非常完整。这个特点不也很像《圣经》吗？中国人当共产党，有几个人读了《资本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原因分析起来，不外乎两个。一部分人是为了寻找个人出路；另一部分人是出于对当地政府或顶头上司的不满。怀着这样的动机，哪里需要《资本论》？从前的我，也是不看这种书的。”聂绀弩又赞叹道：“《资本论》可是好文章呀！在山西写下的读书笔记，有几大本。可惜，让他们（指监狱管理人员）都拿了去。”

“聂伯伯，你读《资本论》17遍之后，有什么感想？”

“最大感想就是怀疑理想。共产党建党至今，不知道给我们树立了多少理想。理想有高，有低。高到共产主义，低到公共食堂。无论高或低，几乎都很少实现。即使实现了，也很快失败。包括现在我们这个不高不低理想——社会主义，也不成功。为什么总是实现不了？我们都是在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上找原因。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理想错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说的共产主义和德国大胡子讲的共产主义完全不同。而且，事实证明——基于反抗压迫的革命，并不一定通向自由和幸福。”

我说：“父亲讲，读马（克思）恩（格斯）要看德文版的，苏联的俄译本不行，中共的译本就更不准确了。

（19）60、61年的时候，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父亲听了怒不可遏，说：‘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叫混蛋逻辑。’话的尖锐以及声音之大，把我和妈妈都吓呆了。他很反感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父亲认为，想用一种理论囊括所有的事物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没有的。他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质是书生，学者。马克思主义是学术性质的，中国文人说法叫书生之见。只是后来的列宁、斯大林和再后来的毛泽东，把它完全政治化、而且当作了工具使用。谁读了德文本的马恩全集，谁就能把这些荒谬矫正过来。”

“你父亲说的是内行话。”

就这样东扯西拉，不觉已近中午。唐良友看了看表，我忽然想起母亲临行前的叮嘱，便对聂绀弩说：“我和小唐告辞了。”

他从床上起来，握着我的手说：“问候你母亲，下次和她一道来。”

出了聂家，发现唐良友一声不吭，脸上阴云密布。我恍然大悟：刚才两个小时的谈话，聂绀弩居然没和他说上一句话，哪怕是扯上一句闲话。

半年后在成都，5月的一天，唐良友突发急性胰腺炎，大叫一声断了气，死在我的怀里。死的那一刻，从眼角流出一颗硕大晶莹的眼泪，滴落到我的手臂。在他的追悼仪式和我的平反大会举行后，我从四川返回了北京。回京的第二天，周颖清早就来看我。踏进门，就哭着对我说：“小愚，你的命咋这样苦？”我似乎已经麻木，怔怔地望着她，出神。周颖又道：“聂伯伯要我对你说：‘小唐前后只和你生活了几个月，却于牢门之外守候十载。他是个好男人，是你的好丈夫。’”绿水千里，青山万重。聂绀弩的称赞，不知黄泉路上的匆匆行者可否听到？——我觉得生活也是一部法律，甚至是酷法。普通人除了服从以外，又能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