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风起庐山

1959年7月，浦安修工作所在的北师大给学校领导干部放了几天暑假，中央每天又有专机给庐山送文件，浦安修想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去庐山一游。从1953年以后，6年的和平生活仍然充满了紧迫感，他们没有时间一起外出，惟一的一次是1954年彭德怀患皮肤炎症，中央让浦安修陪彭德怀去青岛疗养了一个时期。浦安修料想他准会高兴，不料，电话里传来的回答是一再的劝阻：“你不要来了！”“你别来了吧！”……没有说明理由。

“横看成岭侧成峰”，多么诱人的庐山！她一心想去看看，竟没有觉察出彭德怀声音中隐隐的不安。

“唔……那你来吧！”彭德怀沉重地放下电话。

一路兴奋的浦安修也没有觉察出到山下接她的景希珍参谋一路小心地回避她的一些问话。

车上庐山，如登仙境，浦安修欣然跨进彭德怀的住所———176号别墅。彭德怀不在，她在屋内外环视一周，走到靠窗书桌旁坐下。这时，她瞥见书桌上正中端放着一份文件。

她和彭德怀都是严守纪律的共产党员，她从不去翻看彭德怀的文件。但这一份文件摆得太显眼了。好像故意留给她看的，她便挪挪身子去瞧那题目———白纸黑字印着《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她眼前一黑，昏了过去。很快，她便清醒过来，把那份如晴天霹雳的决议看下去，边看边哭。

彭德怀很晚才回来，默默看着她已经哭得红肿的双眼。“你都看到了吧？”再没有说话。

她就这样以泪洗面地过了两个日夜，彭德怀对她惟一的表白是：“我这个人毛病很大，但我没有反党，没有反毛主席，更没有组织什么俱乐部。”

“你说说，我和他也是老战友了，从井冈山以来同生共死30多年，这次无非是提了些意见，为什么这样算账，这样斗争？”

“……”浦安修只有用眼泪来回答。

“你看我的样子是长得很凶，叫人害怕吗？”

“你说说，为什么写了一封信就是反党、反毛主席？我想不通。”

回京后，浦安修住在北师大的宿舍，隔一两周回来一次，回来后，

夫妻间不论谈什么，谈着谈着，话题就会跳到庐山问题上来。

浦安修确实看不出也确不曾看到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她答复不了彭德怀的问题，甚至害怕他提出的问题，她只有不住地重复在庐山上就开始的埋怨彭德怀的话：“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要去管经济上的事情呢？”

彭德怀开始是沉默，久而久之就免不了不耐烦地听她的抽泣和埋怨。其实，彭德怀十分不安，他们曾共同度过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和危险的岁月，她从没有半句怨言，但现在，她责怪他，说他骄傲，要向毛主席检讨。

“你懂得什么？就知道怕事！”彭德怀也生气了。周末的相聚常常是不欢而别。

2 分梨与分离

八届十中全会前后一段时间，浦安修很少回家，一天，彭德怀在她的卧室翻书，发现她的一个专用书柜差不多空了，查看一下，她的用品也没有了。

空空的书柜伤了彭德怀的心。以后，他在“文化大革命”被囚禁中写的材料里回忆道：“……才知道她决心分离，平常回来是为了搬书籍的。我当时即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决心分离，我不反对。但相处了24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算是生死与共，一旦离别，竟无一言相告，似不近情。’‘你的被褥等物，特拣送给你，请查收’。”

10月下旬的一个星期日下午，浦安修回到吴家花园。这天晚饭，彭德怀照例先吃完，他坐在桌旁拿起一个梨，削了皮，把梨切成两半，递一半给刚吃完饭坐在饭桌另一侧的妻子，说：“你要想分离的话，咱们就分梨(离)，这个梨我吃一半，你吃一半。”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倔强的性格折磨着他，他决心不再连累她。

他把梨送到口边，浦安修也拿起半个梨，默默地吃下去，她才44岁，来日方长，她自认为是在党和丈夫之间作了不得已的选择。

傍晚，彭德怀送浦安修回校，在北京大学西门前，一辆32路公共汽车靠站停车，彭德怀紧紧握住浦安修的手说再见。他目送这辆老式的公共汽车颠晃着驰去，寻找车厢中妻子的身影，十分伤感地发现她没有回头。

以后，浦安修就长住学校，尽管人们知道她已和彭德怀分居，但仍然小心地和她保持距离。北师大党委早就在改选时从新的候选人名单中去掉了她的名字。她渴望为党工作，向党提出离婚申请，在申请中痛苦地说：“如果只有这样我才能为党工作的话。”报告经市委呈送中共中央，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划清界线并不一定要离婚。”报告转呈周恩来，周恩来问：“彭德怀同意吗？离不离应由他们自己定。离也是法院的事，党组织不要管。”总书记邓小平则不看这个报告，说：“我从来不管家务事。”问题就此搁下，浦安修没有和彭德怀去法院，夫妻关系终未正式解除。但彭德怀早知道了浦安修的抉择，曾为此怆然泪下。

3 特别的一面

1966年7月，浦安修被抄，人进了“专政队”，白天劳动，夜晚住在没完工的一间浴室里，潮湿的水泥地面上铺着一床薄褥子。她也一无所有了，仅贴身衣袋里放着一张彭德怀的照片，里面保藏着她28年的回忆———她并没有把他从心上抹去。

一天，稍不小心又出了大祸。照片掉在地上，被看管人员收去。为此，浦安修被拉出去批斗，被罚光着脚在沙石路上担东西，被勒令交代和彭德怀一起“干了什么坏事”。红卫兵对她专了一阵子政，腻了，把她放掉。浦安修无家可归，被院内一个好心的同事收留在家中暂住。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伙红卫兵押到校内教学楼。骤然间，她看到人群围着一辆三轮车押着一个人。纵然是衣貌全非，她也一眼认出是他———一别两年的彭德怀。彭德怀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视，都痛苦地低下了头。

当晚7点半，彭德怀和浦安修被拉上批斗台，由北师大“造反”组织“井冈山兵团”主办的“批判斗争反军篡军大野心家彭德怀和彭贼的臭妖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浦安修”万人大会，在一片疯狂的口号声中开始。

浦安修被两条粗臂反提着胳膊，两只大掌猛按着头，做成“喷气式”，耳里拥进了一连串彭德怀骇人听闻的“罪行”，和她如何与彭德怀“狼狈为奸”的“罪状”。在剧痛和羞辱中，她偷偷侧眼寻找彭德怀，看到他同样被扭按在会台的另一边，那倔强不屈的头被按下去，抬起来，再按下去，再抬起来，他正挣扎着向这边寻找她的身影。浦安修心头一阵酸痛，眼前一片漆黑，连怎么被拉下台，怎么被放回去都记不住了。

浦安修被传去勒令交代彭德怀的“罪行”。一向温和的浦安修，这时顽强地不予回答，造反派又给她递上了一份“最后通牒”，警告她：“再不交代，砸烂你的狗头！”

8月31日拂晓，北京师范大学校园还在睡梦中，浦安修悄悄逃了出来。她登上了那依然破旧的32路公共汽车。车过北京大学，她绝望地抬头看了一眼马路对面通往吴家花园的小径和彭德怀常送她上站的地方。车向西拐，快抵颐和园的路旁有一条小巷，从那里也可以通向吴家花园，她匆匆地再瞥了一眼。

上午9时，她静静地躺在颐和园昆明湖边，本来白皙的面容完全失去了血色。湖水淹着她的一半身体，她已经没有了回忆，没有了痛苦。

浦安修先被颐和园的管理人员发现，他们从她身上发现了安眠药和一枚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徽，将她送往北京医学院第三医院进行抢救。

半夜，浦安修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床上。她没有解脱，又回到了多难的人间。

一天后，北师大浦安修专案组的头头下令将浦安修押回学校严加管制。

　　4 失去了一次最后的见面机会

1974年9月的一天，彭德怀专案组的两名成员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对浦安修说：“彭德怀病重住院，你是否去看他？由你决定。”

“他的病怎样？”浦安修问。

“病危。”

浦安修低头流泪。为什么说“由你决定呢？”其中又有什么文章呢？沉默一阵后，她答：“我还是不去罢！”

“工宣队和我都在，是组织上通知的。”专案组人员知道她害怕，他们有经验。

“今天有你们在可以证明，你们不在谁来证明？”

1965年11月彭德怀去三线，行前浦安修去吴家花园和彭德怀告别，是报告过彭真的。“文革”中彭真“倒”了，浦安修为这次告别被斗得死去活来。她确实害怕，因为她不仅受株连，还株连了她的亲属。

“你再考虑一下。”专案组人员走了。

浦安修感到自己没有勇气决定去不去，在她的社会———北师大，经过漫长的13年不被人接受的可怕的孤独，她以自己的勤苦、善良、忠实赢得了同情与友谊。在她的周围，有谁了解彭德怀的冤屈和痛苦呢？15年来，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已“深入人心”，人们看到的是浦安修的无辜受难。没有人劝她去，这是自然的。

第二天，浦安修发高烧。北师大党委给彭德怀专案组去电话：“浦安修考虑她还是不去为好。”

从哨兵日记中看到，彭德怀在被囚禁中曾想念她。

然而，在彭德怀病危之际，她未能给他以最后的安慰。她失去了最后的机会，留给她的是终身的悔恨。

彭德怀受到错误批判的时候，她因为“和彭德怀划不清界线”而受追查，挨批斗；当彭德怀平反之后，人们又责备她不该和彭德怀划清界线。参加过批判彭德怀、揭发过彭德怀“罪行”的人能够得到谅解；她没有批判他，她用生命顶住了要她揭发“彭德怀罪行”的压力，却要背负历史的十字架。她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完了生命最后的历程，于1991年5月因患癌症离开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