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ZT) |
| 送交者: 机要秘书 2003年12月18日17:17:39 于 [新 大 陆]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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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翻开我家老影集》作者孔东梅，以毛泽东与贺子珍外孙女的身份，从伟人后代和当代女性双重视角出发，将女性、婚姻、家庭等内容娓娓道来。如对外婆贺子珍、母亲李敏和作者自己留学经历的比较，对外婆婚姻生活的分析，有着中西方高等教育背景的作者都以文化的、理性的态度做出尝试。 ■作者孔东梅 在毛泽东四位孙辈后人中，孔东梅是惟一的女性。她的母亲是毛泽东长女李敏，父亲是原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将军之子孔令华。毛泽东为她起名“东梅”，既包括他自己的名字“东”，又有他一生都喜欢的“梅”。 东梅1972年出生，童年在上海度过。上小学后，回到北京父母身边。考入父亲的母校北航后，她选择了英美文学专业，毕业后进入泰康人寿保险公司。不久，东梅赴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回国后，创办北京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长，致力于整理、研究、宣传“红色经典”文化。 和大多数20世纪70年代出生者一样，东梅没有亲眼见过外公毛泽东，他也没有亲眼见过这位外孙女。他们见面的方式十分特别：“妈妈把我的照片带去给他看，再把他的照片带回给我看。照片成了我们祖孙互相交流的惟一方式。”怀着对外公毛泽东的尊敬和对外婆贺子珍的怀念，东梅翻开了家里那本老影集———这是毛家第三代人献给外公，也是献给毛家几代女性的一份礼物。书中收入了孔东梅及其亲人珍藏多年且从未发表的老照片，非常珍贵。更重要的是，作者是以平常心来讲照片背后不平常的故事的。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逐渐远去的，熟悉又陌生的伟人亲缘世界吧！
为了祭扫祖坟时有个落脚的地方，文家13岁的七妹子被许给了毛家10岁的独子毛顺生（我的曾外公），5年后成婚，文七妹于是成了毛文氏。 从此，曾外婆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丈夫是独子，幼年丧母。她侍奉公公近20年，直到1904年送终。还有操持家务以及接连不断的生育，养大了三个孩子，同时至少遭受过四次儿女夭折的痛苦。1918年，曾外婆病倒了。外公把老母接进省城长沙就医，住在好友蔡和森家调养，并留下至今惟一而且最全的母子、兄弟合影。见过这张照片的人都说：真像啊！是的，如果没有这张照片，谁能相信外公从青年、中年直到老年，如此酷似他的母亲？ 外公回忆自己的母亲时，说她“完全不识字”。她除了回20里以外的婆家省亲，就再没有去过更远的地方，直到年老病重，才平生第一次去了长沙。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母亲呢？那就是中国文化渊源深厚、兼容并包的力量吧。特别是作为母亲，她具有对儿子们，对家庭深厚的爱。正是这种爱，成就了我的外公，为我外公性格的形成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曾外婆信佛，而且非常虔诚。从怀上外公开始，曾外婆就每逢初一、十五吃斋，持续终生。现在看来，母亲给予善良的本性，父亲给予刻苦的训练，这样的家教再加上英雄与时势的互动，难怪韶山冲的小山坳里会走出来叱咤风云的毛氏三兄弟了。 ■我的外公毛泽东 大家可能知道，我外公小时候经常和曾外公发生冲突。至于原因，父亲脾气暴躁，儿子顽皮倔强；父亲对儿子劳动、生活、学业的严格要求；还有施舍与反施舍的义利之争，都是冲突的导火索。 外公在家里组织了一条“联合战线”，最重要的盟友当然是曾外婆。此外，他还尽力工作，小心记账，让曾外公抓不到把柄。此后，父子冲突是少多了，但分歧仍然存在。我觉得，这还是两代人的人生目标不同所导致的。 曾外公读过两年私塾，知道文化的可贵。他已计划好，将来把儿子送到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然而，一本《盛世危言》却改变了一切。它使外公萌生了要去山外世界看看的念头。1910年他要去邻县的湘乡东山小学读书，那是一所不教四书五经的新式学堂。 他知道父亲的态度，所以搬来了一切可以说服他的亲戚和师长。外公的表哥王季范说的“不读书就没有用”大概打动了曾外公的心思。接下来，外公的八舅愿意负担学费，他的儿子愿陪同外公上学。此时，曾外公开始用商人的现实思维考虑了，他说：泽东是湘潭人，到湘乡读书只怕有界线。 外公的老师一锤定音：现在到外国留学的都很多，何况到湘乡呢？这样，外公又一次胜利了。那年，外公16岁。这是他第一次出门到离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 后来，他又有了去省会长沙读书的机会，曾外公照例反对。但是，在外公的母亲、舅舅及表哥、老师等的大力支持下，曾外公终于同意资助儿子。外公得以最终完成学业，从而奠定了他成为20世纪最伟大人物的起点。
她是外公家庭中最不为人知的一位成员。然而，这又是一个不可以被历史忽略、被后人遗忘的成员，她，就是外公的原配罗氏。 众所周知，外公有杨开慧、贺子珍和江青三位妻子，但这并不是历史全貌。外公在延安接受采访时，也谈过此事。 在《韶山毛氏族谱·世系表》（竹溪支）齿录卷十五中，我查到了毛氏家族对他第一次婚姻的最权威记载：“原配罗氏，清光绪十五年己丑九月二十六丑时生，宣统二年庚戌正月初二寅时殁，葬韶山南岸土地冲楠竹，酉山卯向。” 据此可知：罗氏生于1889年。这桩婚事，据我看来起码有两个成因：一是，毛罗两家是世交，罗氏祖母毛氏是外公祖父的堂姊妹，而罗氏之父与我的曾外公有生意往来，两家关系更加密切。二是，毛家有子无女（夭折两个），罗家有女无子（夭折六个），曾外婆身体不好，家事又颇繁重，找合适的大儿媳帮忙已是当务之急。 而罗氏嫁到上屋场毛家之后，且不提外公满意与否，至少公婆满意——据说她与婆婆和弟媳（泽民外公的发妻王淑兰）相处很好。 1910年大年初二，罗氏因病去世——有人说是患了痢疾，在缺医少药的农村，已是足以夺命的恶疾。当时她才21岁。这年秋天，外公做出了离开韶山去湘乡读书的决定，从此开辟了真正属于他的人生新天地。
我两岁到六岁都在外婆身边度过。当时年纪小，外婆给我的印象并没有后来深。说来也怪，以往听外公的录音，和外公会面都能引起她病情的重大反复。而1976年外公去世，全国人民泪落如雨时，她却表现出惊人的平静。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次不亚于前两次的危机。只不过由于压抑较深，当时没有爆发，而分几年逐渐释放出来。只要外婆一发病，楼里马上就如无人居住般安静。 1979年外婆终于获准进京。为了这一天，她足足等了30年。现在，她可以来了，可是…… 北京对她而言，一来意味着丈夫，可他已在三年前离开了人世。而只要他活着，自己就不能去。这个悖论使两位老人一直痛苦着。二来意味着国家，就像当初她不顾一切前往的红都莫斯科，是心中的圣地，理想的家园。但她来北京后惟一的外出，都没超过天安门广场和左右公园的范围。 此时中风和糖尿病已让外婆离不开医院。为了健康起见，她一定要去瞻仰纪念堂的时间被一缩再缩。在纪念堂，曾经和被纪念者有过十年婚姻、六个儿女的外婆，把眼泪和呜咽一并吞下肚里。 妈妈和爸爸推着轮椅，让外婆坐到休息室的外公手书《七律·长征》前面。外婆抬眼望着丈夫那熟悉的龙飞凤舞草书，久久不语。 5年后，当我们推开急救室大门时，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外婆去了，随后是火化。火焰熄灭后，几块沉甸甸的钢铁家伙终于在森森白骨中露出了面目。外婆留给我们的，除了她的冤家弹片，还有1951年发给她的残疾革命军人证，按照规定，她可以每年领取330元的残疾金，但取款签名栏没有留下任何一处她的签名：“贺子珍”。 ■我的妈妈李敏 我的妈妈是外婆最后一个女儿，也是外公最大的一个女儿。她一出生就得到了“娇娇”（又作皎皎）这个极为女性化的名字。而我可怜的妈妈，自从有了这个贵而软的名字后，竟然在很多年中“一天好日子没过”（我爸爸说的）。 四岁那年，妈妈经过长途跋涉，从延安来到莫斯科。莫斯科儿童院，应该说是妈妈从出生以来的第一个真正的“家”。在那里，她与自幼分别后再未见过面的母亲团聚了。外婆欣喜地张开手臂，大声叫着女儿的名字，两人紧紧抱在一起。而她们回到自己真正的家———中国东北哈尔滨，时间是1947年到1949年。 12岁的妈妈用自己惯用的俄文，写下了给外公的第一封信：毛主席：大家都说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见过您，也不清楚这件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娇娇。 很快她收到这样一封电报：娇娇，看到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欢迎你来。希望你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毛泽东。 不久，妈妈和岸青舅舅就由姨婆带着，高高兴兴进北平去了，留下外婆一个人。1949年5月的这一天，外公毛泽东和自己从异国他乡归来的儿女们总算团聚了。 在外公身边的日子让妈妈有乐不思蜀之感。在外公的委派下，她当起了家庭的“特命全权大使”。妈妈每次回外婆家，外公都要逐件落实要带的东西。他的稿费有一项开支就是给外婆买药。妈妈就这样提着沉甸甸的行李去上海，然后再提着装满外婆给外公礼物的行李回北京。 但是，这种“父亲—女儿—母亲”两个家之间的往返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妈妈搬出外公家后中断了。此后，妈妈想见外公已是越来越难，父女从一年见几面，到几年见一面。那年外公在庐山和外婆见面后，他亲自主持了我妈妈、爸爸的婚礼，并留下了这张集体合影。这是毛家史上最隆重的婚礼。 现在妈妈与外界的接触不多，她在很多普通人的默默关注中度着深居简出、平和安详的晚年。妈妈在家什么都干：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基本上就是一个家庭主妇。 ■我的姨妈李讷 姨妈李讷1940年生于延安。当时外公已47岁，对这个自己十个子女中最小的孩子特别喜爱。他不忍心把女儿送到保育院，姨妈成了家中惟一和外公度过全部童年的孩子。父女间的昵称是：“大娃娃”和“小爸爸”。 姨妈1965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以她特殊的角度见证了“文革”初期那一段纷纭复杂的历史。然而，好学深思、恬淡平和的姨妈与波谲云诡、百口莫辩的政治显得那样不协调。后来，她也和数以万计的机关干部一起，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 外公逝世之后，姨妈有过一段异常孤独、困难的时光。由于江青在京北远郊秦城监狱服刑，她常常要花费整天的时间，乘公共汽车去那里探监。但人们没有忘了她。在外公卫士长李银桥夫妇的帮助下，姨妈1984年和我现在的姨夫——王景清结婚，长期住在北京市民那种简朴而局促的房子里，过着老百姓平静而自由的生活。 姨妈有一独子，现名王效芝。我的效芝表弟不喜欢抛头露面。作为当代青年，他选择了一条与父母一辈人完全不同的独立生活的道路。 2003年春，姨妈李讷和我妈妈李敏一起被选为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我两岁到六岁在上海外婆那里。湖南路262号寓所颇为宽敞洋气，工作人员把各方面都照顾得很周到，衣食无忧的我还能在家看看电影。这些是墙外的孩子当年无法想象的。 但是我仍然很羡慕墙外的孩子：他们有父母，有朋友，这些是再优越的物质条件也无法替代的。外婆的病使她自顾不暇，父母的工作和收入使他们不可能穿梭于京沪之间看我，结果就使我在一定程度上重演了妈妈的童年——因孤寂而内向。 然而我终究没有像她那样受苦，毕竟东梅的妈妈与娇娇（指李敏）的妈妈相比，已经有很多不同。她中文不大灵光，但对文学的爱好有相当积累，这一点对我影响至深。学着她当年的样子，好静的我读了家里所有西方文学作品。 1996年，我工作了。在泰康人寿工作的三年创业期间，我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段经历给我一生成长起了转变和催化的作用，也为归国创业奠定了基础。 工作了的我，“名利心”似乎特重，出国梦越做越香。1999年，我考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美国学业繁忙之余，我潜心钻进各种文化场所，以浓厚的兴趣看待多元化的世界。 回国之后，我仍继续自己的学业，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就学燕园，使我在浓厚的学习空气中自由呼吸到前辈思想的因子。 凡此种种，最终触发了我从文化角度研究百年毛家以及中国“红色文化”代表人物的决定。外公在上世纪20年代初，曾创立过新民学会、文化书社等等。而在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我创立一个机构，以研究、宣传、出版、传媒为业，不正是对家风很好的继承和延续吗？我为它选了一个有意义的好名字——“菊香书屋”。
第一章：曾外婆、曾外公一家 第一节百年家世 第二节曾外婆与曾外公 第三节外公的弟妹们 第四节外公的原配罗氏 第五节万里故乡 第二章：开慧外婆一家人 第一节我的开慧外婆 第二节我的三位舅父 第三节岸青舅舅的80年 第三章：外婆贺子珍的一家 第一节外婆贺子珍的前半生（上）： 战地爱情 第二节外婆贺子珍的前半生（下）： 异国煎熬 第三节外婆贺子珍失去的五个子女 第四节外婆贺子珍的后半生（上）： 人生悲喜 第五节外婆贺子珍的后半生（下）： 晚年岁月 第六节我的妈妈李敏 第七节宁宁与东梅 第四章：江青和我姨妈李讷一家 第一节外公与江青 第二节我的姨妈李讷 第三节这张合影让我想到…… ------------------- 本文作者：赵明宇/整理：机要秘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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