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国的经历就象故事一般，不但一波三折，且有幸得到许多人无私相助。尽管事已过去很多年，每逢谈起仍令我感念不已。信笔道来，以飨读者。

１９８９年夏天，远在欧洲且已分别两年的丈夫来信说他不能按原定计划明年初学成回国，让我立即办理出国手续。原因没说，但能猜个大概。我立即向院里申请出国探亲。回答是不批，问其原因，不答。按文件规定，我是可以探亲的，没用。考虑再三，没有别的出路，只好瞒着父母，甚至丈夫和平，辞掉了在北京钢研院的工作，先把户口转到人才交流中心，后来又说我这种类型不收，再下放到街道办事处，正式加入无业游民之列。

几个月周折，求人找关系，好不容易护照到手，签证下来。又出了新规定：要二次出境卡，需单位证明动乱期间清白方可换取出境卡。找到钢研院保卫处：虽然动乱期间你还在咱院，但现在不是本院职工，不管。找到街道办事处：虽然你的户口在这儿，但动乱时表现不明，不开。走头无路，又到家属住宅区的居委会碰运气，一位专管收发信件，分发牛奶的白发老太太热情地接待了我，说明来意后，老太太满脸慈祥：“出国，好事好事，为祖国增光。开证明，没问题。姑娘，我天天看着你进出这门儿，没做过违法的事儿。”说罢拿起笔，按照我说的意思开了证明，并加盖革命居委会的公章，当天我便以此换到了那要命的二次出境卡。事儿遇到简单人，便简单得让人不敢相信。慈祥的老太太不知她的简单慷慨曾给我那已疲惫的心怎样的宽慰。几个月来，独自在北京，周旋于复杂而不可理喻的人际关系中，心从未这么疲惫过。这世界只因有了这些善良的百姓，才有了一块生存的空间。

一周以后，我便踏上了北京－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其时已是十一月初。北方的天气已能感到冬天的寒冷，列车不知为什么在山西大同停了十分钟。和平父母的家在大同，我并未因此想更多。我原本不知车要停大同，而且因国际列车，站台上大兵把守，任何人不得靠近。可列车一靠站，便听有人吆喝：“有叫康乐的吗？”心里一紧，，以为警察找上车了，不知又是什么手续没办齐。忙到车门一看：寒冷中站着手提大包小包的婆婆。。“妈，您怎么来了？”婆婆显得有点慌张，把手里的包往我怀里一塞：“康乐拿着，路上多保重，我得走了。”说完转身一路小跑，消失在下地道的出口处。

我提着大包小包回到车上，包里应有尽有：路上吃的，日常用的穿的，更有够几年用的药品（现在冰箱里还有婆婆给的黄连素）。同车人问：“是妈妈？”，“不，是婆婆。”“这可比当妈的还想得周到！”到现在我也不知，当初婆婆在那样的特殊环境下，是怎样说服站岗的大兵而得以靠近列车的。同车人说得不错，婆婆待我比亲妈还周到，我与婆婆一共没见过几次，但每次回家，婆婆总要往我包里塞点钱，无论我怎样表示我不需要钱也没用。后来和平告诉我：这是婆婆表达她的爱的最高形式。婆婆出生贫寒，１５岁便跟着八路军打天下，解放后转业到地方医院，生活本该相对安宁，却不料和平的大哥十岁时在事故中把一只脚切掉了一半。婆婆的心因此备受煎熬，对大哥庇护无加，心理的负担从未得到解除。９４年刚刚６４岁的婆婆便因病去世。大哥在婆婆住院期间，辞去了工作，终日相陪，直到最后。母子相依为命，共同承担生活不幸几十年，才算告一段落。

　　　　　　　　　　　　　　　　　　二

经过一周的颠簸，１１月７日我顺利到达捷克布拉格，见到了分别两年的丈夫，其欢悦可以想见。刚吃过晚饭，和平便同我面对面坐下：“康乐，我有话对你说”看着和平严肃的样子，我预感到有不好的消息：“说吧”

“我决定不要捷克的学位了，我要去美国”

我不反对去美国，可我怕又被拉下：“带上我”

“恐怕不行”

“为什么？”说罢眼泪已模糊了双眼。我们结婚五年来，在一起总共不过一年多。我过怕了这种分离的日子。

“康乐，你听我说。我因为动乱期间在捷克的表现，目前不能回国。捷克又不是久留之地。两年前，美国密苏里大学（ＵＭＲ）曾要给我奖学金，我拒绝了。当时想尽快在捷学完回国。两周前，我给ＵＭＲ去电话，问两年前的奖学金是否还有效，他们说仍然有效。我现在手里什么文件都没有，ＵＭＲ给在捷的美国使馆打了电话，同意给我一个临时签证。我总不能又让人家再打电话，说我老婆也要去。”我知道和平有道理，只有含泪接受现实。我抛下刚满两岁的儿子在中国，远道来捷，只为了见丈夫，现在丈夫又要远去，我必须又一次独自面对这陌生的世界，前途未卜，进退两难。

我生性软弱，处事能力差到了相当于白痴的地步。上高中时，妈妈一想到我毕业后要下农村这事，就彻夜不眠，忧虑无比。只因托了邓小平的福，才免了我接受再教育的机会，更了却了我妈的一大心事。８５年我也曾独自来过捷克念书，终因不堪异国的孤独，不到一年，书没念完便偷跑回去了。两年前，和平出国时，我还在月子里，我知道挡不住，只好告诉他：“我再也不想出国，你去把书念完了，尽快回来。”这才有了他拒绝美国奖学金之事，只望能在捷克以最短的时间拿到学位便回国，如果不是因为这“动乱”之变，他九零年上半年便可以答辩了。

和平见我难过，安慰道：“我去了以后，最多两三个月，就可以办好你探亲的手续。康乐，我们那么多年都等过来了，再坚持两三个月，好吗？”我深知和平同我一样难受，只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我们都无可奈何。

“你什么时候走？”我问，心情比刚才稍好些，不就两三个月嘛，再咬咬牙吧。如果我当时就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命运，我绝不会让和平走了。

“最迟不能晚于一月中旬。学校那时开学，而且我在美的朋友告诉我，美国总统Ｂｕｓｈ将要签署中国学生保护法，１月２３日生效（后来延至４月９日）。这也是为什么我决定不等明年的答辩了。”还有两个月呐，心情又轻松了一点。

“你哪有钱买机票啊！”我们当时满打满算也不过只有５００美元，而且多一半还是一个朋友留下来托我们买大件的。

“再想办法吧。”我与和平都知道，这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当时在捷克的中国学生，一共不到十人，个个同我们一样穷，每人最多有几百美元，都是留着防不测用的，哪好意思开口借。除非有奇迹发生，否则去美国只是空想。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１９８９年是极其动荡的一年，不仅仅是中国，也包括东欧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我却这样的“幸运”，回回都赶上了。我在北京的街头纵观了“动乱”时的场景，又目睹了“平暴”后的凄然。八九年深秋告别多事的京城时，本期望着能在欧洲找到一份宁静，却不曾想到，抵达捷克不到一周，布拉格的学生又开始上街了。我们当时所在的学校（Ｃｈａｒｌ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相当于中国的北大）便是学生的指挥中心。大家都说是我把北京的热潮带到这儿来了。学校里整天乱哄哄的，我们没事儿干，也天天跟着学生上大街。不过捷克学生要理智得多，又有Ｈａｒｖｅｌ那样有经验的带头人，更传说有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三下五除二，天鹅绒般的革命就成功了。没几天，又听说柏林墙倒了，再过几天，罗马尼亚又动武了。消息满天飞，热闹至极。

一个傍晚，和平与我去另一学生宿舍拜访朋友，朋友不在，正欲下楼，不期碰见和平很久前认识的一位芬兰人Ｗｉｌｌｅ，他也是来找朋友而不遇。Ｗｉｌｌｅ见到我们，很高兴，邀请我们到楼下咖啡厅坐一会儿。闲聊中，和平告诉Ｗｉｌｌｅ，他决定明年初去美国。

Ｗｉｌｌｅ听后，沉默了一会儿，便伸手从胸前的衣服里掏出一个挂在脖子上的小布袋来，然后数出几张花花绿绿的纸，放到和平面前：“这是５００西德马克，给你啦，去美国用得着。”（我从未见过西德马克）和平和我面面相觑，都在心里纳闷：他怎么知道……？真是奇了。我们从未遇到过这种事，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理。

和平问道：“Ｗｉｌｌｅ，你为什么这样做？”

Ｗｉｌｌｅ笑一笑，说：“不为什么，如果你硬要问，那就算我对你的投资。”

和平又问：“我今后怎么还你这钱？”

Ｗｉｌｌｅ又笑一笑：“我不要你还，我说了是对你的投资。”

和平仍然固执到：“那你留下你的地址，我今后同你联系。”

Ｗｉｌｅ说：“我没有固定的地址，不过我可以给你我弟弟在芬兰的地址。”后来，等我们在美国安顿之后，曾几次按这地址给Ｗｉｌｌｉｅ去信，却每次都退了回来。即令如此，直到如今，我们每年圣诞，仍按这地址给Ｗｉｌｌｉｅ寄一张圣诞卡。

和平与Ｗｉｌｌｉｅ只不过几面之交的朋友，又很久不见了，这次不期而遇，实在是奇迹。中国人大都不相信有奇迹之说，如果我在此之前不相信的话，这事之后，我便是虔诚的信徒了。其实奇迹天天发生，如果你用心而不是用眼去看的话。

Ｗｉｌｌｉｅ的５００马克加上我们的５００美元（总共８００美元左右）正好够买一张华沙至圣路易斯的机票。不过这买票的故事，至今仍是我笑话和平的把柄。和平独自乘火车去华沙买票，他告诉卖票处要一张华沙至圣路易斯的单程票，好心的卖票人告诉他：你为什么不买来回票，单程票要８００美元，而来回票只要６５０。（至于波兰人为何制定如此规矩，令我费解到如今）。和平却认真地说：“我怎么可以骗你呢，我不打算再回欧洲，我只能买单程票。”卖票人无奈地摇摇头，给了和平一张单程票。和平的迂腐较之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买了机票，我们兜里只剩下不到３０美元。担心和平路上出万一钱不够，我们斟酌再三，决定向一位中科院化学所的同学开口借钱。这对和平与我都是极难启齿的事，不仅因为面子薄，这一辈子也没有借过任何人的钱，更因为我们深知，出国在外的人，无依无靠，手里的几个美元便是命根子，对在东欧诸国的留学生，尤为如此。当我们硬着头皮向这位同学说明来意时，她却非常大方地说：“我一共就有２００美元，这样吧，借你一百，我留一百。”真是朋友见面对半分，我们感激得连声谢谢，和平一个劲儿地表示，去了美国，第一个月奖学金到手，就把钱寄回来。

　　　　　　　　　　　　　　　　　　三

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６日，无可奈何送走了和平，期期切切地等了两个多月就收到了和平寄来的Ｉ－２０表。但当我兴冲冲地到美国驻布拉格大使馆申请签证时，却遭到兜头一瓢凉水：不签！理由是和平走时没有提过我也将赴美。那位叫基尼的二秘来自堪萨斯州，是我要去的密苏里州的近邻，但他并未因此而有所宽容。相反，他的态度相当决绝。一个月内我连着去了三次，结果都一样。我明白了，只要这位基尼不走，我就休想从捷克去美国。

我当时绝望无助的心情是我这一生的最低点。我们一家三口，两岁的儿子在中国，丈夫在美国，我一个人漂泊在欧洲，进退不能。我曾想过要回国，却被一位刚从国内来的复旦中文系的研究生给挡回去了，他严肃地对我说：“康乐，你记住，无论我们在外有多难，多么无助，多么绝望，回国都不是退路，而是死路。”我当时也不知道国内到底怎么回事，他把我吓得再不敢动回国的念头。

我就这样绝望无助又无为地混了两三周，不知下一步该干什么，也无心计划今后的去处。一天傍晚，我独自一人在昏暗僻静的街上无目标地走着，心情极度沮丧，想着我可怜的儿子在我离开时声嘶力竭的呼喊：“妈妈又走了，妈妈又走了，妈妈，妈妈呀”我不禁凄然泪下，不能自己。等我擦去眼泪，抬起头来，却发现几个学生模样的人站在我面前，他们肯定已注意到我的尴尬，和善地对我笑笑：“Ａｒｅ　ｙｏｕ　ａｌｌ　ｒｉｇｈｔ？“我点点头。走时塞给我一本书：“拿去看看吧，说不定能有帮助。”后来回想起，他们可能是美国学生利用暑假到捷克传教来了。

回到宿舍才发现，手里的书是一本圣经。我当时并不信宗教，不过有空时也翻翻，大部分时候看不懂。有一天晚上，我也是这样信手翻着那本圣经，突然觉得眼前一亮，其中有一段话，我看懂了，而且觉得就是对我说的：

“Ａｓｋ，ａｎｄ　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ｏ　ｙｏｕ；ｓｅｅｋ，ａｎｄ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ｆｉｎｄ；ｋｎｏｃｋ，ａｎｄ　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ｏｐｅｎｅｄ　ｔｏ　ｙｏｕ．”－－－Ｍａｔｔｈｅｗ７：７

我当时并不信有上帝，但我心里却深深地信服了：这是对我的许诺，Ｉｆ　Ｉ　ｓｅｅｋ，Ｉ　ｓｈａｌｌ　ｆｉｎｄ．我的出路，在我自己的努力；我的命运，在我的手里。

从那以后，我好象得了法宝，不再为眼前的困境而沮丧，却开始积极地分析，想办法。我知道欧洲各国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如果他们能直接从中国联系来欧洲读书或工作，那有什么能阻止我从捷克去其他欧洲国家读书或工作？于是我便开始查找与我所学相近的文献，然后给文章的作者去信，表示对他所做感兴趣，如果有机会，愿意去他那儿学习或工作。不到一个月，便收到了位于瑞士巴塞尔的Ｓａｎｄｏｚ的来信，信是一位叫Ｒｏｂｅｒｔ　Ｂｕｃｋ的博士写的，称他们正好有一个空位，需要我这种经历的人，问我愿不愿意去？到那年八月底，我便办好了所有去瑞士的手续，准备明年１月１日上班。

与此同时，和平鼓励我开始准备ＴＯＥＦＬ和ＧＲＥ，以便来美后，可以尽快入学读书。捷克当时刚刚开放，什么都不到位。根本找不到有关ＴＯＥＦＬ和ＧＲＥ的材料。记得是和平从美国寄了些资料，也在美使馆找到一些。勉强开始了我的ＴＯＥＦＬ／ＧＲＥ考试“历险”记。其实，考ＴＯＥＦＬ和ＧＲＥ是每个来美学生的必经之路，没什么希罕的。可是，事儿一轮到我，就准简单不了，这次也不例外。

捷克几十年来首次ＴＯＥＦＬ考试，我又赶上了。考试地点在Ｃｈａｒｌ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一个阶梯教室，很像我们大一上无机大课那个阶梯教室。考试那天，坐无虚席，足有一百多人。笔试还凑合，听力就出问题了，偌大个教室，却只有一个８０年代初很流行了一阵的“砖头”录音机。放在前排，后面的叫听不见，放在后排，前面又听不清，最后决定放中间。我正好坐在中间，录音机就在我旁边，为了照顾坐在边上的考生，录音机的音量开到了最大，我除了听到翁翁的噪音外，几乎什么也听不清。本来听力就差，这下彻底完了。

成绩下来后，我给和平打电话，报告了坏消息（听力４９０），并说准备再考一次，这次要去德国的斯图加特，又说考ＧＲＥ只有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和平憋在心里几年的怨气，一下子再也压不住了，他在电话里吼起来：“康乐啊，怎么什么事儿到你那儿就这么麻烦呀。让你出国，办护照你需要辞职，来美办签证，你又需要换国家，现在让你考ＴＯＥＦＬ／ＧＲＥ，你满世界跑。我真不理解。”

和平不是没道理，我自己也纳闷，为什么事情一到我这儿就要转个弯。其实答案很简单：笨啊，笨得出奇。我一向认为自己属于“高智商”却“低智能”那类人。考试场上，实验室里，对付起来得心应手。可一走出教室，跨出实验室，我便茫然不知所措。这个世界运转之复杂，人之间关系之微妙，数学公式无法推演，化学原理无法解释。与人交往，我不知什么是深了，什么是浅了。大街上碰到熟人，人家说一句：“到我们家玩啊。”第二天我便真要去，和平说：“人家说说而已，你却当真。”我还会固执：“你怎么知道人家只是说说而已，我可是答应人家了。”每次都以和平无奈地摇摇头而结束：“要去你去，我反正不去。”

和平吼归吼，我还得满世界地考我的ＴＯＥＦＬ／ＧＲＥ。到德国的斯图加特还算顺利，有研究生时的同学接应，只是找考试地点费了老劲儿。也不知美国人想的什么，偌大个斯图加特，却找不到一个考场，非把考试地点设在离斯图加特几十里地的乡村中学，可苦了我这外国来的不懂德语，英文也只会一点点的人。出了地铁，又上长途汽车，然后拿着地址问不会英文的德国老乡，我自己都觉得滑稽可笑。不过这次考试只有几个人，虽然还是那种“半头砖”录音机，但人少，教室也小，听得很清楚，总算考过了５５０最低分数线。

去布达佩斯考ＧＲＥ也说不上有多难，挺有意思。布达佩斯没同学，只好去了再说。不料火车上碰到三位德国来的中国访问学者，一位年长的近６０岁，两位年轻的３０左右。他们去布达佩斯旅游，热情地邀请我同行，并称知道一个私人旅店，很便宜。我正愁不认路，满口答应与他们同行。到布达佩斯时，天已晚了，好不容易找到那家私人旅店，一看有点傻眼了：不是什么私人旅店，而是私人住房，拿出一个房间出租。只有三个床，我们四个，三男一女，怎么住啊。他们都看着我，让我拿主意。我不想半夜又出去找住处，就建议能不能两个年轻人委屈一下挤一个床，我们大家合衣将就一晚上。我这样做，是有点自私啦，本来人家三人可以住得很舒服，多我一个外来的，把事情搞复杂了。没想我一说完，他们直点头：我们也是这个意思，但怕你一个年轻女的，不好意思。我能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们也是好心，见我一人出门在外，想帮帮我。我说过，我这人天生笨，可俗话说：笨人有笨福气。我这一生，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下，总能遇到好心人，无私地帮助我。我就是从今后只做好事，不做坏事，也还不尽这么多善良人们的恩情。

第二天考完ＧＲＥ后，我们又一起游览了布达佩斯，并用他们的照相机给我照了几张相。竟是我一生中难得的几张好照片。

　　　　　　　　　　　　　　　　　　四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傍晚，新年除夕之夜，经过十几小时的颠簸，我乘坐火车到达了瑞士巴塞尔。走出车门，见远处寒风中站着一位身着深米黄色风衣，戴着眼镜，身材魁梧且英俊的中年学者，不用问我就知道，他一定是来接我的Ｄｒ．Ｂｕｃｋ。Ｄｒ．Ｂｕｃｋ一见我走出车门，便急步朝我走来。走到跟前，他先问：“Ｍｓ．Ｋａｎｇ？“我点点头。他伸出双臂，我以为他要同我握手，正要伸出手，他却已把我搂在怀里，嘴里不断地说：“欢迎，欢迎，很高兴见到你。”我虽已在欧洲呆了不少时间，知道这是欧洲的礼节，还是被他的热情感动地差点哭出声来。我与Ｄｒ．Ｂｕｃｋ素未平生，是他在我极度绝望之时，痛痛快快地给了我这份工作，来瑞士之前，他连我是男是女都不知，却帮我把住处找好，又主动提出到车站接我。我时常问我自己：我前世不知修了什么行，使我今生有机会在茫茫人海里，与这些善良的人们相遇相知。那个除夕的傍晚，寒风中那个身着深米黄色风衣的形像，就象电影里的定格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既使今天，我一闭上眼，那个形像又会清清楚楚地显现在我眼前，我依然会象当初一样，情不自禁，泪满眼帘。

Ｄｒ．Ｂｕｃｋ告诉我：他是德国人，家也在德国，不能在瑞士呆晚了，现在是节日期间，我的住处管理人一定不在，问我愿不愿意上他家过节，我当然愿意。到他家时，他妻子已把饭菜准备好了，我就在那儿过了一个德国似的新年除夕。

瑞士ＳＡＮＤＯＺ的这份工作，是我一生中最舒心，也是挣钱最多的工作。有Ｄｒ．Ｂｕｃｋ毫无保留的支持与理解，我什么都不用担心，只管干活。同事们来自世界各地，相处极其融洽。但我心里却极端的不安，我知道我不会在这里长干下去，我知道无论我怎样拼命地工作，也终将有负于Ｄｒ．Ｂｕｃｋ寄予我的厚望。我的孩子，我的丈夫在远方殷切地盼着等着我，我不到美国，我们一家便永无团聚之日。生活之无奈，只有辛弃疾那首词最能描述：“……。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工作不到半年，我便对Ｄｒ．Ｂｕｃｋ说我要去美国，他非常地诧异和不解：我们不是合作得很好，为什么突然要走。我无法对他解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目前无家可归。瑞士再好，却不是我们的久留之地。茫茫世界，我们要为自己找到立家之处，更要为儿孙后代找到可以象正常人一样合法地生存，自由地发展的国度。我对不起Ｄｒ．Ｂｕｃｋ的热心相助，更有愧于来之前没有跟他说实话，我不认为我有理由这样做，更不认为有权这样做，这是一笔我终生无法释怀的歉疚。

１９９１年５月，我以旅游签证进入了美国，踏上了这块向往已久的自由土地。在Ｂｏｓｔｏｎ着陆的一刻，心里有一种很怪的感觉：这就是那求之不得的美国啊！它到底神在哪里？好在何处？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的人，甘愿以生命为代价，甘愿离乡背井，不择手段，只求能跨入它的边境。而一旦进来，无论非法合法，便再也不愿离去，唯愿子孙万代，扎根于此，无悔无怨。为什么？

一到Ｒｏｌｌａ，我便抓紧办理入学手续，当初考ＴＯＥＦＬ／ＧＲＥ的辛苦没白费，一个多月，便万事俱齐，把转签证的申请交到了移民局。九月中旬，刚开学不久，收到了移民局来信，称我的旅游签证已经过期，不可以在美国国内转签证，必须去第三国重新申请签证。这又是从何说起呀？我的签证不是三个月有效吗？怎么一个多月就过期了？再一打听，签证有效期不以签证为准（岂有此理），而以入境时盖的章为准。什么章？那不就是每个国家入境时都会盖的入境日期章吗？怎么会与签证有关系？我在欧洲跑了那么多国家，从未见过这等事。和平来美一年多也闻所未闻。我们赶紧给移民局写信解释，申诉，等到十月底，移民局来了最后通牒：你已被劝告离境（ｖｏｌｕｎｔｏｒｙ　ｄｅ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限期一个月。

至此，和平与我相顾无言（却没有泪千行），方知我们的离愁别恨远没有结束，但这次，和平不再吼叫，我也不再哭泣。事至今日，吼亦无用，哭亦无力了。１１月１９日，和平开车送我去芝加哥，我将从那里乘飞机回北京。我一直告诉朋友，８９年出国后再没回去过，一是不愿多解释，也因为我从不认为这次被迫回北京是普通意义上的“回国”。去芝加哥的路上，我们沉默不语，彼此心里都很清楚，这将是我们最后的一搏，要么从此全家团聚，结束苦难；要么从此天各一方，再难相见。这后一种结局是不可以接受的。我决心已定，这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而且我要么不回，如果回来，我一定要带着我的儿子一起回，我决不再把儿子一人拉下。

１１月２０日，我围着地球绕了个圈，又回到了起点站北京，幸亏两年前辞职时，一位房产科的年轻人，因为心软，没有逼我退还那间十六平米的住房，我这才有了歇身之处。

第一件事，给儿子办护照。和平出国时，是自费公派，没拿国家一分钱，却背了个公派的名，留下祸患无穷。儿子办探亲护照，需要钢研院开证明，这些无异于于虎谋皮，想也甭想。托朋友找了个公安局的人，花几百美元，给儿子买了个护照。这一生，我从来没为任何事，给任何人送过一分钱的礼。这次因为儿子我却“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了。我知道，如果我不把儿子的护照办下来，今后再不会有人可以帮助办理此事。父母远在四川，对北京一无所知。北京的朋友都是钢研院职工，我们决不会托他们做这种“不合法”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被迫回来，实际是成全了我们。

不久父母带着儿子也来到北京，见到我那分别了两年的儿子，我的心好久没有过这样的欢悦。我当时想：其实我的生活，什么都不需要，只要和我儿子在一起，我便是在天堂了。儿子从见我第一面，便拉着我的手，一步不离，连我上厕所也跟着，我知道他怕我再次离他而去。父母告诉我，我走以后，儿子天天守着录音机听那首“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歌，电视上见到戴眼镜与我年龄相仿的女的，便大喊妈妈。我当时真有点庆幸我的签证过期，使我得以与儿子早日相见。

１２月圣诞后的第一天，起了个大早，带着儿子，顶着寒霜，到美国使馆签证来了。拿票排队，等到快中午时，总算轮到我了。那位签证官看上去很和善，但他一上来就说不能给我签证。我一点不着急，我在心里说：今天由不得你了。两年前，布拉格的基尼说一声不签，我就傻眼，连句回话都不会。如今的康乐，已是孙悟空从炼丹炉里出来了，决不会轻易善罢甘休。我平静地问：“为什么？”他说：“你丈夫的奖学金不够养活你们三人？”我一听就放心了，只要他不把我往那绝路上引，说我有“移民倾向”这类无稽之谈，就有戏。我告诉他，和平的奖学金是全奖，最高的一种。他说：“也不行。”我又说：我们自己有存款，不靠他的奖学金活。他说不相信我们会有那么多存款。小看我们中国人了，不就几千美元嘛，我们怎么就不可以有。我告诉他，这钱是我在欧洲工作时存下的。他问有证据吗？我说：有啊。他听到这儿，脸上突然放光，很急切地说：“拿来我看看。”我忽然觉得他比我还要着急给我签证。我忙把护照上密密麻麻的签证指给他看，又把瑞士工作的合同递给他。他看完后，很平静地说：“好吧，给你签证。”我把材料收起来，正欲转身，他不经意地冒出一句：“美元和瑞士法朗比价是什么？”我忍不住笑出来了，我当然知道这一手啦。记得有部电影“大逃亡”，二战时一个英国的战俘从ＰＯＷ监狱里逃出来，说一口标准德语，混过了好多关口，可是一个精明的德国军官，趁他上公共汽车时，挤到他背后，轻声地说：“Ｙｏｕ　ｓｐｅａｋ　ｖｅｒｙ　ｇｏｏｄ　Ｇｅｒｍａｎ．”那英国人头都没回就道：“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趁人不备，出其不意，人往往会露真象。我笑着对那签证官说：现在是１比１．４。海湾战争时，美元大跌，只有１比１．２，很多中国学生趁机把瑞士法朗换成了美元。他笑笑对我挥挥手：“去吧去吧。”

拿到签证，我便到公安局换我的出境卡，办事员问到：“下户口了吗？”什么下户口？我的户口在街道办事处，还能往哪下呀，再下就只能下农村了。办事员根本不理我：“下户口去。”

从公安局出来，我直奔街道办事处。一路上都在琢磨把户口下到农村去这事。我心一横：我已经下到十七层了，再下一层到十八层，大概也差不了哪去。

到了街道办事处，一打听才知道，下户口就是下粮食关系。下吧，把那些与康乐名字相联的所有关系都下尽了，别等我下次回来，还跟这有关系，跟那有关系，说不清道不明。办事员一边给我办手续，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问我：丈夫什么时候走的？８７年。在哪工作？钢研院。公派还是自费？公派。下户口了吗？我不加思索，冲口就出：不知道。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我又捅漏子了，而且是大漏子。办事员抬起头来，很认真地看着我：“不知道？查！”一查，和平的户口自８７年出国，一直没下。办事员说：“四年来，我们一直给他发粮票。”粮票？什么粮票？从没见过。“没见过也给他发了。”就算你发了，又怎么啦？“四年，每年１２月，每月３６斤，一共１７２８斤，按现实牌价，折合人民币千余元。”我心想：这是卖粮票，还是卖米啊。赔吧。美国人说得好：用钱能了结的事，就不是坏事。赔了钱，她又说：“还是不能下”天呐，这下粮食关系，比下夫妻关系还难啦。又怎么哪？“他是公派，下户口要单位证明。”证明什么？“证明他是钢研院职工。”这不是明摆着的吗？那户口上写得明明白白，你若不知他是哪里的职工，这几年的粮票都发哪去啦？“开证明去。”

中国人怎么那么喜欢“单位证明”啊。我回回都栽在这“单位证明”上。两年前，为了这“单位证明”我连革命居委会都用了。这次我又该到那里去找这“单位证明”啊？

我冥思苦想，真的是冥思苦想啊。总算记起曾听说过一位研究生的同学加老乡（我们当时是硕士生，他是博士生），承包了钢研院下属的一个工厂，可以找他试一试。这位同学，非常能干且开明。读书时，我们有事没事都喜欢到他宿舍坐一坐，他的房间里成天坐满了同学，欢声笑语不断。他就象一块磁铁，把我们吸引在他的周围。找到他家，他和他妻子都在。我说明来意后，他很痛快地说：“我已经不承包那个厂子了，但还有公章，可以给你开证明。”他的妻子却拉拉他的衣服，小声地说：“工厂已经不承包了，开证明不妥吧。”我很理解她的顾虑，便站起来，说道：“既然不承包了，就不勉强，我再想别的办法。”不想我那同学，突然站起来，半带命令似的说：“康乐你坐下，我马上给你开。”又一次，我的心里多添了一份感激情；又一次，人生路上，多了一位患难相助的好心人。

拿着证明，下了户口，换了出境卡，收到了和平寄来的机票。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２日，我牵着儿子的手，告别了父母，登上了飞机。再一次，离开了那生我，养我，也考验了我的祖国，飞越重洋，再次进入美国。当我站在圣路易斯机场出口处，拉着儿子，看见和平从远处向我们急步跑来时，我心里没有激动，唯有宁静，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我也终于长大了。我不再害怕独自面对生活的困境，正因为如此，我也知道，我的苦难结束了。自从１９７８年二月离开父母上大学，到如今整整１４年过去了，我从一个１７岁的不谙世事的小姑娘，长成如今天不怕地不怕的成年女子。我生长于四川资阳那个小县城，却落脚在美国中部密苏里Ｒｏｌｌａ这个小城。这之间变化巨大，常让我有恍若隔世的感觉。记得是１９９７年，我大儿子十岁时，我有一次对他说：“明逊，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每当我想到你长大后会认为Ｒｏｌｌａ是你的家乡。”明逊异样地看着我，说：“妈妈，你说什么呢，Ｒｏｌｌａ本来就是我的家乡。”

竟是儿子童稚的单纯道出了真谛，是啊，Ｒｏｌｌａ就是我们的家乡，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