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了獲得軍隊的支持以推行“文化大革命”，曾把原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林彪樹為黨的第二號人物，並在1969年春天召開的.“九大”上正式確定林彪為毛澤東的接班人。那時在全國各地每天例行的“政治祈禱”（“早請示晚匯報”儀式）中，大家都要“頌禱”這樣兩句話：“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敬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然而，兩年之後，.中央突然宣布，1971年9月13日，林彪“倉惶出逃，墜機在蒙古”，這就是當時震驚中外的“九·一三林出逃事件”。官方對此的解釋是林彪“叛黨叛國”。然而，這位居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接班人”林彪為什麼要叛黨叛國、闔家出逃呢？

　　1996年10月31日，王年一在當代中國研究所召開的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對林彪集團的再認識”曾提出：“‘九·一三’事件是給逼出來的，甚至可以說是毛製造出來的。”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高文謙在蜚聲中外的大作《晚年周恩來》中也用了這個“逼”字，該書第6章的一個小標題就是“把林彪逼上絕路”。本文要探討的是，毛澤東為什麼、又是如何把自己欽定的“接班人”林彪逼上絕路？“九大”通過的新《黨章》“史無前例”地確認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文革”前劉少奇也曾被指定為“接班人”，卻未能享此殊遇），周恩來在大會上作了重點發言，肯定了林彪在中國革命史上不可替代的“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之地位。表面上看，這次大會似乎標誌着林彪的“革命生涯”正通向光輝的頂點，其實，頂點的前方就是深淵，在“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毛澤東的視野中，此刻林彪已成為毛澤東的“鬥爭目標”。面對步入晚年的毛澤東，林彪滑入政治深淵的速度比當年的劉少奇更快。1970年，.召開了“九屆二中全會”，會後林彪的遭際幾可用林黛玉在《葬花詞》中的一句話來形容：“風刀霜劍嚴相逼”。一年之後就發生了“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一、“九大”政治報告風波：“九屆二中全會”高層衝突之前奏

　　1971年夏毛澤東南巡時，多次對省市負責人談到1970年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所謂的“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其中的一方是毛自稱的 “無產階級司令部”，另一方就是後來所說的“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林彪向來是毛的堅定支持者，又是毛欽定的“接班人”，而陳伯達自“文革”開始以來一直是“中央文革”組長，是毛的“文革派”主將，為什麼毛認為這兩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主要人物聯合起來反對自己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呢？

　　當時的官方文件宣稱，林彪、陳伯達“一夥”的主要“罪行”是，在1969年籌備召開“九大”期間，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了一份令毛不滿的政治報告。對此，1973年8月，周恩來代表.中央在“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的解釋是：“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了一個政治報告。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認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但是，究竟這份導致“無產階級司令部”重大分裂的由“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的政治報告有哪些內容，卻從未公布過。儘管官方文件不斷強調這是林彪、陳伯達的“重要罪行”，但對這一報告草稿的真實內容卻始終高度保密，不僅在毛澤東親自領導、“四人幫”把持媒體全力掀起的“批林整風”和“批林批孔”運動中未公布這一報告草稿，甚至在“四人幫”倒台後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繼續批判中也不公布。這是一個反常現象。1971年林彪死亡後，為了批判林彪，毛澤東甚至硬着頭皮批准下發了尖刻批判、侮辱他的“‘571工程’紀要”，何以陳伯達起草的 “九大”報告就一定不能公布？按常理來推斷，一份為“九大”起草的政治報告草稿不可能比“‘571工程’紀要”更尖銳。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這份報告提到的今後“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比毛澤東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更得人心，若公布這一觀點的具體內容會對毛澤東非常不利。

　　其實，即便林彪和陳伯達都“認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也不能說這種看法與毛澤東的公開說法有根本衝突。1967年8月16日，毛澤東與兩位阿爾巴尼亞專家談話時就說過：“我們這次運動打算搞三年，第一年發動，第二年基本上取得勝利，第三年掃尾，”此後他又多次作過類似表示。比如，在1968年10月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說過：“現在不是都講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嗎？究竟什麼叫到底呀？我們估計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如果毛澤東真的這麼想，那麼1969年春天召開“九大”時政治報告當然就應該着重講經濟建設了。然而，毛澤東關於“三年結束 ‘文革’”的說法倘若並非其真意，只是“虛晃一槍”，那麼，提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的說法當然會令毛澤東不快。不過，在當年全國上下對毛澤東無限崇拜的政治環境裡，恐怕沒有人會從這個角度去理解，而無條件接受毛澤東與林、陳之間的分歧是“兩條路線鬥爭”的宣傳倒是很自然的。

需要分辨的另一個問題是，林彪是否確實“夥同陳伯達起草”了這個報告，林彪在陳伯達起草這個報告時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上文提到的1973年周恩來的報告並未拿出確鑿證據。最近，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中披露：“陳伯達在領受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任務後，撇開張春橋、姚文元二人，一個人天天往毛家灣跑，同林彪商量怎樣寫[4]。”當年陳伯達的秘書王文耀、王保春則回憶說：“由於是林彪在黨的九大會議上作報告，所以林彪就約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去他那裡（毛家灣）談了一下，以表示林委託他們三個代勞，報告內容由陳考慮，林彪就不多過問了。”“陳伯達回辦公室後，很快擬了一個提綱，題目是‘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下列了幾個小標題，陳帶着這個提綱，又去和林彪商量過後，回來改成總題目下面十個小題目……”陳伯達還對兩位秘書說，不管“上海那兩個”（指張、姚），“他們和我想的不一樣”，他要自己寫，並講了他對起草“九大”報告的主題設想：“運動不能再搞了，現在主要的任務應該是抓生產了，就是說，經過了一場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產上的大躍進字號(3)。”

　　以上兩種說法略有出入，一個說陳伯達“天天往毛家灣跑”，一個則只說陳伯達擬好提綱去和林彪商量過後又回來修改。不過，從這些文字看，林彪應是支持和贊同陳伯達起草的報告的。雖然說“林彪就不多過問了”，陳伯達畢竟還是“又去和林彪商量過後”才回來修改的。

　　在林彪辦公室（簡稱“林辦”）秘書張雲生的回憶中，卻又有另外的說法。林彪在準備“九大”報告時告訴秘書：“我向來不習慣念別人寫的現成稿子，而只願意自己順口講。因此，我想搞個平行作業，既準備一個正式發表用的稿子，又準備一個講話用的條子。”林彪還說明：“我這次做口頭講話，還是用十二中全會講話的那六個題目。” 林彪所說的“十二中全會講話的那6個題目”是：“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鬥爭；毛主席對馬列主義的發展；中國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後怎麼辦。若從這6個題目看，林彪對“九大”報告的設想與陳伯達起草的“九大”報告的主題就大不一樣了。兩人的想法既然不同，又如何“夥同”起草呢？後來，陳伯達起草的報告被“中央文革”否決了，毛澤東決定改由康生牽頭，張春橋、姚文元執筆重新起草。陳伯達還不甘心，又托葉群勸林彪好好看看他起草的報告稿。葉群向“林辦”秘書們吩咐：在向林彪講陳伯達起草的報告稿時，不能講得太細，以防林彪腦子一熱，又對陳伯達的東西發生興趣。這表明，林彪對陳伯達起草的報告寫了些什麼其實並不清楚。

　　顯然，根據目前已經公開的材料，無法確定林彪對陳伯達起草的“九大”報告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和抱有何種態度。但有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即林彪對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九大”報告十分反感。據張雲生回憶：林彪對張、姚起草的報告“根本不感興趣”，“始終不感興趣，一眼沒看”，只注意毛澤東的批示和修改。3月底，周恩來把經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通過的政治報告初稿批送林彪審定，林彪一字未看，就在稿子上批了“呈主席審批”，急得周恩來無可奈何。林彪在“九大”會議上宣讀張、姚起草的政治報告之前，並未看過報告的內容。汪東興說：“由於林彪對‘九大’的政治報告改用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滿，在‘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林彪甚至還對葉群說：“多念錯一點才好。”林彪對得到毛澤東肯定的張、姚起草的報告的厭惡之情，可見一斑。

　　綜上所述，在起草“九大”政治報告這件事上，無論是林彪還是陳伯達，並沒有什麼“反黨”主張或“反黨罪行”。他們只不過是未能像張春橋那樣善於理解毛澤東深藏心中的真實想法，又對深受毛澤東寵信的張春橋有所不滿而已，結果林彪與陳伯達竟因此獲罪。

二、“九屆二中全會”上的所謂“八月逆流”

　　毛澤東在1971年夏的南巡講話中曾挑明了他要打擊林彪的真正原因：“他們名為反張春橋實際上反我”，“這次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在未公開的《姚文元日記》中，姚文元提到，毛澤東稱“九屆二中全會”上發生了“八月逆流”。“八月逆流”到底“逆”了什麼？至今未見任何相關資料公布於眾，而這個欽定名稱也從來沒有見諸史書。

　　現在來看，所謂的“八月逆流”不過是出席中央全會的代表在小組討論中發表自己的看法罷了。這些意見主要是兩方面：一是拼命頌毛表忠，二是不點名攻擊張春橋（認為他貶低毛澤東思想，不忠）。令毛澤東動怒的原因是第二點，即他所說的“他們名為反張春橋實際上反我”。

　　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的開幕式上講了話，會議的主持者是毛澤東。據高文謙披露，在林彪講話前，毛澤東問林彪準備講什麼，林彪說，聽吳法憲講，在討論憲法修改草案時發生了爭論，張春橋不贊成寫上國家機構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還說赫魯曉夫天才地創造發展了馬列主義，我想講講這個問題。毛澤東聽了說：這不是張的意見，是江青的意見，是江青在背後搗的鬼。你可以講，但不要點張的名字。林彪的講話只是一段又一段地講述毛澤東的豐功偉績，好像是官樣文章，只有了解此前在8月13日中央憲法修改小組討論會上的爭吵內幕的人，才會敏感到有些話是針對張春橋的。但林彪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在講話中確實沒有點張春橋的名字，而且隻字未提是否設“國家主席”的問題。總的看來，林彪的講話顯得低調。倒是汪東興在小組會上的發言調門高，強調要設“國家主席”，認為黨內還有“反對毛主席”的“野心家”、“壞蛋”。陳伯達、陳毅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情緒也較為激烈（後來周恩來在大會上點了“二陳合流”，給陳毅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壓力）。

　　在毛澤東的眼裡，林彪和與會絕大多數代表都把矛頭對準張春橋，這就是有陰謀。其實，“九屆二中全會”上出現“反張春橋”的形勢應有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在1970年8月13日中央憲法修改小組討論會上，張春橋與吳法憲發生了爭吵。張春橋以憲法序言中已有類似內容為由，提議在“國家機構”一章中刪掉“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一句，後來又大講毛澤東在一次接見外賓時講過“赫魯曉夫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這是個諷刺”一類的話。在“九大”前後，對毛澤東的“三忠於”狂熱達到了高潮，在這樣的氣氛中，張春橋的這些言論顯然屬於大逆不道，於是出席“九屆二中全會”的高級幹部們或是認為抓到了張春橋的“小辮子”，或是認為應當趁機表明自己忠於毛澤東的堅定立場。

其次，張春橋一貫支持造反、奪權，而第九屆中央委員中的眾多軍隊將領和老幹部幾乎無不身受“造反”、“奪權”之苦之害。張春橋支持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紅縱”，“紅縱”險些要了總後勤部長邱會作的命；廣州軍區的“造反派”“炮轟”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使黃在廣州呆不下去；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也曾被“造反派”逼得躲到大別山里；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被一次次的“炮轟”、圍攻整得焦頭爛額；外交部長陳毅在“九大”期間也曾遭到以張春橋為後台的上海小組的批判圍攻……這些人早就對張春橋有一肚子的怨氣。

　　再次，按當時的觀點看，張春橋歷史上有“叛徒”嫌疑，上海因此發生過“炮打張春橋”事件，“九屆二中全會”的與會代表們自然都知道。

　　最後，林彪及許多軍隊將領、老幹部對江青的狐假虎威、頤指氣使早已忍無可忍（林彪曾於1967年初“批判蕭華”事件後的一天，因情緒失控而大罵過江青一次；還有一次他還揚言要找槍，要“斃了她”!1967年1月軍隊將領“大鬧京西賓館”時，黃永勝在發言中公開說：“希望中央文革多聽毛主席的話，特別是江青同志要多聽毛主席的話）!”，但他們因為“投鼠忌器”而不敢直接反對江青。張春橋是江青的心腹高參，是“中央文革小組” 中最富有政治經驗、最老謀深算的角色，打擊張春橋，就等於是給江青一擊。

　　總之，出於各自不同的原因，“九屆二中全會”上各地區組都一致聲討“陰謀家”，形成了群情激憤的氣氛，在毛澤東看來“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後來康生曾如此概括當時的形勢：這次會議是“吳法憲造謠，汪東興點火，陳伯達起鬨，陳毅跳出來”。

　　依照.黨章，中央全會是全黨的最高權力機構，一切意見均可在會上公開表達，一切大事均應由全會討論決定，但事實上毛澤東早就把黨改造成了他個人的“一言堂”。當毛澤東在“九屆二中全會”期間看出絕大多數中央委員對他那套“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路線“很不理解”甚至強烈不滿，發現繼續推行他的“文革”路線的黨內阻力非常大，這樣的形勢不利於他的“戰略部署”時，立刻大動“天子之怒”。他重施故伎，利用個人崇拜氣氛為他造就的絕對權威，公布了一份大字報“我的一點意見”，同時揪出陳伯達以“殺雞嚇猴”。在當時毛的個人權威被推至顛峰狀態的情況下，這個“我的一點意見”幾乎等同於一言九鼎的“聖旨”，眾多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們只有高呼“萬歲”、“堅決照辦”，誰還敢再說半個“不”字？

　　在後來公布的毛澤東的“我的一點意見”中，毛抓住“九屆二中全會”上黨內高層議論是否要設國家主席一事發難。中央文件甚至聲稱，林彪以“設國家主席”為名要“搶班奪權”，而這又被解釋成林彪最後“倉惶出逃”的原因之一。對這個“設國家主席”問題，王年一和何蜀已在“‘設國家主席’問題論析”一文中做過深入分析，這裡只強調幾個要點：

　　首先，當時毛澤東反對設國家主席，卻講不出任何正當理由；他只是因為不想擔任國家主席一職，就反對設立國家主席這一職位。毛澤東抱持“朕即國家” 的觀念，完全把國家主席這一國家主權對內對外的最高代表當成虛設的可有可無的職位，任憑自己的興趣決定取捨。而且，“九屆二中全會”初期，毛澤東其實並未因中央委員中絕大多數人堅持“設國家主席”而動怒，他後來抓住“設國家主席”一事發難是另有權謀上的考慮。

　　其次，當時黨內高層除了毛澤東本人外，都認為國家主席一職只能由毛澤東擔任。“設國家主席”一議既非林彪首倡，也非林彪獨撐。“九屆二中全會”前夕，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此事時，只有毛澤東主張不設國家主席，而主張設國家主席的卻有4票（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林彪）。絕大多數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也都贊成設國家主席。硬把“設國家主席”一議說成是林彪個人的陰謀，並無根據。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公開提出如果毛澤東不當國家主席就由林彪當國家主席的，只有一人，即江青集團的“顧問”康生。但毛澤東卻從未因此而批評康生。

　　再次，指稱林彪贊成設國家主席就是想當國家主席，要“搶班奪權”，更無道理。周恩來也贊成此議，而且具備擔任這一職位的黨內資歷，為什麼對他卻不提出相同的指責？說林彪想當國家主席，其實毫無根據，而證明林彪不願當國家主席、甚至不願當“接班人”的根據卻有不少。

林彪死亡後，中央文件說林彪把“設國家主席”作為反革命政變的綱領，完全是無稽之談。在這個問題上，暴露出來的只是毛澤東的一塊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