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下午，接到营部指示,要求我连将阵地移交兄弟连队，于22日上午赶往指定地点接受新任务。

　　22日早上，连长和指导员率1排、3排以及机炮排先向指定位置前进，副连长和副指导员则率我2排留在原阵地。

　　上午，兄弟部队的一个连到达了。副连长向他们移交阵地后，立即率领我们向指定地点出发。出发之前，为了争取时间早一些到达目的地，副指导员和3班长提议改从小路走，这样可以提前20多分钟。

　　这条小路，我们在几天前的穿插作战中曾经走过，地形环境不算复杂。这一带的地段又是我军部队所控制，因此副连长同意了。

　　没想到由于改道，我们全班差一点都变成了阵亡名单上面的烈士。

　　我们离开公路，改走小路，这两天的天气都是阴沉沉的。一路上没有遇到情况，很快就要到达一个小村子，过去了这个小村子，再走1.2公里就到达目的地了。

　　战争一开始，边境的越南村民基本都跑光了。我们在穿插经过时曾经搜索这个村子，没有发现一个村民。现在，为了安全通过，距离村子二百米时我们停了下来。副连长和排长慎重地取出了望远镜（排长使用的是缴获越军的苏制8倍望远镜），认真观察了一番。

　　在这几天的战斗里，我们感觉到配备的半自动步枪火力明显不足，根本不能适应山地丛林作战。而越军基本上的部队全部使用中国或者苏联、东欧国家制造的轻、重型自动武器。一打起来，敌人的轻型自动武器火力往往比我方猛烈。在营长默许下，我们大部分人员用缴获的56式、苏式AK47、AKM自动步枪换下了手中的56式半自动步枪。

　　这个村子很小，只有八、九间茅屋，三、四户人家。仍旧象我们前几天经过那样，死气沉沉的，看不到村子里边有人活动。只是在村子后面五、六十米的地方，有四个越南妇女在田地里边干活，她们的旁边，还有三头水牛在悠然地啃着田地边上的青草。

　　从表面上，看不出村子有什么异样的情况，但副连长还是命令全排遵守纪律，以班为单位，做到尽可能不惊扰村子和村民的情况下，搜索通过。

　　担任尖兵的3班首先出发。他们搜索了整个村子，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只是在一间茅屋里面，看见有三个普通的越南妇女在吃东西。看到这些突然出现的中国军人，她们显得很慌张，搜索的战士看了一下，认为都是当地的村民，便友善地退了出来，3班长用步话机向排长发出安全报告。在3班进村子搜索时，1班则在村庄外面警戒。由于没有发现敌情，排长便命令1、3班继续前进。

　　当我班伴随副连长和副指导员与排长随后通过村子时，已和3班拉开了约二百五十米，和1班拉开了约二百米的距离，意料不到的情况就发生在这么一段距离上面。

　　我们出了村子，行走在一条弯曲的田间泥土路上，在一块田地里边，看到了三个越南农妇，两个在田地摘菜除草，一个在放牛；在不远处小路旁边的水塘边缘上，有一个越妇拿着水勺弯着腰在往水桶里边舀水。

　　从四个越南农妇的体形上面来看，其中一个年轻一些，另外三个好象是上了年纪的妇人。她们看到我们这些全副武装的中国军人，神情很冷漠，但脸色没有表现出异样的惊慌。

　　我们都认为这是跑出去之后，又回来的少数村民，所以没有格外注意；我们班上外号叫做“老哈”的湖北兵还向她们友好的招了招手。

　　这时候，副连长和副指导员，连司务长一边走路一边说着话。当时我们走路的顺序是：机枪手和副射手“家乡人”湖南兵（因毛主席是湖南人，“是他们家乡的人”，所以我们这么样称呼他）和一个战士走在前面，排长、四0火箭筒的正副射手在他们后面跟着，副连长和副指导员则走在队伍中间，之后是连队司务长与报话机员，“老哈”和三个战士以及班长走在我的前面，我走在队伍的最尾端。

　　这条路弯弯曲曲，成弓形般绕着水塘穿过去，不远处，是几块甘蔗田，再过去就是一大片水田地。

　　由于出村子的时候，我和班长的动作慢了一些，因此和他们拉开了五，六米的距离。事后，1、3班长他们说正是拉开的这一段距离才使我们2班免除了灭顶之灾。

　　我和班长经过水塘时，我看了看舀水的那个越妇，不知为什么，清清的水塘水落到水桶里边就变成黄黄的泥水。这个越妇一直没有抬头，当时我认为，可能是我们这些敌国军人使她们感觉有点害怕吧。

　　从她身旁经过后又走几步路，约有四、五步路吧，大概是神差鬼使，无意中，我回过头去随意望了一下。这一望，竟然吓得我大惊失色！

　　那个在水塘边的越妇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丢掉了水勺，手中握着一把湿淋淋的微型冲锋枪，她满脸狰狞，杀气腾腾的，原来她的枪就藏在水桶里面那黄黄的泥水中。

　　我的眼睛在惊慌的一瞬间，同时也看见离我二十米外的那几个越妇，她们弯着腰正从田地边的草丛里面抓起了武器，其中一个向我们投出了一枚手榴弹。

　　我惊呆了！本能的反应使我大声叫喊告警：“卧倒！她们手里有枪！！”同时，我下意识迅速的蹲下，左手握住自动步枪的枪护木，把枪向上快速的提拉，右手去拉动枪机。刹那间，那枚手榴弹就正落在我和班长之间，但是手榴弹没有爆炸。

　　后来，班长和活下来的“家乡人”他们都说我当时的喊声颤抖，完全变了形，但喊的声音非常大，非常的吓人。

　　班长首先是第一个反应的，他边拉下自动步枪边往旁边的水田地扑倒；就在这时，急速如同爆豆般的枪声剧烈地响起来，对方的几支冲锋枪一齐对着队伍扫射，我看得很清楚，那个越妇双手握着从水桶里边捞起的微型冲锋枪，正向着我们吐出长长的火舌，棕揭色的子弹壳不住的往上跳飞。

　　我感觉队伍里边有人栽倒了，此刻我已经半蹲半跪了下来，右手拉动了自动步枪的枪机。与此同时，我听见身旁响起了熟悉的56式自动武器焦燥的子弹出膛声；那个拿着湿淋淋微型冲锋枪的越妇，被横扫过去的子弹撩倒了。我的手指触到了板机用力地勾动，自动步枪一跳一跳的抖动着，一个调转枪口正要向我射击的越妇，被我射出的子弹击中，她的头象被击破的西瓜，血汁和脑浆飞溅；接着，另外一个边跑动着，边端着54式冲锋枪射击的越妇，又被班长自动步枪射出的子弹击中仰面倒下了。这时候，在另外一边也响起激烈的枪声，机枪手与“家乡人”的叫喊声；这边，剩下的一个越妇拿着打空了子弹的微型冲锋枪，躲藏在几头水牛的背后正在更换弹匣，我几次射击的子弹都打在水牛的牛身上面；弹匣的子弹打光了，当她模出一枚手榴弹准备投掷时，来不及更换弹匣的我，不顾一切直冲了上去用枪托把她砸倒。

　　在我们这边开火同时，“家乡人”和机枪手那边也发生了战斗。从距离他们五十多米远低矮的甘蔗田地里边，钻出两个越妇端着两支苏式冲锋枪朝他们开枪，“家乡人”身边的一个战士应声倒下，得到告警已有所反应的排长与“家乡人”他们当即持枪还击，两个长点射扫过去，打倒了一个，另外一个见势不妙，边开枪边钻了回去；机枪手快步上前，双手平端着班用机枪朝甘蔗田里面扫射，直到弹盒的子弹差不多全部打完。

　　听见到枪声，火急赶回来的1、3班到达现场时，战斗已经结束。这次敌人的突然袭击，至使我方遭受重大伤亡：三个战士和报话机员，其中包括湖北兵“老哈”以及副指导员、连司务长当场牺牲；副连长和一个战士受重伤。

　　排长随即命令1班留下几个人照顾伤员，其余的人员及各班由他指挥，重新对事发地点以及村子进行搜索。

　　在现场，发现两具越妇的尸体，缴获两支波兰制造的WZ63式微型冲锋枪，一支南斯拉夫仿制的美M10式微型冲锋枪，一支中国制造的54式折叠枪托型冲锋枪，还有十二个子弹匣，五枚越南制造的短柄型手榴弹和两把美式军用匕首，一把越造制式匕首和一副中国制造的六二式望远镜。

　　在甘蔗田边有一具越妇尸体，在甘蔗田地里面五十米处，发现一具被成排子弹穿透身子的越妇尸体；缴获两支苏联制造的41式冲锋枪，六个子弹匣和四枚越式手榴弹。

　　在村子里面的发现，更加令人吃惊。在三间茅屋里边，搜查出一具中国造的56式四0火箭筒，十发火箭弹，四枚反3式反坦克手雷和两支54式手枪，六个子弹匣，大约五百发59式与51式手枪弹以及十二枚越式手榴弹。另外还有两箱子上海生产的压缩饼干和五个急救包，两瓶云南白药，一部中国造的139型军用接收机，一副软天线，另有一部美制小型1W发信机，但使用的电键，还有两副耳机，两盒备用电池却是中国造的产品。这些武器弹药与物品，大部分都是中国当年无偿支援越南的，现在却被越南人用来对付我们。战士们一边将缴获的武器弹药与物品集中，一边气愤地叫骂着。另外，又在村子入口处发现三支苏式7.62步骑枪和子弹袋。估计是村子里面的村民发现情形不妙，赶紧丢弃枪枝弹药各自溜走了。我们搜索了村子周围，没有发现其踪影，可能是跑远了。

　　还有两个越妇，一个双腿被打断，呻吟着躺倒在水塘边的地上；一个被枪托打破了头部，抱着满面污血的头，跪坐在死去的同伙与两头死水牛旁边低声叫痛哭泣。被我俘虏后，出于人道主义，我们还是为她们包扎了伤口。但在为她们包扎时，两个越妇嘴里边不住地咕哝，我们不懂得越南话，不知道她们说什么（可能她们懂得我们说什么）。只见这两个越南女人表情十分的凶恶，好象是在咒骂着什么人。

　　看到我们这么多人的死伤，愤怒的战士几次提起自动步枪，想把她们“处理掉”，但都被受伤的副连长制止。

　　直到这时候，我们才发现这几个越妇根本不是上了年纪的老妇人，而是身手敏捷，年龄不到三十五岁的年轻妇女；她们的化妆与伪装出来的老态模样，骗过去了我们所有人的眼睛。

　　根据她们所拥有的武器与装备，以及行动手段，我们认为这几个女人就是那些阴险狡猾，凶狠的越南特工队员。这里是她们的一个隐蔽活动据点。

　　我们扎了几副担架，抬着伤员与牺牲的战友，押着俘虏匆匆赶向目的地。但小村子那三间隐藏武器弹药和物品的茅屋，仍然被担任后卫的1班战士们放火烧毁了。为此一事，战后1班受到了批评，1班长被处分。

　　后来经过有关部门审讯，被俘虏的两个越南女人终于供认，她们两个人与被打死的一个女人的确是越南高平地区特工团队员，双腿被打断的那个女人是组长，少尉军衔，头部受伤的是上士；另外一个女人以及从甘蔗田出来向我们开枪的两个女人则是当地的民兵，在村子茅屋里面的几个妇女，是战争打响之前刚下发给枪的村民。

　　她们这个小组是两天前才转移到这里的小村子。出来活动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当前我军部队在这一带部署的动态情报，侦察我指挥部，补给地点，炮兵活动位置等等，伺机袭击我军要害单位，车队车辆与指挥员，捕捉我方零星人员。

　　至于袭击我们的原因，原本没有计划采取行动的。当她们发现路过村子的我这一个排的军人非同一般，大部份装备自动步枪，又有数挺轻机枪，还有40火箭筒等武器。越南人都知道在我军的连队，一般只有正，副班长才配备使用自动步枪的，况且，我排的人员和武器装备超出了一般步兵连队班，排的标准配备，肯定是一支加强了的作战分队，便引起了她们的注意，同时，又发现有四个佩挂望远镜，手枪的干部（副指导员和连队司务长也各有一副缴获越军的望远镜），伴随人员又背负着报话机和步话机两种电台，加之我军部队目前正在这一带地区活动集结，因而判断认定这是我军营级以上的指挥人员所率领的指挥组和警卫分队。当她们发现我们与前面的队伍拉开了距离时，以为有机可乘，就决定动手。计划首先打掉指挥员，然后再打警卫人员，二分钟内解决战斗，得手之后立即撤离；她们认为利用我军对越南普通民众不警惕的心理与友善态度，完全有把握吃掉这个毫无防范的营，团级别指挥组。

　　那两个女民兵一直隐藏在甘蔗田地里面，1、3班路过时，曾经看到了她们，但都以为是在里边干活的村民，所以也就没有过去看。

　　事情过去之后，连队里的人都说，如果那一枚手榴弹没有失灵，我又是吓慌了而反应迟钝的话，我和班长以及整个2班恐怕都在阵亡的名单上面了。我们听了只有苦笑，只是说，如果当时我们手中还是使用半自动步枪的话，很有这个可能性。其实我知道，如果那几个越南女人不扔手榴弹，首先向我们开枪，第一个躺下去的可能是我，幸运的是手榴弹也没有爆炸。

　　只不过，营长和连长表扬与肯定了我们当时的表现及快速反应，为此我们班集体立了三等功。

　　撤军回国之后，有一次，排长和我去团部办事，遇到了当时参与审讯越南俘虏的越语翻译。他告诉我们，那两个被俘虏的越南女特工很不服气。曾经说过：在这一次采取的行动犯了战术错误，首先应当开枪，而不是扔手榴弹，以至于迟缓了一、二秒钟，不然这个指挥组及整个警卫班肯定没有活着的人，后悔低估了中国兵的应战能力。

　　排长听了后笑着说，在战场上机会只有一次，谁叫幸运女神眷顾了中国军人！

　　翻译还告诉我们，有一支车队在回国的路途中，车队遭受敌人的两枚火箭弹伏击，其中一枚火箭弹击中了前卫车的车头，车辆坠落山沟，一人牺牲，三人受伤。另一枚火箭弹正巧击中的是押送一批越南俘虏的一台汽车，车辆爆炸起火，车毁人员伤亡，汽车里面有二十五个人，除了我方四个伤亡的押送人员，车厢里面的二十一个越南俘虏全部死亡，其中包括这两个越妇。

　　我武装人员也发现了敌人这个分散行动的伏击小组，随即进行包围，敌人无一脱逃，行动中打死了敌两人，活捉了两人，其中一个是年轻女子，缴获56式自动步枪两支，苏式四0火箭筒两具，火箭弹六发。当我方人员押着两个俘虏到现场让他们观看刚才的“战果”时，面对躺倒一地的、都是自己人血肉模糊的尸体，两人当场惊得脸色惨白，呆若木鸡。

　　我们听翻译说了之后，相互看了一眼，我看到排长没有说什么，只是摇了摇头，笑了一笑。

　　回想起来，我们在异国作战时，尤其是对待敌区的平民，实际上是照搬国内那一套经验，尚未从根本上认识无论是用何种方式进行的战争，正义还是非正义，当你武装踏上异国的土地时，在敌国的军民眼中就已经是侵略者了。历史上，自古以来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会对入侵者具有传统的民旅御外，仇视和抵抗，你不可能会得到那里的人民欢迎，也不可能动员他们会帮助你；你们无论如何友善，怎么样做好事，都不会与你们和平共处。在朝鲜战争中，当时的我志愿军深入到南朝鲜地区作战时节，就曾经受到过类似的吃亏教训。当然，我们绝对不会采取法西斯暴力手段，以免被敌人利用之外，应当教育部队在敌国作战与在国内战争时期的作战方式根本上是不相同的，对待敌国的民众，也是不能够采取国内战争时期的抚民方式与方法，要时刻提高警惕，既要防备公开与暗中的敌人，又要防范对我含有敌意的平民；不能一味只讲究纪律性，不要太过于呆板，也不要过分友善和心太软。

　　由此可见，我们的大意以及过于善良，才被敌人钻了空子，至使自己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在整个作战期间，参加大小战斗十一次，在枪林弹雨之中，我的连队只有十五个人阵亡，但在看不到敌人的小小村子里边，却一下子牺牲了六个人，这种血的教训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