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没有政治家

《走向共和》为近代历史“翻案”，引起轩然大波。笔者以为，只要这部剧不是奉旨翻案，那么，这种翻案文章就该多做，引发争论更好。因为，归根到底，人们需要的是一种多样化的历史叙述。意识形态垄断时代定于一尊的历史叙述，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当然，这并不表示我同意该剧的叙述。比如，剧中对慈禧太后多有正面描述。5月8日的《南方周末》又发表《走向共和》编剧盛和煜的访谈，更是称赏慈禧太后为“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优秀（出色）的政治家”。针对这一出人意料的评论，韩福东在5月11日的《南方都市报》上撰文提出批评，认为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并逐条反驳了盛眼中慈禧太后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种种“政绩”。

我赞同韩福东的看法，而且，我想补充说，整个晚清70年，就清王朝内部而言，也许根本就没有一个政治家。

韩福东先生引用了《现代汉语词典》关于“政治家”一词的解释：“有政治见识和政治才能并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用这个并不算十分贴切的标准来衡量，从慈禧太后到林则徐，从曾国藩到恭亲王奕忻，从李鸿章、翁同龢一直到袁世凯、盛宣怀，等等，竟无一人可算政治家。原因在于，他们都缺乏深刻的政治见识——尽管他们不乏世故；缺乏政治才能——尽管他们不缺权术；也没有从事公共事务——尽管他们整天跟政务打交道。

慈禧太后就不要说了，韩福东先生已经对她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所谓“政绩”作了分析，就说《走向共和》为之翻案的李鸿章吧。无可否认，李鸿章绝不是以前的教科书所说的什么“卖国贼”，相反，他是大清王朝中最能干、也最清醒的高官了。他认识到了当时的中国在被迫开放之后，已进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也利用自己的权力，冲破来自观念和制度上的阻力，初创了中国现代的工业、军事体系。这种功绩，我们今天当然应保持高度的尊重。

然而，对于当时的历史大势，李氏却有一个致命的盲点：他没有看到制度改革的迫切性，也就是说，缺乏真的见识；或者更准确说，他可能已经看到了，但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在这方面有任何建树。而这才是当时中国最迫切、最重要的公共事务。所谓公共，就是为国家建立长治久安的制度框架，这才是一个政治家所能体现的最大程度的公共性。

众所周知，19世纪后半叶，也即李鸿章最活跃的时代，乃是欧美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在政治上，宪政稳固，民主扩大，现代政制发育成熟；经济上，政府放弃贸易保护主义，进入所谓“自由放任”时代，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全球化时代。

对于这些，李氏不可能没有看到。因为，他被公认为当时中国外交第一大老，尽管他大多数时间并不在总理衙门（相当外交、外贸与工业部）供职，但却差不多天天跟洋人打交道。洋人也最喜欢跟他打交道，因为只有他还知道如何跟洋人打交道。李氏也曾遍访美、日、欧各国，与美国的格兰特将军、德国的俾斯麦首相等等也有较深交往。他的幕僚中也多有留洋归来者。

从这些知识渠道，李鸿章应当不难看出这些国家真正的强国之道，那就是宪政，民主，法治，自由市场等等，这不过是19世纪西方政治理论的常识和西方各国政治实践的常态。然而，我们的李中堂却几乎从来没有向朝廷提出过任何与宪政制度建设有关的方案。当然，我们可以设想，面对那样大的阻力，即使他提出一些设想，也可能无法施行。然而，一个政治家，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远见，也就是说，具有某种政治理想。他的目光应当不囿于现有的体制的成规；他不应该只满足于保住自己眼前的权势，如果是这样，他跟普通官僚就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个官很大的官僚而已。

同时，如果李鸿章是个政治家，他也应当有敏锐的洞察力，有足够的魄力，有破釜沉舟的决断力。他应当能够看出，仅仅靠修修补补，那个已然衰朽不堪的旧体制真能起死回生？从他的朋友俾斯麦、伊藤博文那里，他也应当能够看出立宪——哪怕不是英、美那样的制度而是像德、日那样的具有一定权威主义色彩的立宪——乃是真正的富强之道。他也应当能够将自己苦心经营的权力和影响力，巧妙地转换为制度变革的动力，则中国或者并非没有循当时东西洋各国的正道走上“虚君立宪”的可能性，以慈禧之精明，未始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如是，则权势方不至于仅为庸碌官僚作威作福之工具，而有可能成为政治家实现高尚理想、为中国奠定长治久安之制度的资源。

然而，李中堂最终却什么也没有干。梁启超先生在李氏去世两个月后发表的李氏传记中直言不讳地说，李鸿章的弱点就是八个字：“不学无术，不敢破格”。诚哉斯言。所谓“不学”者，并非说他不懂文章考据之学，而是指他不懂政制之学，即不懂立宪为立国之本的大道理；所谓“无术”者，并非是指李氏不懂权术——否则他也不会成为权力不倒翁——而是指他不知运用权术于立宪之正道；所谓“不敢破格”者，就是没有与旧体制决裂的道德和政治勇气，而安于对已经没有希望的制度修修补补。最终在身故仅10年后，他所扶持的那个大厦颓然倾踏。如果他是个政治家，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失败？

百年之后，我们或者不应苛责前贤，然而，曾经执掌权柄数十年而在制度建设方面无一建树，确实当不得“政治家”三个字的荣誉。所谓政治家，总需在制度上有所建树：或从旧制度上建立新制度，或令既有体制脱胎换骨，换药不换汤。可叹李氏之后，老成凋零，袁世凯掌权，更是有权术而不懂政治。待到官民立宪改革共识破裂，局面终于不可收拾矣。李、袁二人，或可称为旧体制下的开明权臣，然而，他们却令新体制建立的可能性从自己的官印下悄然溜走。至于慈禧，保住了自己了绝对权势，却没有保住大清的皇统。盖棺论定，庙堂之上，衮衮诸公，在政治上是全盘皆输。

当然，说大清王朝内部没有一个政治家，并不等于说那个时代的中国就没有政治家。也许，政治家就在体制之外。政治家未必总是能获得权力和运用权力。一个人，尽管没有权力，或者暂时没有权力，但只要具有政治见识和政治才能，并且从事公共事务（其中主要是政治事务），他就是个政治家。不过，在体制内外缺乏良性互动的情况下，这样的政治家非常轻易地就转换成了革命家，玩的就是另一套游戏了。

本文曾发表于《议报》，并经删节发表于《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