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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好， 回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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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2-04
文／王诗成（加“宀”）
　　记者采访时常会问我“为什么选择回国？”朋友们知道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有趣
的问题，他们有时会问“回国后满意吗？真有成就感吗？”在此，简要地回顾一下我出
国回国的前因后果，既回答了上面的问题，也算是对自己人生一个方面的总结。
　　1968年8月8日，15岁的我去农村插队。三年后，“知青”组的同伴们因招工、上学
、结婚纷纷离去，只剩下我一个。少了聊天的人，便读书，读上了瘾，还交了几个读书
的朋友。那时白天或扬鞭催牛打谷场上，或竹蒿一竿于凤阳河中，更多地则是在水利工
地挥舞明晃晃的铁锹。晚上总在墨水瓶做的小油灯下读书，反复读毛泽东、司马迁、李
杜、恩格斯、牛顿、康德、赫胥黎等人的著作，还有很多数理文史方面的教科书。
　　每年农闲时节，我都要去上海小哥处住上几个周，主要任务之一是逛福州路旧书店
。没有老师，没有考试，不求甚解，其乐融融。这种乐趣多少反映在1998年8月8日的一
首诗中：
　　　　　三十年前一灯油，
　　　　　彼时年少不知愁。
　　　　　寄身书海无穷乐，
　　　　　窗外明月正当头。
　　虽然后来我有机会到过60个国家，广泛地接触了这个丰富多变的世界，但回想起来
，我的世界观还是在一边与老乡“汗滴禾下土”，一边与哲人进行思想交流的插队生活
中形成的。农村近十年的特殊环境在造成我许多缺陷的同时，也使我成为一个富有基层
平民意识和不随波逐流的人。
　　当然，随着年龄和见识的增长，不甘就此“日出而作，日落而读”的念头渐渐萌生
。幸运的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来临了。
　　1977年夏天，我到北京看望大哥，坐332路车去颐和园，看见“北京大学”四个字，
就跳下车进入校门，当时我脑子里正在想一个数学问题，就是六个人在一起，假如没有
三个人两两认识的话，一定有三个人两两不认识，因为当时想着这件事情，碰到一个老
师就问他，他说你去问姜伯驹。
　　我在北京大学20楼见到数学家姜伯驹（他在四年后成为院士并始终是一个尽职尽责
的人民教师）。在他的鼓励下，一年后我进入北京大学，成为北大“文革”后首批研究
生。1981年我毕业后留校，同年姜伯驹作为首批“文革”后访美归来的学者，带回了国
外低维流形研究的近况，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时系里决定选一批青年教师出国深造，以
开阔眼界，缩小国内外数学研究的差距，我有幸得列其中。从未考过托福和GRE的我，1
983年秋天到达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那年我正好30岁。
　　我的博士导师在拓扑学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眼界很高，对我这个英语很差，科班
训练不足的学生不太感兴趣。那时，我在国内已经是一名年轻的研究生，而在美国，一
些优秀的数学人才30岁时不仅拿到博士多年，而且成果累累。
　　我的自信心有些动摇，但我还是经过努力，在第一年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第二年作
为交换学生访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参加了位于伯克利的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的低
维流形年活动。伯克利是世界数学中心之一，低维流形年活动汇集了全世界这方面的专
家。那儿的济济人才让我感到了更大的压力，那儿的学术气氛也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我终于决定选择“三维流形”作为研究方向，并在第三年进入角色，让我的导师刮目
相看。
　　读博士学位时，我在纽结的手术和流形的复迭上做了两项引起注意的工作。前者迅
速为一批人所推广和深化，并为美国数学家高登在1990年京都国际数学家大会的45分钟
邀请报告中作为一个定理介绍过，我本人也应邀在美国数学会低维流形专门会议和南加
州拓扑会议上分别报告了这两项工作。 这些工作直到今天还有人引用。
　　我出去的时候，脑子里没有想太多的事情，除了想能够在外学到更多的知识，见到
更多的自然和人文风光之外，想的就是毕业后要回来好好工作。所以选择回国对我而言
是自然的，如果选择不回来那才是比较艰难的。但那时更多的留学生选择不回国或暂不
回国，引起了我的感慨和思考。记得很快到了1988年8月8日，距插队已整20年，到美国
也快5年，那时我正在伯克利访问，忽忆《红楼梦》中咏元春的曲子“二十年来辨是非”
，步原韵和诗一首：
　　　　　　二十年来辨是非，
　　　　　　十载耕读欲何为？
　　　　　　五岁识得西洋景，
　　　　　　明日环球把家归。
　　一年后，我完成第一次环球旅行回到北京大学工作。途中游览了欧洲、非洲、亚洲
的二十余国，并登上了非洲之巅乞力马扎罗。1989年8月13日从新疆红其拉甫山口入境，
我见到了神往已久的巍巍昆仑山。
　　回国转眼快14年了。人生在世，快乐和烦恼老是形影相随，成功和失败也常结伴而
至。若把所有这些都归结为回国（或不回国），则同时庸俗了问题和答案。我想要具体
说几点我看重的东西，也真正是因为我回国才能得到的。
　　按我回国时流行的说法：“回国就是离开了科学研究的前沿。”但事物总有两重性
，在前沿，既有可能直接领会大师的精神，紧随巨匠的步伐，做出重要的工作，并及时
得到承认。也有可能总是待在大师的影子里，或者被前沿多变的潮流冲得晕头转向。经
过前沿的熏陶，回到相对安静的北京大学，给了我更多独立思考的机会，慢慢地一些新
鲜的问题和想法出现了，对我此后十多年的研究工作起了决定性影响。
　　每个上了点儿年纪的成功者，都有白发老将回忆当年金戈铁马的日子。对我而言，
这些日子既不是在美国的某个大学，也不是在欧洲的某个研究所，这些日子就是自己回
国后十多年来那些在燕园小路上往复徘徊进行思索的时光。伴着湖光塔影，伴着春花秋
月，灵感的火花常常闪跃。发现了浸入的本质曲面不能在有限覆叠上提升为嵌入的第一
个例子；创立了图流形的覆叠不变量；开始了三维流形间映射的系统研究。不仅使得这
些人们关注已久但又沉寂多年的课题再起波澜，激发了后来的许多工作。并以此为契机
，赢得了来自中、法、德、澳、俄、美、加、日的二十余位合作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
立足国内积极开展国际交流的路子。
　　回国还给了我什么呢？我好周游，好登高。1993年我40岁，上过的高山有勃朗峰和
乞力马扎罗。人在这个年纪常常不存登得更高的奢望，但就在这一年我成为北大山鹰社
的一员，并登上了海拔7546米的慕仕塔格峰。这不仅是一个新的高度，也是我生命中的
一个里程碑。慕士塔格的锤炼使我能在1996年1月登上南美最高峰阿空加瓜，并在同年6
月登上北美最高峰麦金利。从此我也有了一批年青的登山朋友，登山本身连同这些年轻
朋友们的朝气和友谊，一起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回国才可能结识北大山鹰社，她不
仅给了我在更高的地方观察世界的机会，还在我已不年轻的生命中注入了新的活力。
　　值得一提的还有，我年轻时即被新疆的辽阔、美丽和歌曲“我们新疆好地方”所吸
引，希望能为新疆做点事。岁月匆匆，一直难有机会。不曾想，在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
，北京大学和石河子大学有了特殊关系，使我能在去年秋天到石河子去教课。我内心的
满足可从去年年底给友人的信中看出：“石河子的秋天真是明净，我的课排在晚上，白
天备课或想问题，屋里轻轻地响着手鼓和都塔尔奏出的音乐。黄昏时便到空旷的地方跑
步，想到北京已是星月满天。”
　　最后一点怕是老生常谈了，但却是我的心里话：绝大多数人总是平凡的时候多，要
想在有限的人生中多一点不平凡， 应该投身于一项不平凡的事业。就我而言，加速中华
民族不可阻挡的伟大复兴便是这样的事业。我的回国使我更为直接地投身于这一不平凡
的事业，当然也就多了一点成就感。
作者简介：1953年生于江苏，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留学美国，并访问过欧、亚、澳和
南北美的几十所大学和研究所。获得1994年中国青年科学家奖、1997年度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1997～1998年度中国数学会陈省身奖、200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来源：《神州学人》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