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姚明，人们都这样称呼我。在美国，我姓名的叫法是明姚，因为姚才是我的姓。我爸爸叫姚志源———但妈妈不姓姚。妈妈叫方凤娣。在美国，妻随夫姓。中国很久以前就是如此，如今中国妇女婚后都保留自己的姓名，因为政府提倡男女平等。

　　有关于姓名的变化，只是中国今天诸多变化中的一个。有些方面，中国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但我认为，两个国家永远不会变得完全一样。这就意味着，我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与过去经历截然不同的、全新的世界，另一个是我熟知的、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变化的世界。

　　中国正经历着巨大变革，但要了解这些变化并非易事，也许是因为在回国期间我没有处处留意。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自己深信不会改变的事物，比如饮食习惯和朋友。我难以觉察外界所有的变化，我内心的感觉总是一样的。如果你阅读本书，我想是因为想对我有更多了解。但我希望你了解的不止是我个人的事。从中国到美国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很少有人尝试过我正着手做的事情———同时成为美国和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说从来没有人在大众的密切关注下做这些。一个原因是以前条件不允许。这也许是所有变化中最显著的。也许这也是很重要的一课———假以时日，凡事皆有可能。

　　我不知道本书是否能让你了解我及我生活的全部，但我会尽力而为。我不喜欢跳过几步，就让我从头开始吧，先告诉你我名字的中文写法: 姚明 英语中，有时名字有另外的意思，比如说姓“Rice”（米）、“Bell”（钟、铃）或者名“Summer”（夏天）、“Jack”（起重机、千斤顶等等）。我的名———“明”，字面的的意思是“光亮”。“明”字由两个字组成，左边的“日”意指太阳，右边的“月”意指月亮。日月在一起意思是所有时间，无论白天黑夜都有光亮。

　　我的姓———“姚”单独用没有任何意义。就像Jones（琼斯），它只是一个姓。但是组成姚字的两个字单独看都有实在的意思。左边的“女”意指女人，右边的“兆”意指许许多多———是比10亿还要大的数字。两个字合在一起指众多的女人。这要比威尔特·张伯伦的女友还要多吧?（已故NBA巨星张伯伦号称有两万多女友———译者注） 如果了解我，你会明白我是在开玩笑。首先，我喜欢开玩笑。其次，17岁以来，我只对一个女孩着迷过。我跟别人这么说，他们不相信。也许像我这样的人，在NBA球员中是绝无仅有的，但我说的是大实话。

　　英文和中文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中文字声调不同则意思也不同。比如说“shui”，可以是水、睡或者谁，就看你的声调。

　　名字也是这样。我的名字如果声调不对的话，就变成了“要命”———致命或者“要你性命”的意思。很多美国人念起来就像“要命”。“要命”还有一种意思是难以置信。“要命”和“姚明”在中文里写起来完全不同。

　　你是知道我本来是拒绝写书的。有许多原因，一是我这人不喜欢公开谈论自己的事情，这是我的天性;另外我一直觉得只有英雄才写书，或者别人为他们写书立传。了解美国人和中国人对英雄的不同概念很重要。在美国，电影和书中的英雄总是大难不死，他们身临险境，却常常死里逃生。在中国，最伟大的英雄是那些为国捐躯的勇士。当然也有例外———中国第一个宇航员，他成败与否，都会成为英雄。我不是英雄，也不觉得我做的事情会使我成为一个大英雄，我只是在做自己的份内事。

　　再者，我觉得自己要活的年头还很长，没什么非说不可的话。在中国，一个篮球运动员，不管他如何出色，都不会像在美国一样被人看成一个大人物。我喜欢读历史书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历史上许多人承受的压力比我可能面临的要大得多。中国历史上，农民无数次地起义，但真正掌权的却屈指可数。农民领袖胜利了就能登基称帝，但胜利的希望非常渺茫，失败的代价十分惨重。他的家族会永远背负恶名，且被株连九族。古代的法律就是这样!。

　　千万别误解我———我并没有把到NBA打球看成一件开天辟地的革命大事，也没有把自己当成像农民起义军领袖那样的风云人物。我很自豪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很自豪我在中国学会了打篮球。我从没想过要更改国籍，当我的NBA生涯结束后，我会回中国生活。为了来NBA打球我经历了很多，但如果你让我在NBA和在中国国家队打球选择其一，我的选择一定是中国国家队。我爱读关于勇于变革的人的书，原因是跟他们相比，我所面对的显得不那么困难。我不必担忧如果我失败了，什么事情会落在我家庭头上。尽管史书和自传叙述的时代与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但读一读别人在巨大压力下是如何决策的，还是能够帮助自己作决策的，并且能让我暂时不去想面临的挑战。我也明白，进入NBA打球不等于说我不会遭受失败。中国同胞对我的期望不仅仅是能在NBA打球，我对自己的期望也远不止如此。

　　一开始，我认为写出我的经历未必能帮助别人。许多同胞初来美国，试图在一个新的文化中生活，但我作为选秀状元有许多他们所没有的优势。我的经历如此不同，是否对他人有借鉴意义呢?但转念一想，我这种想法也许是错误的———从年代那么久远的人物身上，我不是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呢? 我还想，如果我写了一本书，国内同胞会怎么看呢?在中国，夸耀自己是件很恶劣的事，国人对这样的人嗤之以鼻。大家的鄙夷虽不会表露出来，但却禁不住会这样看。有几个中国运动员出过书，但都是在运动生涯结束的时候才动笔，而非在运动生涯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国人中出自传的，大都是已离休的政府要人。或者，在他们辞世以后，由别人为他们立传。非常重要的大人物也许会例外。我不觉得自己可以作为一个例外，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超级明星，现在还不是，也许有一天会是吧。我还没打算退休，也许这本书出版后我会被迫退休。我又在讲笑话了，我希望仅仅是笑话而已。

　　最终让我下决心写这本书的原因，是我终于认识到，与其让别人杜撰我的故事，不如由我自己来讲述。我想让你们知道，并不是人人都帮助过我。有些人想帮我仅仅因为他们想得到某种好处，当他们不能得到想要的，就会百般阻挠我。我并不清楚所有的情形———有些事我也不想知道———那些故事将由帮助过我的人来讲述。我说是“那些”故事，而不是“我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写本书也无妨。这并不只是关于我个人的故事，某种角度看，这是关于中国的故事。是关于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讲一个来自中国的篮球手得以成为NBA状元秀故事的同时，这也是让世界了解我的国家和人民的一个机会。中国人强调集体的荣誉，整个国家的荣誉。我希望人们从我在NBA的拼搏中看到这一点。我也希望祖国的人民看到:一个人能够心中装着祖国，同时又能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个人风采。

　　我写这本书，还因为别人在写关于我的书。有一阵子，在国内每六周就有一本关于我的新书出版。这些书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刚开始我劝自己说:“好吧，没关系，反正我不能阻止他们。”然而我看了一本，它把我写成一个从不犯错误的人，好像我是一个神而不是一个人，好像我是毛泽东。事实呢?我失败过许许多多次。从这本书中你将了解更多的是我的失败，而不是成功。人人都喜欢谈论成功，媒体对我也多有溢美之词，有些是言过其实。我想:从失败的教训中获取的经验更为宝贵。

　　我不担心在NBA第一年就遭遇失败，我只想试一试。我全力以赴避免失败，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努力过了。现在我的想法改变了，因为我知道自己可以打NBA。第一年结束后的夏天，我对失败有顾虑了，因为目标变了。我的新人年还可以，虽然还不是特别好，但足够让自己向更高的目标冲击。我常首发上场，打了全明星赛，如果碰到不如这些的情形就如同失败。我不知道美国球迷怎么想，但在中国，当你得了30分，球迷就想让你得40分。当你拿了40分，他们就要50分。我在NBA的第一个赛季刚结束，中国报纸就已经开始谈论我需要多少年拿总冠军，多少年成为最有价值球员。所以我会想到失败。这些目标太大了，如果我不能实现，人们就会把我当成失败者。我可以跟你说，别人怎么想对我不重要，那不是心里话。我有机会来NBA打球因为有许多人的帮助，我不想让他们失望。如果我不在乎别人的想法，可能就容易得多，但我做不到。

　　对于失败的看法，我跟许多人不同。如果成功的可能性不高的话，我的许多同胞或许根本不会去尝试。而我，无论成败，我觉得我都要从过程中去学很多东西。中国有一句两千年前的格言，“胜者王侯败者寇。”很多人把它当成人生信条。这说明中国人很在乎结果。还有一句名言:“历史由胜者书写。”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取胜，没人会记得你。这是中国和美国的另一大区别。在美国，迈克尔·乔丹和查尔斯·巴克利都是英雄。巴克利从未赢得年终总冠军，但他仍在孜孜不倦地工作，虽然他只是在电视屏幕上露面，凭这点，我尊敬他。

　　巴克利言论很多，我想他也说了不少言不由衷的话;他只想让众人议论，“你又听到查尔斯·巴克利说什么了吗?”总之，这就是美国，只要你努力过了，即使不成功也能够出名。中国历史漫长，比美国长得多。在中国，只有胜者或未捷身先死的人才能扬名，败者会被人遗忘。

　　另外，在国内，你没赢的话，没人会记得是出于什么原因，常常只记得你没赢，然后把你忘记。听起来很新鲜，但这是事实。当球队赢的时候，人们说教练和球队了不起。若由于伤病或者超级明星缺阵输掉，没有人记得那回事。对于个人也是如此。中国国家队的队员闻名全国，能到那个位置已经很了不起。但是我记得我在上海东方青年队的时候，一队有16名队员，只有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刘炜和我入选大鲨鱼队，后来入选国家队。我们俩举国闻名了，但其他队员却鲜为人知。那14个人当中，或许有些也同样优秀但却受伤或者病倒;或者教练犯了一个错误，没有更多地给他们上场机会;或者其他问题没让他们最好发挥。譬如，国家队有个候补队员，原来在国家青年队是首发上场的队员。有一次，青年队出国打锦标赛，有人却忘了给他办新的护照，结果未能成行。也许没有这次意外的话，他的运动生涯会截然不同。但没有人会记得这些事情。这似乎无关紧要。那些未能成功的人，已经成为往事，被人遗忘。对他们来说一切都结束了。

　　想到这些我真的害怕，非常害怕。也许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如果我幸运的话，就总是能避免受伤。受伤了，你就完了。你不赢，就会被人遗忘。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压力。第一年我不在乎做最佳新人，或者进全明星队，或者得了多少分，抢了多少篮板。我想得最佳新人奖来证明火箭队选我是做对了，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继续打下去。我有一些伤，有时很累，特别是整个暑假在中国国家队打球后。但我是唯一一个火箭队那个赛季打满全部82场比赛的球员。所以我现在觉得没有什么新东西能难倒我，因为我已经领略了打满赛季每一场比赛的感受。我知道不休息地比赛，挺住、打好、再挺住的感觉。我觉得自己挺过来了，至少在这个方面，大获全胜。中国有句俗话，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我想我的开端不错。

　　但我认为，只看重结果是不对的。我相信过程很重要。我没能获得最佳新人奖，但我尽了最大努力。让我再来一次我可以打得更好，没赢我也没有气馁。第一年我做的比想象中能做到的要多。我预测自己可以平均得10分，抢6个篮板。结果我平均得13.5分，8.2个篮板。

　　我没想到打满所有82场比赛，我甚至以为自己整个赛季都不会上场，因为我到训练营较晚。

　　我当然也没想到首发那么多场（72场）比赛。

　　我知道对许多人来说我代表中国，尽管我已不再是100%的中国人，或者应该说我不是100%的普通中国人。我父母和我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美国，有时我父亲对我说（当然是用中文）:“自行车钥匙在那边。哦，错了，我是说汽车钥匙。”这个例子说明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想，我是不会说错的。现在中国的汽车几乎要和自行车一样多了。但我父亲一辈或更老一辈的人出门，他们只会想到自行车。

　　我家并不穷，但直到全家到美国来生活，开始我的新人年的时候，我父母才有了第一辆车。上海像纽约———拥有一辆车要花很多钱。打出租车还便宜些。休斯顿就不同了，我自己有辆车，父母也有一辆。也许我在中国也会弄一辆。在中国，豪华车无论购买还是维修都很昂贵。大众是中国最普遍的车，因为大众是在中国生产的。购买进口车，如奔驰、宝马，要付100%的税。NBA的赛季那么长，还要到中国国家队打球，在上海开车的时间一年中只有一个月。现在就在上海购车，不太划算。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间少，所以通过跟我谈话、观察我的生活，美国人只能了解到中国人生活的50%或60%。你要去中国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人。即使同在中国，我的生活和普通中国百姓的生活也是不一样的。北京、上海的生活水平高于中国其他地区的生活水平，但这两个大城市只占中国很小一部分。中国其他城市的生活水平普遍要低一些。大多数的人还生活在农村，过着农民的生活。政府向农民普及城里的生活方式，教育人们要勇于革新，开创新局面。大多数人仍然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但中国大地上正确确实实地发生着变化，北京、上海以及中国南方一些地方变化尤其大。

　　中国有许多人害怕变化，生活在城市里、眼光更开阔的人必须向他们展示:这种害怕是毫无道理的。一辈子的生活都一成不变，则很难接受新事物，特别是中国的巨大变革并不总能保证让各方面得到改善。中国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但不时出现变故，历史车轮倒退。

　　有时中国向前发展时，却忘记了自己的过去，这是很大的损失。读读中国历史，你就会明白我说的意思。

　　如果你想看中国过去的样子，可得赶紧———中国每天都在变化。你虽然还能看到长城、紫禁城及其它名胜，但光是看看古城砖、古建筑，你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一个地方的人民最能够告诉你，这个地方是怎样的。而且，中国的人民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也许在某些方面，我的想法从来都不像普通的中国人。我在上海长大，那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你不懂中文照样可以过得好好的。在美国也住了一阵了，它也改变了我。不过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当然，人们也是这样看我的。有些人把我看成中国的全部，那是一种巨大的责任，开始时我很害怕犯错误或者做错事。现在我学会放松一些了，如果事事小心谨慎，那就丧失了生活的真正乐趣。

　　我认为，勤奋的工作加上一点点运气，就能达到我追寻的目标。我也发现（主要是通过上网），许多中国青年人也有同样的观点。中国有那么多年轻人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

　　这种观念变化的一个原因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不像古人那样学习孔孟之道。孔子是生活在公元前551年至479年的一位学者和导师，他教授适当地行为、尊重人，遵循日常生活的规则。学习当然是好事，每个人和每件事都可以教人一些东西。孔子长期以来受人尊敬不无道理，但有时对他的尊敬过头了。只学习一个学派的思想———无论是儒、道、释，会束缚人的想象力。如果人人都同样的方式思考，新思想从何而来? 孔子的信条之一是统治者及其谋臣代表最高的德行。这是个不错的想法，但你可以看到对于今天的人们，这是不切实际的。另外有个信条是:父母在，不远游。当然这对今天也不适用了。

　　我发现有些很久以前的教诲还是有用的。我研究更多的一个人物是诸葛亮，他是生活在公元181年至234年的一位军师。他的故事记录在一本120章的小说《三国演义》中。他生活的时代天下三分。其中蜀吴两国非常弱，但在诸葛亮的运筹下蜀吴联合，多次击败最强的魏国的入侵。诸葛亮死后，蜀吴两国就被轻易击垮了。

　　他的学说与孔子不同，因为他告诉你的不是在某种情况下该做什么，他告诉你的是用于解决问题的信条。诸葛亮的理论主旨是运用一切可以支配的资源:你所有的士兵、军官和将军，找到一种方法让他们百分之百地发挥。

　　我不知下面这句话是谁的首创，但这也是我的信条之一:狮子率领羊群可以击败羊带领的一群狮子。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要决定什么时候该当狮子，什么时候该当羊。你不可能总是非此即彼，泾渭分明，不同的时候你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这种思维方式在我来到NBA后对我很有帮助。我必须使出自己所有的一切。身体上，我处于劣势。诸葛亮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他体格并不粗壮，他率领的军队也并不强大，但却能运用头脑击败更强大的敌人。

　　我当然很高，但不是很壮。别人很容易把我从篮下推开，我推别人却没那么容易。我现在长得壮了些，但在NBA有的是比我壮的人。

　　运用脑力以弥补体力的不足———这个观点在中国古来有之。中国有句格言:好钢用在刀刃上。这样刀剑才能削铁如泥又不易折断。我必须找到自己在NBA的强项，尽全力发挥。我不必担心我在他人眼中如何，别人怎样打球，或者我以前的NBA中锋做了什么。我得抛开所有这些，提醒自己，即使对手有许多强项，我们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球投进篮里。我们队是怎样做到的，我起了什么作用，这些都不要紧。我得承认，并不是所有的NBA队员都那么看问题。许多球员从小到大都认为，他们必须尽自己全力让自己的球队取胜。而在中国，首先考虑的是，怎样跟队友协作，达成自己的目标。

　　有一本武侠小说帮了我:金庸的《笑傲江湖》。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把这本书当作自己的人生指南，但我喜欢书中英雄的处世方式。他行事非常有原则，知道自己在什么情况下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他不是不敬言笑，他常开玩笑，很放松，即便是在临死的时候。我知道这只是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在中国广为人知。如果我能够企望和追求一件事，那就是当我身处困境时，也能像书中英雄那样放松。

　　我从这套书学到的第二点是他的功夫———我不是说自己想练武功，只是对背后的哲学感兴趣。正如所有门派的打斗，你准备进攻和防守前可以有许多不同站位。如果我想击你的脸部，开始时会握紧拳头，在你面前高高举起。但如果我什么动作都不做，你就猜不出我要打击的部位了。因而你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反应，因为无法揣摩出我的意图。我就这样打篮球，出击的时候我不先出手，我要让你猜我将会做什么。对手如何反应会向我透露一些关于他的信息，他一定会显示他的强项，然后我就能据此设法回应。你得用自己感觉舒服的方式打球，或者用你比对手感觉舒服的方式打球。

　　如今，对于中国人来说，决定学什么、过怎样的人生，比过去容易多了。我并非孔子学说的专家，我没有好好研究过他所有的教义。所以关于孔子对中国及其教育的影响程度，我没有发言权。我能告诉你的是，过去中国的人们深入地学习孔子。我没有学，也不是唯一没这样做的人。如果它能运用到我身上，我会多学一些并且善加利用。

　　这种观念的变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在将来，上海市场就不会凭销售以假乱真的劳力士手表或者路易威登包出名了，你会看到中国原创的手表或箱包。你必须知道旧的习俗已经延续数千年，也许要再过数千年才会完全改变。这个进程已经开始，一个例证就是:手表虽是西方的发明，如今许多中国人都使用手表。

　　对于改变沿袭了数千年、甚至沿用数十年的信条和观念，许多中国人畏首畏尾。我想原因大概是:如果规则或思想是古人传下来的，行不通则可归咎于古人;如果你擅加改动，出了错的话，就得归咎于自己。这又转回到对失败的恐惧上。似乎许多中国人还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信条。没有什么方法能永远行得通，人不可能每次都一下搞定。有时你必须遭受失败，有时你必须作出改变———人生就是如此。

　　我一直相信，假如我成功，将会是个巨大的成功，假如我失败，也将会是一败涂地。试图做前人没做过的事情很有意思，就像去自己从未到过的地方探险，每件事都那么新鲜、令人激动，不管怎样都能学到很多。不论你身处何地、从事什么职业，实现一个目标的过程都是一样的。就好比要上楼得一步一步来。如果你知道目标在何方但还很遥远时，就不要老是回头张望。只要看着脚下，走你的路。然后终于有一天你抬起头，伸出手，发现目标已近在咫尺。我不害怕说出自己认为能够做到的事。这是我的个性，不过与传统的谦卑观念不相吻合。我可以谦卑而虚心，我只是不喜欢中国人谦卑的方式，就是什么都不说。在上海东方队时，我会说:“我们一定要打季后赛”或者“我们一定要赢这场比赛”，“我们一定会夺取总冠军”。当然不是每次都这样说，只是坚信自己会赢时才说。但不管怎样，说这样的话不像国人的风格。中国球队和球员在对阵前总是互相恭维，他们打球力争获胜，但又总是给自己一个不能取胜的理由。我在中国打球的时候，已经开始说:“我们要打败这支球队”，“我们会赢得锦标赛”。许多人很不高兴，但我就是这样。赢的时候，应该说是求胜的欲望助了我一臂之力，输了的话，我觉得是它打倒了我。把豪言壮语喊出来总是比闷在心里，更能让我全力以赴。

　　在国内我就是那样，现在更是如此。我没办法———我在这，就得适应新的生活，我得不断变化。

　　方凤娣姚明母亲:这就是姚明和我的区别。我从不预言自己会怎样表现。想要获得冠军，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只是尽力而为。1976年中国队第一次赢得亚洲冠军，我是国家队的队长，我当然很高兴，但当时报纸说获胜全归功于我，我觉得很尴尬，因为任何人在我的位置上都会做得同样好。精神状态上，我所做的并没有什么特别。姚明更有明星风采，更自信，他在NBA如此放得开让我很吃惊。他的这一面以前从没显露。他敢拚抢，作技术犯规，对着人灌篮。我从不担心他会变坏，我看他在队里，从不表现特殊，从不期望特殊对待。我太为他骄傲了，他总是做到自己计划做的事。

　　我没看过妈妈打球，但我在上海东方队时的教练跟我妈同一时期在国家队打球。他告诉我妈妈打球很努力，像只猛虎。

　　我爸爸作为篮球手有一点软，所以他没打到国家队，大鲨鱼的教练是这样告诉我的。但他说爸爸投篮很好。有些人投篮软，爸爸投篮像火箭一样，唰唰唰，没有弧线，但能进球，我看过。东方大鲨鱼队只有八年历史，但之前上海有一支职业队，没有名字，就叫上海队，我爸爸就在那里打球。有许多球员像他一样，退役了，但仍然喜欢打球。每个星期三老球员跟东方青年队比赛，我觉得这样很好。这样我有了很多机会跟爸爸对阵。我那时候就比他块头大，爸爸总是从外线投篮，他不想在内线跟我接触。那时我不能对着他灌篮，我太瘦了。

　　另外，对着爸爸灌篮感觉总有些不好。

　　第一次跟爸爸对打，感觉跟我第一次与大鲨鱼奥尼尔对打时一样。我那时还不是东方青年队的，我只是个学生，大约10岁，1米80，爸爸2米08。所以我说像跟奥尼尔对抗一样。我推开他吗?我不行。我越过他投篮呢?也不行。第一次和爸爸打球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也跟妈妈对打过，那时我长大了一些，也许15岁吧，是在东方青年队一场比赛之前。

　　我想要热身，所以跟妈妈一对一。妈妈只有1米88，她的钩射投篮没办法用在我身上，我每次都能阻挡住。只是好玩，但我赢了她，她差我太远了。父母是我最好的教练，尽管他们不跟我一起练球，我们总在一起谈论篮球———在我的每次比赛后，甚至我在NBA的第一年也是如此。他们跟我一起打球的次数扳着手指头就能数过来。

　　我曾说过我只想打篮球，我不想做代表国家的一张脸。你记得电影《蜘蛛侠》吗?片中，叔叔死之前说道:“更大权力，更多责任。”我相信这一点。我赚很多的钱，就有责任打好球，改进自己。很多人看我打球，我就有责任接受媒体采访。除此以外，每个球员都要力所能及地在场外帮助他人。他无法帮助每个人———这一点他也得明白———但他应该尽其所能。

　　我明白，我无法取悦每一个人。但问题是，我还是想努力这么做。我了解中国的历史，知道我的成功对中国同胞来说意味着什么。很难相信，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国外获得成功的人却如此少。在我看来，能代表中国到国外打球是我莫大的荣耀，我非常感激同胞们给予我的支持。初到NBA时，我在上海的报纸上登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来答谢球迷对我的帮助。

　　由于这个原因，每次出门，特别是在国内的时候，人们将我团团围住要签名合影，我感到很为难。人们要签名合影，对我是种荣耀，但同时，我也想有自己的生活，也想实现他们对我的期望。但要满足每一个球迷签名合影要求的话，我会连打一场比赛的时间精力都没有了。我不得不学会怎样说“不”，“太过分了”。全中国都对我有所期待，有时我觉得承受不了这样的重负。到现在为止我还能承受得住，但在NBA的第一年里，有时我想会不会有一天我受不了而崩溃。现在，只是偶尔这么想。如果我是美国人，打篮球就只为自己、为家庭或为朋友。失败了，担心的只是亲人朋友。但在国内，若失败的话，似乎会关系到每个中国人。也许这是我凭空想像。但有时我就是感觉我承载着千百万中国人的期望，我的失败就是他们的失败。然而，现在我开始不那么想了。压力是把剑，你可以将它指向外边，或对准自己。对于压力，你可以看成是肩上的重担，把你压垮，也可以看成是背后的一只手，推动你前进。你得让压力服务于你，而非有损于你。

　　如果我想回忆以前的生活，只要回到上海我和父母同住的公寓。那是为个子高的人特别设计的公寓———高大的家具，很高的淋浴头、门把手、柜子台面，甚至很高的马桶。朋友来访，说像回到孩提时代。我的朋友章明基坐在我家的椅子上，脚离地面还差一大截。起居室里有一个奖品陈列柜，有一张我和父母的照片。夕阳时分我们在一家餐馆照的，在那庆祝我16岁生日。我站在椅子中间，向前倾，笑着。照片里没有别人。照片里的我看起来和现在很不一样，笑得很开心。我现在还会笑，但已不是那张脸。操心和疲劳让我的脸挂上了皱纹。我可以告诉你原因:从1997年到2000年，我从未休过假，除了打篮球，我从未离开过上海。

　　有一天我会休假的，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要很久以后。我这样想:我是职业运动员，就要做职业选手的工作。有时我很疲惫，但也必须为球迷保持微笑。那就是电视广告和广告牌的好处，它们做我不能做的。有时我很累，写在脸上，但广告牌24小时都在笑。有一个记者问我，你的照片到处都是，你感觉如何。我说，现实中的我永远不会比照片里的姚明好看，那个姚明可以去拍电影。

　　面对任何事都能保持微笑，是一种天赋。我想，魔术师约翰逊就具有这种天赋。我一个朋友有一张他跟魔术师约翰逊在全明星赛上的合影，魔术师看上去跟其它照片中我见到的他都是一个样子:脸上挂着完美的微笑。只要拍一张他的照片，谁想要跟他的合影就将自己的照片跟他的贴在一起就行了，效果和实际拍摄的没有两样。我觉得科比也有一点像那样。

　　我没有这种天赋。我累的时候掩藏不住，无论场上还是场下。这是另一个我不能拍电影的原因，虽然已有人发出邀请。我演不好戏，也无法找到替身。NBA第一年结束后，我在上海家中过了20天。只有这20天却像在天堂一样，我长了20磅。再有20天就好了（但不要再长20磅）。好时光总是飞逝而过，上海是我的家，但我们在那里的公寓现在几乎像酒店一样。从来都呆不长，难以找到回家的感觉。

　　回头看，我在NBA的第一年的生活就像一条高速公路，很长很长，看不到路的尽头，甚至不知向前行驶多久才能休息。当你无法看到头，路会显得更长，会觉得更累。有时我觉得需要停下加油，但路标却指示:前行500英里。所幸的是，我现在只是偶尔有此感觉。

　　李元伟（中国篮球联合会秘书长）:既要在休斯顿火箭队打球，又要每年回国参加中国国家队的比赛———两方面对姚明提出的要求，显然是个大问题，也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不会对NBA及其82场的日程表、季前赛、总决赛发表什么评论。我只能对中国篮球协会做的事作出解释。在我看来，姚明有责任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代表国家队参加重大的国际锦标赛，二是帮助促进篮球运动、提升国家队及中国篮球运动的水平。除了这两个要求，我们还需找到办法，让姚明得到调整和休息，以延长他的运动生命、保护他的健康。当前的状况很成问题。他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太疲惫了。这就是我们需要坐下来认真思考的问题，让他在履行NBA和国家队义务的同时，能够受到很好的保护，得到很好的休息。

　　照顾好个人的利益，不仅是CBA的政策，更是中央政府的政策。中共中央总书记在最近的一次党代会上曾经强调过这点。以前可没有这种提法。总书记说，这将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点。

　　许多人认为，姚明最终要在NBA和CBA中作出选择。但我认为，他可以两边兼顾。而且，他已经做得很好。他没有两者选其一的原因，是他知道两边兼顾的好处。没有13亿中国人民的支持，姚明不可能具有这样的影响力。人们对他的关注体现了他在社会的价值。我想姚明清楚这一点。那就是说，姚明肩负着大多数球员所没有的、至少不会年年都有的多重责任。

　　我相信对姚明会有一个妥善的安排，让他得到所需的休息。他的运动生涯不会因为两边的义务而缩短。

　　姚明如此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个头高、技术好。还因为他做了很多正确的选择。他的选择使他备受13亿中国同胞的喜爱。正因为如此，他才那么有影响力，那么成功。

　　网络是我放松的地方。我在电脑上花很多时间，打游戏、浏览BBS、发信息。我会跟别人海聊，聊生活、聊篮球。在一个网站上，我用自己的真名作网络名，但我想很多人都不相信那是我。这也不错，因为我可以用另一个身份跟别人交流。我还使用另一个网络名———那个名字来自于我喜爱的一个电脑游戏。我希望人们，特别是我的同胞们从这本书中了解到:不管做什么事，过程很重要;为达到目标，走完全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没有马上实现目标，在过程中总能学到东西。我刚开始打球时，没人预到我能打入NBA。我自己连想都没想过。但是，看看我现在。重要的不是对失败作好心理准备，而是不畏惧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