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网络起家的几个女作家中，尚爱兰大概是最出色的一个了。她的女儿也是个鬼精灵。

尚也有比较严谨的一面……比如下面这篇。

也许我该写点什么东西，纪念今天的日子。

　　我在《南方都市报》开的专栏，开了将近一年，写了整整３００篇，近２７万字了。我每写１００篇，就存进“仓库”里，几乎再也不看它了。然后开一个新的文档。现在我又要开第四个新文档，向４００篇冲击了。我要写些什么，才能填补上这将近１０万字的空白文档？在心里完全没底，肚里完全没货的情况下，这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想会有办法的吧，车到山前必有路，肯定有东西写，到时候再说吧。在写满２００篇的时候，我曾经说：“我不行了，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下去了，我没有东西可写了。我快要急疯了。”但终于还是以每天一篇的速度，把稿子交给了编辑。只有写，硬着头皮写，这是唯一的路，而且要准时无误地稿子投递到编辑的信箱里。否则，第二天报纸就要开天窗了——这是不可能的。肯定也是不允许的。

　　去年６月初，《南方都市报》的谢有顺先生，打电话问：“你愿不愿意在报上开专栏，我们的报纸每天７２版，专栏是每天一篇，８００字，周末除外，这在全国的报纸上还没有先例呢，我们要培养一批专栏作家，靠写专栏，就可以养活自己的那种。”他说的稿费，在发达地区，也许不能算多。不过在我们这个下岗人员泛滥成灾的地方，岂止养活自己，简直可以养活两三个人。我就说：“好啊。我写。”他说：要先交十几篇给总编审查，然后才能决定。当时我很怕通不过，不过几天后，他说：“你的专栏要快点上，先寄几篇来顶上。”就这样，专栏就开了。拿到报纸一看，还有其他人的专栏，在同一张版面上：沈宏非，迟宇宙，子非鱼，余少镭，还有后来加入的王小山，朱碧。

　　接到谢有顺先生电话的前一个月，我和丈夫到渔梁洲看房，当时并没有买房的打算，是被售楼小姐说动的，一看，就喜欢上了那个地方。虽说我们有房住，但是从结婚以来，一直在折腾房子，因为房子太小，加盖过两间后屋；因为孩子上学太远，又从大房换到小房。因为来回倒腾，不止是没有积蓄，而且没有安定过。总在打算遇到好机会，手头有宽裕的时候，依然要买个大房的。眼前，售楼小姐给我们看的房子，非常宽敞美丽（当时还是个大坑）。而且绿化面积非常大（当时还是个效果图）。不过我们觉得，这是个可以终老的地方。它其实建在两河交汇处的大河滩上，空气非常清新。就这样，我们负债７万，一次性交清了房款。为着自己安定温暖，不再有巨大开销的老年生活做投资。那个时候，下岗和号召退休的呼声越来越急迫，我不知道两年三年之后，自己会怎么样，会不会被单位遗弃，被社会驱逐，还有没有钱供楼。

　　剩下的事情，就是还债了。我和丈夫，都是不喜欢欠债的人。所以我就说：“我要写专栏，争取写一年。我一定要写一年！”这样地发誓，是因为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一年，是我的即定终点。我想：到那时，再从生活上节省一点。离还清债务，就差得不多了。为了保证每天一篇的进度，我打算一年不上班。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我的专栏。因为我知道，报纸有几十万读者，我不能糊弄他们，糊弄一天也许可以，但绝对不能糊弄一年。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写到最后，题材重复，精神疲累，文笔干涩，好象马拉松的后面一段路，惨不忍睹，自己尚能呼哧呼哧地强撑，读者已经厌烦了。这一点我有思想准备，因为我也看过专栏，知道这几乎是规律了。

　　然后就开始写，那时正是暑假，一天三篇，还修改整理着两部长篇：我自己的《永不原谅》，方舟的《正在发育》。我试图把进度提高到一天四篇，甚至五篇，便于把时间集中起来修改长篇，但是不行，三篇是最高的限量了。不是字数写不上去，而是找不到东西可写了。至少当天是找不到了。好比一天三顿饭已经吃过，再也找不到残余的饭食了。

　　就是在这样掘地三尺找素材的困境里，谢先生来了几次信，每次提几点建议什么的，比如要写得好看一点，要考虑读者不熟悉网络，文化层次也不一定高，不要太艰深，不要太含蓄，不要太专业，不要太跳跃……，而且寄去的稿子，他在其中挑拣，一小部分，不入他的法眼，就被当作废品和次品剔除了。真的是心疼万分，要知道我写一篇，要费多大的劲，看多少网页啊，那都是钱呢。除了稿费得不到了，还要搭上网费。所以我除了上网找题材，还要下载台港专栏作家的文集，向他们学习：吴淡如的，张小娴的，李碧华的，刘墉的从前看过一些，还有卫慧在香港开的专栏《妖精开花》，算算她们的字数，卫惠是５００字，张小娴是６００字，吴淡如８００字，（我的专栏改版后，我算了算给我划定好的位置，就自行提高到了８８８字），再看看她们写专栏的窍门。台港的专栏类文字作者非常多，有的作者，在七八个报纸开专栏，要写得快而好看，每篇都言之有物，的确是有些小窍门的。这些作者，过去我是多么地看不起他们：比如张小娴，小女人一个。比如刘墉，讲个故事，说个道理，摆脱不了教化人的套子。但是细琢磨，他那方法，也许是最便捷的方法，又好看又加点重量，对读者来说，好比吃一碗稀饭，再加一个馍，饱了，满足了。所以他可以开专栏很多年而金枪不倒。卫慧的专栏不行，文字华美流丽，但是不知所云，她没摸着窍门还。偶尔看到董桥写的专栏作家的生活，（过去是从来不看董桥的，不爱看，就是因为他的文字中，透露出的专栏味道）：早上６点醒来，望天花板，想着：我今天写什么呢？１０点，依然没有想出来，在床上剪脚指甲，三十分钟后，依然想不出写什么。吃饭。下午，还是没想到可写的事情，看报纸，发现报纸里女人内衣广告很多，提炼一个观点：这是经济衰退的预兆。打电话，同一个问题，问了几个女人。时间已是晚上９点，一个小时，写出８００字的文章，立刻发给编辑。——我想：这是经验之谈，我很快就要进入这样的生活了。简直黑云压城城欲摧啊。

　　果然，写到冬天，我就进入了这样的状态。那时候。我的身份，是个十分前卫的SOHO族（在家办公）。什么SOHO族啊，我就去你妈的叫得那么好听。那是被孤独的黑水差点溺死的生活。不去上班，失去了同事；不在网上发作品，渐渐地失去了网友。跟读者也没有什么联系——说得直率一点，我并不喜欢跟读者有直接的联系。恭维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更不爱听。我觉得跟读者交流太多，完全是毁性情乱心志的事情，尤其是对我这种自我感觉经常不对头的人来说。只有一个人，在OICQ上说：“我是你的读者，是看了你的专栏才上网的。”我就说：“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和回应，后来这个读者也不见了。因为没有人交流，我开始有失语的症状，跟人说话，好象日本人的言谈方式：“是吗？”“这样啊。”“恩？”“哦。”“可是，本田君……唉！”要是有电话打来，不管跟人家熟不熟，就有推心置腹的冲动，每次都是对方先挂断电话。人家肯定想：这人，这么喜欢说话？当我的电话不要钱咋地？

　　脑子逐渐迟滞，在家SOHO，本来为了提高产量，结果字数不见长，睡觉的次数倒是见长。稿子越来越有接济不上的趋势了，心里一急，某一天，就彻夜加班，结果导致第二天，变本加厉地睡觉。性情变得脆弱而计较。有一回，听说单位上的职工发了梨子，我就说：“肯定有我的，我还是职工呢现在，我要去拿梨子。”推着自行车就要走。他说：“去吧去吧，赶紧去，不然人家就下班了，重不重？要是太多了就打个电话，我叫个汽车去接你。”我听不出这话里有讥讽的意味，冒着小雨去领梨子。结果没有我的，心里想着他们拿我的那一份开茶话会了吧，凭什么呀？真是做得绝。回家的路上，就有要哭的感觉，非常非常地可笑。当时不这么想啊。想的是：失梨事小，失宠事大。害怕失宠，失宠于家人，失宠于读者，失宠于体制，失宠于全社会。有时烦躁，发点脾气，方舟就撇嘴说：“下岗了还这么凶！”

　　本来希望在家里写作，可以兼顾家务。我不喜欢因为写作把生活秩序打乱。从前写字，都是夜里３点到７点。该做的事都做完了，人们又睡得沉，难以吵醒。但是因为SOHO了，时间多了，也就不必半夜三更起来，所以写字的时间和上下班时间差不多，白天反而不做家务了，或者越来越多地把家务堆积起来。他从结婚以后，从来没有自己洗过衣服，现在要自己洗衬衣，把外衣送去干洗店，甚至要自己烫裤子，抱怨渐渐多起来。又因为打字，吵得他不能睡觉，所以他自己睡到小屋去了。方舟说：“你对不对得起我爸爸呀？”

　　今年以来，专栏改版了，由７个人增加到了１２个人，两个版面。后来又增加了好几个作者：写诗歌评论的百晓生，写娱乐八卦的滴滴，写守望麦田的黄金明，写华丽转身的洁尘，还有香港专栏作家蔡澜……。有些作者出出进进，像深圳的朱碧，先写深圳细节，后来走了，几个月后，又回来写花言俏语。每进来一个新作者，我都觉得胆战心惊。危机感啊！开得时间长的老家伙们，沈宏非，王小山，迟宇宙，余少镭，完全没有疲累的感觉。越写越来劲了。像余少镭，写现代聊斋，他怎么那么会攒故事呢？方舟看了他的照片说：“因为他长得就像一个鬼！”这是有鬼才的。新加入进来的，个个都是好手，像洁尘，朱碧，在别处写专栏已有了名气。何况中途进来的，当然体力精力都充沛。人们都是喜新厌旧的，读者不也如此？拿不出新东西，读者就不待见了，自己也难免有骗稿费的心虚。可是我连喘息调整进修提高的时间也没有。而且，我开始想念小说，我想写小说了。专栏这种闷头往前写的状态，就叫做“萝卜快了不洗泥”。语言节奏急急慌慌。写人记事浮皮潦草。要是我自己不提着气提着醒，那就一个劲地往中学记叙文的方向出溜了。

　　经验呢，也是有的。一时也难以一一列举，反正读者看着舒坦，好象吃果冻一样，哧溜一声下肚了就行。我知道，报纸读者是没有耐心的。何况那报纸一天７２版。我听说过有人说那报纸是垃圾，也听到过有人说我堕落。但是我喜欢那报纸，活泼的恣意的，生龙活虎的小报。大量的彩版，容许写鬼故事，谈性趣，说妓女，追踪绯闻，以及头版整版的新闻图片。

（完）

——《我写专栏这一年》　作者：尚爱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