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史在有一种说法：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曾给随行的史迪威下令，要他采取必要的手段，将蒋介石消灭掉。这种说法近年来广泛出现在抗日战争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中。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大国之魂》一书对此作了叙述：

　　1944年，昆明。

　　元旦刚过，美军野战司令官兼Y军参谋长多恩准将就在他的密室里领受了一项来自华盛顿的秘密指令。指令内容非常简明扼要：必须乾净、利落、不留痕迹地除掉蒋介石。为行文方便，我们姑且把这把项指令称为“蓝鲸行动”。

　　总指挥史迪威将军亲自往昆明密授指令。他没有解释指令的细节，只是再三告诫这位心腹助手：“蓝鲸行动”事关重大，必须万无一失。他还隐约提到，美国总统希望看到中国“出现一位真正具有民主精神和合作态度的新的政治领袖”。

　　当年3月，蒋介石拟应邀访问印度，并前往兰姆伽视察中国驻印军。“蓝鲸行动”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准备就绪。按照计划，一切都将在委员长夫妇旅行中发生，顺理成章，不露破绽。首先，当蒋委员长的座机飞越两万英尺的喜马拉雅山脉的时候，飞机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这时机上的所有人都不得不弃机跳伞。为保证计划万无一失，机舱内所有乘客的降落伞都将失灵。这样在3月里的某一天，世界各国的报纸都将在头版登出这一重大不幸的空难事故消息。

　　史迪威将行动方案报呈白宫，却迟迟未获批准。

　　黄河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烟雨金陵》一书也作了更为绘声绘色的描述：

　　在开罗，罗斯福心平气和地送走了他们夫妇（指蒋介石夫妇），又召见了史迪威，吐出一句震惊的话：“你如果感到无法与蒋共处，又无法撤换掉他，那就把他干掉！我希望看到中国出现一位具有民主精神和与我们亲密合作的政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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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迪威感到这是一件棘手的事，他所以不满意蒋介石，是蒋的专横独断，和他的妻党的贪污腐化，但要置蒋於死地，他还没有想到。可是总统作出了决定，他又无法拒绝。他找来了随他而来的机要参谋多恩，告诉了他这件事。

　　“干掉蒋介石？”多恩不敢相信这种决定。史迪威解释道：“总统现在首先要我们拟定计划，这计划要经总统批准后才能执行，而且要万无一失，不能让中国人知道是我们杀了蒋介石，现在正处在与轴心国作战的关键时刻，一旦泄露出去，其严重后果可想而知。”

　　这些描述并非作者凭空杜撰，而是根据一本美国人撰写的有关中美关系史的专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编写出来的。该书1982年由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出版了中文本。书中写道：

　　史迪威回到中国后，到昆明的Y司令部去看多恩，交代了一道绝密的口头命令，据他说这是来自罗斯福的。命令是要制订暗杀蒋介石的计划。据史迪威说，总统已经对蒋介石屡发脾气的情况腻烦透顶了，而且他确定是这样说的。事实上，他以他那种惯常的高傲语气告诉我，“你如果无法与蒋相处，又不能把他撤换，那就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算了。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选派一个言听计从的人去执行吧。”

　　多恩认真负责地设计了一个破坏蒋的飞机的计划，当蒋飞越喜马拉雅山去视察驻在印度的中国军队时下手，在乘客被迫跳伞时，委员长和蒋夫人所得到的将是失灵的降落伞。按照多恩的说法，总统一直没有最后授权史迪威去实行这项暗杀。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应该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但笔者翻阅了部分中国学者撰写的中美关系史、抗日战争史的专著，这些书并未提到此事。是中国学者的疏忽，还是历史上并无此事，笔者更倾向於后者。

　　首先，中美两国有着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共同战略利益。在战略同盟关系的历史大背景下，美国总统无论如何不会产生暗算另一个同盟国领袖的动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结成了战略同盟关系。美国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从物力、财力、人力上给予了大量的授助。中国的抗日战争牵制了日本51个师团中的35个师团，占陆军69％以上的兵力。大量事实说明，中国战场在对日陆军作战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的抗日战争大大缓解了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可以说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上，中国离不开美国，美国也离不开中国。

　　罗斯福总统曾对儿子埃利奥特说：如果中国屈服了，“你认为日本可以提供多少部队，这些部队会用来干什么？他们会占领澳大利亚，夺取印度———印度像熟透的李子。他们将直捣中东。那将是日本和德国的大规模钳形攻势，在近东会师，彻底切断俄国与外界的联系，孤立埃及，严重搅乱通过地中海的所有航道”。为了稳固中国的抗日态势，牵制日本军力於中国战场，1941年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首先倡议成立中国战区最高司令部，由蒋介石任总司令。蒋介石表示同意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职务。

　　1942年1月5日，蒋介石正式在重庆宣布就任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职务。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的成立，是中国人民长期对日抗战，流血牺牲、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是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统一远东地区对敌力量、协同作战的具体体现与重要标志。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感到自豪，也想作出自己实实在在的贡献。是月底，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此记叙道：“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被称为四强；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划入本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乎哉。”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有效地指挥着中国的军队，他的统帅地位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罗斯福这样的大战略家，决不会为中美之间局部的矛盾和冲突，作出暗害蒋介石这样有损於整个抗日战争战略全局的决定。

　　其次，美国不遗馀力地树立蒋介石大国领袖的形象，很难设想在蒋介石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会遭到美国总统的暗算。

中国是弱国，美国是强国。毫无疑问，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美国处於主导地位。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有两个主要目标，第一是有效地共同进行战争；第二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强大，以保证战后东方的稳定与繁荣。

　　中国英勇的抗日战争赢得了世人的尊重，使中国的国际地位自然提升。中国参加签署盟国战时三大宣言———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宣言》、1943年10月30日《关於普遍安全的宣言》、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更是清晰地描绘出战时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一条轨迹。

　　1942年至1943年间宋美龄访美受到美国朝野的热烈欢迎。蒋介石夫妇的照片刊登在美国颇具影响力的《时代》杂誌封面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强大是符合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的。1941年12月，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中国是战后世界和平警察国之一，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区享有更大的发言权。在罗斯福谋求世界领导地位的构想中，一个稳定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国是不可缺少的。它将作为美国的盟国，在战后对付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大国。

罗斯福认为充当战后中国领袖的人物只能是蒋介石。罗斯福在1943年3月给马歇尔的一封长信中说，我们大家必须记得，委员长是在走过艰难的道路才成为四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的。他认为蒋介石不仅是战时中国的领袖，而且也是能“在战后把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唯一领袖”。为树立蒋介石大国领袖的形象，美国的确做了许多工作。蒋介石作为中国的领袖曾取得了与美英首脑同桌议事的资格。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是由罗斯福倡议召开的。会上，罗斯福与蒋介石就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领土、日本对华赔偿、对日军事占领等十大问题交换了看法。会议期间，罗斯福对蒋介石优礼有加。他经常把丘吉尔撇在一边，去同蒋介石谈话，使蒋确定感受到美国为提高他所领导的政府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开罗会议留下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从照片上看，蒋介石坐在左边，挨着他的是罗斯福，然后是丘吉尔，最后是宋美龄。这幅照片的象徵意义在於罗斯福、丘吉尔给予了蒋介石至高的荣耀，也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11月26日，在蒋介石从开罗启程回国时，宋美龄又以蒋介石的名义给罗斯福总统留下了一封信，其中说：“委员长要我告诉您，他对您为中国所做的正做的一切是多么感激。今日下午他向您告别时简直找不到言词表达他的感情和心情，无法充分感谢您的友情……他希望您能把他当做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这封信有些肉麻，但至少可以说明，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和蒋介石代表着自己的国家在一起工作是不同寻常的，而且在会议上他们之间也建立起了私人的友谊。

　　按《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的说法，正是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向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的史迪威下达了暗杀蒋介石的指令。这样的指令不仅不符合美国对中国、对蒋介石的一贯立场，不符合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的行为。而且，在对一个盟国领袖推崇备至的同时，又在策划对他的暗杀行动，这在美国外交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第三，中美之间在各种问题上的矛盾与冲突，只是局部的矛盾与冲突，从肉体上消灭蒋介石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并非时时都晴空万里，有时也有乌云和风雨。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集中地体现在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关系上。中美战时同盟建立后，蒋介石请求罗斯福派一位高级将领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罗斯福表示同意。史迪威被任命为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参谋长、租借法案监督。史迪威来华标誌着中美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但这种合作却因蒋史矛盾的产生、演变，充满着艰辛和曲折。

史迪威的到来，曾一度燃起了蒋介石的热望。但不久双方都发现他们之间视同水火，格格不入，史蒋矛盾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租借物资”的控制权问题；“改革中国军队，提高对日作战能力”的问题；对待共产党的问题。面对史蒋在这几大问题上的冲突，罗斯福也经常流露出对蒋介石的不满。“租借物资”控制权，是美国政府授予史迪威保证赴华使命取得成效的唯一重要手段。当蒋介石为夺取“租借物资”控制权与史迪威发生冲突时，罗斯福明确告诉蒋介石“让史迪威完全受命於你是行不通的，不管谁接替史迪威，都将握有同样的权力”。罗斯福对能利用中共的力量抵抗日本很感兴趣，也想将美国两党政治模式移植到中国。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向蒋介石明确表示了他对中国局势的担忧，并提出了在中国实行国共两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的构想。他还对一同参加会议的儿子说：“我对蒋的政府的性质表示不满，我告诉他这种政府决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我告诉他必须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

　　但总的来说，罗斯福认为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是局部矛盾，甚至认为是两人性格不和，通过调解可以得到缓和。很多时候，罗斯福对蒋介石是迁就的。史蒋冲突爆发后，蒋介石一再要求罗斯福将史迪威调回美国。1942年七八月间罗斯福派了自己的行政助理居里博士访问重庆。居里同蒋介石进行了十多次会谈，对蒋介石做了耐心的解释工作，劝其与史迪威继续合作。居里回国后，曾建议调离史迪威，罗斯福本人也倾向召回史迪威，但马歇尔提出不同意见，史迪威才未被召回。陈纳德的出现，使史蒋矛盾更加复杂。中国政府驻美国代表宋子文在美国也大肆活动要求调回史迪威。1943年9月29日，宋子文与罗斯福商谈中国战区范围问题，再次重申必须撤换史迪威。罗斯福表示理解和同意。作为一名在华生活过十几年，尤其是肩负重要使命的美国军人，史迪威觉得命运注定要把他和中国联系在一起，为了避免被免职，更出於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史迪威压着心头的怒火，於10月17日当面向蒋介石表示愿与之握手言和。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最后允史迪威悔改留任，重加信用。”1944年10月，，罗斯福仍然将史迪威召回。

　　简单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冲突并非中美两国关系的致命伤。罗斯福消弥他们之间的冲突，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为维护中美战略同盟的大局。为维护这种大局，罗斯福宁愿作出一些让步，比如压制甚至撤换史迪威。仅仅因为一个美国将军与蒋介石的冲突，就要将蒋介石置於死地，这不符合罗斯福在史蒋冲突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有蒋介石在，罗斯福对中美关系是可以预测和把握的，失去蒋介石，中美关系的变数难以预料。罗斯福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决不会去做暗杀蒋介石这样的蠢事。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来看，既然不存在罗斯福策划暗杀蒋介石一事，《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对此事的叙述从何而来。根据书中的注释，可以看出，作者的依据是多恩将军的回忆录。在发现其他档案材料能证明此事存在之前，我们认为，多恩作为一名级别较低的美国军人，此举只是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增加回忆录的卖点而已。笔者也希望中国学者能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香港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