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之瑰寶湯飛凡——哈佛畢業的海歸

　─京虎子─

一、心中縈繞的名字

　　猴年馬月的北京出人意料地涼爽，不尋常的天氣似乎預示會有不尋常的事情發生。果然在六月下旬，衛生系統流言四起，以至於國家衛生部不得不召開新聞發表會，就今年薩斯實驗室事故答記者問。新上任的主管副部長聲明：請大家容許我保密兩天。

　　兩天后，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建黨七十七周年。衛生部召開大會，宣布追究領導責任，從國家疾病控制中心到病毒所，最後是腹瀉病毒研究室，從上到下一口氣摘了五頂烏紗。塵埃落定，相關報導充斥報刊網絡，中國衛生防疫系統的聲譽到了歷史最低點。

　　去年薩斯時曾經風雲一時的人物而今成了街頭巷尾的談資，天氣驟然轉為悶熱。望着烏蒙蒙的北京，心中猛然想起一個名字──縈繞在心中二十年的名字。

　　當中國人漸漸開口說出真話的時候，開始聽到這個名字，以及這個名字背後的故事。一個又一個故事所勾畫出的豪情和悲傷，使這個名字深深印在心中。

　　以為網絡信息爆炸的今天，搜索一下這個名字，會有千百條詳細的資料。不料查詢之下，僅僅是有限的乾巴巴的幾條。相比之下，那些所謂的英雄、所謂的風流人物，充斥於網絡，被人一遍又一遍地提起，翻來覆去地爭議，來來往往地探討。這些如雷貫耳的有幾個比得上這個名字對民族、對人類的貢獻？

　　人們緣何鍾情於沾滿鮮血的雙手而無視救苦救難的心腸？

　　幾十年過去，這個名字已經獲得了原本屬於他的名譽和地位。但無情的歲月和我們這個善於向前看、樂於健忘的民族使這個名字漸漸沉入歷史的泥沙中，再一次漸漸被遺忘了。

　　有的名字是不應該被遺忘的！是不能被遺忘的！洗清歷史長河中的污泥濁水，這名字將永遠如金子般閃亮。

　　這個名字是：湯飛凡。

二、英雄慧眼

　　近代中國是湖南人的舞台，從曾國藩到毛澤東，湖南人最終成為中國的主宰。

　　光緒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湖南大旱，“百姓咽糠茹草，至有餓斃自盡者。” ７月２３日湯飛凡出生於湖南醴陵。

　　湯家在當地是個旺族，到湯飛凡出生時家道早已中落，父親設館教書維持家計。湯飛凡行三，五歲啟蒙，父親遵循易子而教的古訓，送他到二十里外的東崗就讀於何家義塾。

　　何家與湯家為通家之好，年輕博學的何家少爺素有大志。年幼的湯飛凡勤奮好學且意志堅毅，一如其眼界便十分鐘愛，除了為他課外輔導外，還教他算術自然等新學。何少爺連得三女後，向湯家提出將其中一女許配給湯飛凡，而且可以等湯飛凡成人後自己選擇。

　　世事難料，愛湯飛凡如己出、譽之為天下英才的鄉野書生居然成了一代梟雄。辛亥革命後，何少爺棄文學武，入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後入湘軍，從排長干起，一步一步成為湖南霸主，後來更因為毛澤東的一首蝶戀花的角注，成為除蔣介石外不做第二人想的大名鼎鼎的國民黨反對派：何鍵。

　　總角時便入英雄慧眼的湯飛凡所走的卻是一條截然不同道路。湯飛凡１２歲入長沙城南小學堂，三年後畢業，追隨二哥考入甲種工業學校。雖然學工，但他從小目睹家鄉父老貧病交迫，一直有志懸壺濟世，兩年後湘雅醫學院成立，湯飛凡從甲種工業學校退學，成為湘雅醫學院的首屆學生。

　　七年寒窗，湘雅醫學院第一屆招收的三十名學生，１９２１年畢業時只剩下十人。這十人中出現了兩名中國醫學屆的泰斗，除了湯飛凡外，另一位是畢業時名列第一、與湯飛凡同歲的內科名宿張孝騫。

　　七年的醫學訓練，不僅磨鍊了湯飛凡堅韌刻苦的精神，也使他對濟世有了新的認識。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的世紀之交的二、三十年，正是微生物學的黃金時代，以巴斯德（Ｐａｓｔｅｕｒ） 和寇霍（Ｋｏｃｈ） 為代表的一代細菌學和傳染病學天驕，陸續發現了大部份重要傳染病的致病菌。寇霍的學生日本人北里柴三郎發現了鼠疫和破傷風的病原菌，人稱東方寇霍。年輕氣盛的湯飛凡曾言：“日本能出東方的寇霍，中國為什麼不能出東方的巴斯德？”

　　從湘雅醫學院畢業後，湯飛凡立志研究細菌學和傳染病，申請到協和醫學院細菌系進修。當同學邀請他一道開業行醫時，湯飛凡說出畢生意願：“當一個醫生一輩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發明一種預防方法卻可以使億萬人不得傳染病” 。

　　何鍵此時已為湘軍團長，見湯飛凡醫學院畢業，向湯家重新提親。湯飛凡在何家三千金中選中十五歲的二小姐何璉。以何鍵之意，女兒隨軍東奔西跑極不安定，希望能立即成親。湯飛凡因為要去北京進修而無法養家，最後只是訂婚。

　　湯飛凡在協和醫學院一年後兼任助教，三年中全面掌握了細菌學理論和實驗技術，經系裡和學校推薦，湯飛凡獲得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獎學金，準備赴美深造。

　　兵荒馬亂的湖南，局勢複雜多變。這次何鍵不再遷就，湯飛凡與何璉成親後，一起到了美國。

　　年輕的湯飛凡走的是一條科學之路。

三、拓荒者的回歸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病毒學的拓荒時代，湯飛凡所進修的哈佛醫學院細菌系的研究重點此時正轉向比細菌更小的微生物，拓荒者的首要任務是找到新的方法。作為投身病毒學研究的第一個中國人，在哈佛的三年裡，他的工作主要是研究病毒學實驗方法。他與同事們在病毒學發展的早期重要的貢獻包括用物理方法證明了病毒是可過濾、能離心沉澱、能自我複製、有生命的寄生於細胞內的微生物。他們還研製成第一代微孔濾膜，用於測定出各種病毒的大小。

　　三年的時間很快過去了，導師強烈要求湯飛凡留在哈佛。優厚的生活條件、得天獨厚的研究條件以及病毒學研究剛剛掀開的無比寬闊的視野，吸住了湯飛凡的心，他決定留下了。

　　這時一封信來自大洋彼岸，寫信人是他的老師顏福慶。

　　出身基督教牧師家庭、畢業於耶魯醫學院的顏福慶是中國現代醫學教育的先驅和領袖。湯飛凡就讀湘雅醫學院時，顏福慶任院長。離開湘雅後，顏福慶就任協和醫學院副院長。鑑於當時國內幾所較好的醫學院都是外國人創辦的，顏福慶矢志創建中國自己的醫學教育體系。乘國民政府成立第四中山大學的機會，顏福慶倡議設立醫學院。南京政府批准此議，醫學院與１９２７年９月於上海開學。次年顏福慶辭去協和職務，專任此時已經改為中央大學醫學院的院長。

　　醫學院雖然設立，可是經費靠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和中國紅十字會資助，十分困難，師資尤為缺乏，開學時只有教師八人。百廢待興的顏福慶想起了人在美國的湯飛凡。

　　顏福慶在信中，沒有天花亂墜的許諾，只是如實地列出辦中國人自己的醫學院的困難和對學生的殷切希望。正是因為這種開誠布公，使湯飛凡驟然生出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豪情，當即決定歸國。１９２９年春，湯飛凡攜夫人歸上海，任中央大學醫學院細菌系副教授。

　　所謂中央大學醫學院，其實只有二十九個預科學生以及極少的教職員。湯飛凡任教的細菌系壓根就沒有，顏福慶給湯飛凡的第一項任務是籌備開始細菌學的課程。湯飛凡認為，理論必需聯繫實際，細菌科的重點在實習。他到上海後，立即着手建立實驗室，在教學之餘隍7d始利用極其簡陋的設備進行研究，於們９３０年開始陸續發表論文。從此，中國有了自己的病毒學研究。

　　１９３２年，中央大學醫學院獨立，改名為國立上海醫學院，湯飛凡升正教授，同時受聘為英國在上海的雷氏德研究所細菌系主任，可以利用該所齊全的設備進行複雜的實驗。１９３５年湯飛凡到英國國家醫學研究所進行短期協作，於１９３７年初歸國。

　　從１９２９到１９３７的八年中，湯飛凡在所研究的病毒本質及有關的方法學、牛胸膜炎的病原學以及後文着重介紹的沙眼病原學等方面，均有重大進展，所發論文許多篇被權威性專著或教科書引為經典文獻，可以說短短幾年內碩果纍纍。

　　如果再給湯飛凡幾年時間，以他對科學的執著、嚴謹、敏感以及病毒學研究的歷史機遇，實現東方巴斯德的夢想不是沒有可能的。可是爆發於１９３７年的抗戰，徹底的改變了一切。

　　許多年後，他與人談到這個少年時的夢想。有人說這是命運，湯飛凡的回答是：“不是命運，是我自己的選擇。”

　　在民族存亡的關頭，湯飛凡作出了自己的選擇，一個中國人的選擇。

四、一個中國人的選擇

　　１９３７年，不僅湯飛凡的命運，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也到了轉折關頭。命運沒有給湯飛凡另一個八年的研究時間，給予他以及中國人的是八年煉獄般的民族興亡。

　　８月１３日，中日於淞滬會戰。

　　按今天的叫法，湯飛凡不僅是海歸，還是國際知名科學家、外企高級主管、太子黨，他是一個名符其實的社會精英和既得利益者。對一個一直在象牙塔內從事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沒有人苛求他在民族救亡中做什麼。對一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即使他願意為抗日出力，像當時的知識分子一樣，能做的只有吶喊助威。

　　湯飛凡的確象其他的知識分子一樣，放下手中的科研工作，走出安靜的實驗室，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他要做的不是上街示威遊行，不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而是真正的匹夫有責。

　　湯飛凡動員夫人參加紅十字會的後勤支援，自己報名參加了上海救護委員會的前線醫療救護隊，隨上海醫學院的師生組成的醫療隊駐紮寶山。在他多次強烈要求下，湯飛凡被分配到第一線救護站，對傷員進行初級創傷處理，救護站離火線只有幾百米。

　　救護站在日本人炮火的覆蓋下，幾次幾乎被擊中，數人相繼受傷。就在炮火中，湯飛凡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受到了超越生死的激情。三個多月中日夜工作，中間只回家兩次。夫人十分擔心日軍的炮火，身高一米六零的湯飛凡有自己的主見：“因為我目標小，炮火打不中我，所以我幹這個最合適。”

　　三個月中，醫療隊轉戰寶山、閘北、蘇州河南岸，直到上海淪陷，稱得上出生入死。在那一代科學家中，不記得是否還有別人像湯飛凡一樣直接參戰。即便湯飛凡在１９３７年後一事無成，以他火線救護之舉，足以算得上英雄了。

　　上海淪陷後，湯飛凡回到雷氏德研究所。租界雖然一切依舊，但山河破碎，湯飛凡已無心研究。此時接英國通知，要求準備撤往英國。對湯飛凡來說，到英國繼續工作是理所當然也是最好的選擇。

　　還是顏福慶，又一次改變了湯飛凡的人生。

　　時任國民政府衛生署長的顏福慶鑑於戰爭期間瘟疫猖獗，以為重建中央防疫處為當務之急，能當此重任非湯飛凡莫屬。一封書信自武漢至上海，請湯飛凡到長沙重建中央防疫處。

　　正在自慚無為、於無奈中打算再一次去國的湯飛凡接信後精神為之一振。當即辭去月薪六百兩銀子的雷氏德研究所的職務，攜家眷返鄉。

　　顏福慶的這封信，使科學界少了一位巴斯德，中國多了一位民族英雄。

　　在國難當頭時，許多中國人沒有選擇，他們肩負保家衛國的擔子，他們只能浴血沙場，用大刀步槍以及自己的生命與日寇搏鬥。有些中國人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忍辱偷生，做漢奸當亡國奴，要麼挺身而出，隨時準備為國家流盡最後一滴熱血。許許多多的中國人義無反顧地選擇了站着死，像那些英勇不屈的將士和那些“生在湖南、死在山東” 的學生，以及那些“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 的青年。還有些人像湯飛凡有更多的選擇，他可以出國而不必當亡國奴，何況他不是為了逃避而是為了繼續研究，何況他已經為抗戰盡力了。

　　湯飛凡像許許多多中國人一樣作出了選擇。湯飛凡不是完人，不是聖人，他身上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有一點：熟悉他的人，包括他的敵人，都承認他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

　　中央防疫處始建於１９１９年，因為東三省鼠疫流行，北洋政府決定在北平設中央防疫處，製備血清、疫苗以及指導全國防疫工作。１９３５年奉命遷南京，北平總處改為北平製造所。１９３６年正式遷往南京，尚未來得及修建新址，戰爭爆發。中央防疫處再遷長沙。

　　１９３８年湯飛凡到長沙時，中央防疫處如一盤散沙。辦公地點是暫借的，職工包括從北平撤來以及本地招的一共二十來位，沒有一個高級技術人員。從北平運出的設備原本不多，一路散失，只剩可憐的幾個，充其量能製備狂犬疫苗。日常靠出售從北平帶來的牛痘苗和抗毒素維持。更要命的是，日軍連日空襲，處長陳宗賢不在長沙，人心渙散，一半職工成了白天踢球晚上喝酒的混混。

　　湯飛凡的到來，使防疫處的工作恢復正常，很快提高了技術水平，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感情，有了一批死心塌地跟隨他獻身中國衛生防疫的手下。

　　陳宗賢回長沙後，兩人開始防疫處重建工作。可是此時武漢告急，政府已遷重慶，根本無力顧及建設衛生防疫機構，只是命令防疫處遷移。往哪裡遷？陳宗賢主張遷往重慶，湯飛凡認為重慶過於擁擠而且交通不便，建議遷往昆明，便於同外界聯繫。兩人爭持不下，只好一道去重慶請示。

　　到重慶時顏福慶已提出辭職，衛生署長人選未定，主意無人願拿。湯飛凡與陳宗賢都是牛脾氣，揚言如果自己的建議不被接受就辭職，重慶因此出□'7b一場小小的風波。已任防疫處長九年之久的陳宗賢在政府內人脈甚廣，在衛生屆也甚有人緣，相比之下湯飛凡只是上海一書生。可是湯飛凡有陳宗賢沒有的背景，除了原任衛生署長顏福慶是他的老師外，內政部長何鍵是他的岳父，這在官場已經足夠了。

　　衛生署的決定公布了，陳宗賢調離，湯飛凡接任防疫處長，防疫處遷昆明，衛生界一片議論。時人之議也好，千夫所指也罷，歷史證明湯飛凡的選擇是明智而且是至關重要的。中國官場任人唯親的傳統這一次的結果不是昏庸和災難，而是綠洲──生命的綠洲。

五、生命的綠洲

　　新任中央防疫處處長湯飛凡回到長沙，帶來了衛生署的命令，政府財政困難，沒有搬遷費。要求一切自籌，員工除北平舊人外一律就地遣散，儀器裝備就地處理以節省運輸費。

　　湯飛凡覺得，到昆明再從頭貽d始，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恢復生產。他心裡隱隱約約感到，儘快恢復防疫處的日常工作至關重要。宣布了衛生署的決定後，他聲明不照辦。願意去昆明共赴國難的一道去，必需設備裝車運往昆明。

　　湯飛凡是個說干就干的急脾氣，一改政府機關的拖拉作風，雷厲風行地在短短幾天內賣掉了從北平帶來的全部疫苗和抗毒素，籌集了兩千大洋，除了幾件一時運不走的大件設備留在長沙外，其餘設備裝車出發。中國這支小得可伶的國家防疫隊伍，押運着那為數不多而又非常重要的設備，跋涉到了昆明。

　　湯飛凡的急脾氣挽救了中國防疫事業。防疫處離開長沙兩星期後，日軍逼近長沙，國軍焦土抗戰，是為歷史上有名的長沙大火。長沙成了鬼域，防疫處的房舍全毀，所留儀器也只剩了一個舊鍋爐。殿後的兩名職工費盡千辛萬苦，終於把這台鍋爐運到昆明。就是這台劫後餘生的鍋爐，日後為抗戰立下了汗馬功勞。

　　昆明成了大後方，許多機構遷到昆明，防疫處不過是個小衙門，湯飛凡懷裡的三百銀元，就是防疫處的全部資產。可是湯飛凡懷裡還有幾件別人沒有的東西，那就是岳父何鍵知道他此去困難重重，特意寫給雲南政要的幾封信。正是這千金難買的幾封信，使防疫處在昆明借到了房舍，從銀行貸到了款，於１９３９年初開始生產狂犬疫苗、牛痘苗等幾種簡單的菌苗疫苗和診斷試劑，收入除維持日常開支外尚有盈餘。

　　但湯飛凡決不就此滿足，他下一個任務是儘快建立防疫處的新址。日軍的轟炸使他下定決心火速在郊區興建，他看中了西山滇池外一塊地方，不料被地方惡霸把持，先是不給，後來在高官的協調之下鬆了口，以為讀書人好欺負，獅子大開口高出市價十倍。湯飛凡牛勁上來，搬動了雲南王龍雲，硬是以市價的五分之一要下了這塊地。

　　地有了，可是沒錢，湯飛凡三上重慶，衛生署還是無錢可撥。就在湯飛凡無計可施之際，一位金融界的朋友給他出了一條錦囊妙計：倒空賣空，就是迄今仍被人廣泛用來盜竊國有資產的手法。他以所謂防疫處全部資產做抵押，從惠滇銀行貸了一筆低息長期信用貸款，再由該銀行做擔保，從幾家私人銀行借現金貸款，拆東牆補西牆加上透支。湯飛凡冒着隨時被關進監獄的風險，於1940年春建成了防疫處新址。

　　新址雖然沒有日寇的轟炸，可是遠離市區，防疫處首先要做的是安排好職工生活。處里設醫療室，從湯飛凡起，所有醫學院畢業生輪流值班，小的內外科均能自己動手，而且還能接生，湯飛凡的獨子就出生在這裡。所內還辦子弟小學。

　　隨着昆明人口的日益增加，物價飛漲，職工的日子越發艱難。所幸湯飛凡所選新址有的是地，防疫處借本錢給職工，在湯夫人的帶領下，養豬養雞、種菜種花，除了自己用，每周日防疫處安排一條小船，滿載自力更生的產品，到昆明市場銷售。職工們在戰亂中能安居，防疫處的業務得以恢復。

　　在湯飛凡之前，防疫處的主要任務是製造疫苗和血清，湯飛凡貌7b為，防疫處不能只生產不研究，而且在抗戰時，中國已經沒有一個機構進行微生物研究，防疫處應當承擔這個責任。出於這個目的，湯飛凡廣泛羅織人才。到１９４２年，防疫處發展到近百人，其中大學畢業生十五人，這批中國防疫事業的先驅，經過湯飛凡的調教，很多人後來成為新中國衛生防疫事業的骨幹。

　　綠洲建好了，湯飛凡開始實現他早在長沙時為防疫處繪畫的藍圖。湯飛凡心中的防疫處，應該象美國紐約州衛生研究所（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ａｔ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着眼於控制傳染病，他貌7b為中國應該有同樣的中央機構。然而在中國，疫苗、血清的供應一直處於無政府狀態，除防疫處外，許多私人辦的實驗室也在生產。由於利潤高製造容易，大家蜂擁而上，大多數產品質量很差，事故頻繁而無人過問。即便是中央防疫處本身的水平也不高。

　　湯飛凡完全改造舊的結構，設立了檢定室，對所有產品進行質量監督和控制；設立培養基和消毒室，統一供應實驗用培養基和消毒器材；設立動物室，並分設菌苗、疫苗和血清室。此外，參考國外，湯飛凡建立了技術管理制度。在產品上，停止生產無效或副作用大的老產品，增加當時防疫需要的新產品，改進了各種菌種。經過一段時間，防疫處的生物製品質量達到歐美同類產品水平。正是因為這次整頓，為日後支持盟軍滇湎作戰奠定了基礎。

　　中國現代生物製品業在抗日烽火中誕生於昆明西山。

　　在防疫處各項工作進入正軌時，湯飛凡的下一個目標是生產國產青黴素。青黴素可以說是二十世紀的一大發明，自弗萊明發現後，1941年研究出了提純方法，使青黴素得以臨床應用。雖然一系列關於提純的論文被發表，但具體生產工藝屬於軍事機密。更重要的是，不同菌種青黴素的產量相差懸殊，高產株如稀世珍寶，外人根本無法拿到。加上防疫處簡陋的條件，許多人認為生產青黴素壓根就是天方夜譚。

　　這些困難湯飛凡心裡知道，可是前方的負傷將士正在因為傷口發炎而死去，後方的民眾因為疾病流行而喪生。在湯飛凡心中，有些事終歸是要有人去做的，哪怕只有萬分之一的希望和可能，哪怕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在湯飛凡的感召下，防疫處上上下下掀起了尋霉熱，全體職工及家屬從早到晚到處尋找綠毛，找到後拿去分離。一次又一次的分離，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可是湯飛凡依然十分執著。終於有一天，技正盧錦漢發現自己的皮鞋上有一團綠毛，拿到實驗室，從中分離出一株能產生青黴素的菌種。這支從舊皮鞋上分離出來的菌種被用於國產青黴素的生產，後來湯飛凡從美國、印度等地要到了其他一些菌種，加上國內的一共三十株，比較的結果，還是來自舊皮鞋的那株產量最高。

　　一隻普普通通的舊皮鞋，穿在普普通通的人的腳上，做着不普通的事業。

六、中國不亡

　　有了菌株，湯飛凡帶領大家進行生產工藝的研製。一個步驟是一段艱辛的故事，一個步驟是一段奮鬥的歷程，終於生產出每毫升２００－３００單位、每瓶兩萬單位的國產青黴素。多少抗日將士因為它起死回生，多少中國人因為它度過難關。

　　中央防疫處因此名揚全國，國際上也知道在中國昆明有一個ＮＥＰ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 。科學（Ｎａｔｕｒｅ） 雜誌１９４３年專門介紹中央防疫處，文章用驚奇的口吻介紹了青黴素生產車間：沒有自來水，只有一台又舊又漏、而且每天用完後都要修理的鍋爐；用過的瓊脂要回收使用，回收的設備是一隻破木船，放在湖裡進行透析；沒有商品蛋白棟供應，完全自己製造，胃霉用完了，用從自己養的豬的胃……

　　多少年後提倡的自力更生、土法上馬，實際上是抗戰時期中國衛生防疫系統的寫照。這些勇於擔當責任的中國防疫勇士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地作出了不可能的事情。

　　１９４２年，在中國戰場作戰的盟軍中發現天花病例，調查得知他們種過牛痘苗但未發痘，因此懷疑是牛痘苗失效。當時盟軍所用疫苗均運自英美，唯獨牛痘苗因無法長途運輸，所以就近採用印度的疫苗。事情發生後，盟軍對印度的痘苗失去信心，他們了解到，中央防疫處剛剛完成對中國用的牛痘苗天壇株的重新篩選並研究出了新的生產方法，於是用印度苗與中國苗進行比較。比較結果，中國苗比印度苗毒力穩定，而且發痘率高。

　　盟軍因此注意到遠在昆明的中央防疫處，派專人考察，給予防疫處很高的評價。防疫處不僅產品質量獲得國際好評，而且實驗室的技術水平也得到承認。防疫處檢定室被選為美軍指定臨床化驗室。經過考察，盟軍決定，不僅牛痘苗採用中國株，而且其他疫苗和血清也不再越洋運來，改由防疫處供應。

　　中央防疫處的任務和責任驟然加重，不僅要生產高質量的疫苗和血清，供給在滇湎泰作戰的盟軍，還要及時發現診斷該地區的傳染病，並且儘快製備防疫用品，事關盟軍的戰鬥力。此外防疫處生產的疫苗和血清還要供應大後方的防疫需要，甚至支援陝甘寧邊區。

　　正是由於湯飛凡制定的嚴格的生產規範，和改進的生產程序，中央防疫處提供給盟軍的疫苗萬無一失。以狂犬疫苗為例，國外的疫苗接種後有萬分之一到三千分之一出現嚴重反應，其中四分之一死亡。使用了中央防疫處用中國天壇株製備的狂犬疫苗的盟軍，沒有發生一起意外。

　　雲南一向流行斑疹傷寒，對在緬甸和泰國邊境的盟軍也是一種威脅。中央防疫處於１９４３年製成了中國最早的斑疹傷寒，並用於盟軍免疫。

　　１９４５年，在滇緬邊境戰場上，盟軍中發生了一種“不明熱”的流行，嚴重威脅着部隊戰鬥力。美國組織了一個以哈佛大學專家為主的斑疹傷寒考察團對此進行調查，但一直未能搞清病因，只好求助於中央防疫處。湯飛凡派助手魏曦赴現場，通過調查和實驗證實其實是恙蟲病。採用了針對恙的防制措施後，“不明熱”得到控制。魏曦因而獲得美軍“戰時功績榮譽勳章” 。

　　除了以上工作外，作為中國唯一的防疫機構，防疫處還有一項秘密任務：對付日寇細菌戰。這是一條看不見的戰線，每一個舉措都事關重大。湯飛凡率領着那一小批防疫工作的先驅們，一次又一次挫敗了日寇的陰謀。試驗室如戰場，疫情就是命令。有人前線流血，有人後方抗敵，安靜的滇池關繫着連天的烽火，昆明西郊那一百多人足頂十萬甲兵。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湯飛凡拿起電話，對方駐昆明的美軍軍醫。他們提前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第一個想要通知的，是他們心目中一位真正的中國人。

　　勝利的消息在西山傳開，勝利的喜悅和笑容在每一個防疫人臉上。湯飛凡宣布放假，當晚在家中小客廳舉行酒會。大家盡情地狂歡。

　　小客廳裝不下幾百人，大家索性在湖邊狂歡。而湯飛凡卻離開人群，回到書房，默默的背誦起少年時記下的、令每一個湖南人讀罷怒髮衝冠、熱血沸騰的“湖南少年歌”

　　“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七、再一次選擇

　　抗戰勝利了，防疫處要再一次搬遷。衛生署讓湯飛凡在三個城市中選擇：上海、南京或北平。南京是首都，但湯飛凡不喜好官場氣息，而且昆明這幾年的經驗讓他體會到天高皇帝遠的自由。上海的繁華和紛亂讓他卻步，而北平的文化氣氛和悠然的生活節奏使他下決心搬回北平防疫處原址。而且他知道，經過日本人的經營，天壇舊址已經發展到相當大的規模，有極其完備的疫苗和血清製造設施，相當大的實驗動物室，完全可以用於大規模的科研和生產。

　　此時的湯飛凡野心勃勃，憧憬着創建全國性防疫和生物製品系統，因此除昆明設分處外，在上海也設立了分處。可是等湯飛凡趕到北平天壇，大吃一驚。

　　在中國接收人員到達以前，日方在一周內破壞了全部設備，將器材用坦克壓碎，菌種血清銷毀，動物殺死後深埋地下，留給湯飛凡的是破爛不堪的、空蕩蕩四面漏風的幾棟建築物。抗戰結束了，可湯飛凡心中的中日交鋒還沒有結束，怒火中燒的湯飛凡決定在這裡建設一座更大更好的研究生產基地。

　　幾年後，日本人所作所為的真正原因開始大白於天下。１９４９年初，湯飛凡的學生鍾品仁來到封存了四年的地下冷庫，在滿地的垃圾之中，發現了六支寫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試管。經過培養實驗後，發現前五個試管是毒性鼠疫桿菌，另一支試管的毒性已經消失。這些由於日本人的疏忽而沒有來得及毀滅的證據，證明日軍在此進行長達七年的細菌戰的研究，

　　湯飛凡這時才知道他的對手、侵華日軍細菌戰的大本營原來就在中央防疫處舊址。日本人在這裡研究策劃細菌戰的時候，一定不止一次咬牙切齒地詛咒中央防疫處這個令他們夜不能寐的名字，和湯飛凡這個令他們恨之入骨的中國人。

　　１９９５年，侵華日軍投降５０周年之際，原西村部隊（１８５５部隊)衛生兵伊藤影明和其他一些老兵來到北京，到北京天壇等處指證日軍的犯罪遺址。北京市崇文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根據這些最新線索，花了兩年時間收集採訪，使日寇細菌戰的研究真相大白。除了用俘虜進行慘無人道的人體試驗外，他們還發現１９４３年北平的大規模霍亂流行是日本人故意散布的。他們用全北平人作他們的細菌實驗對象，奪去了兩千條人命。

　　湯飛凡決定重建天壇總所，可是依然沒有經費。吉人天相，湯飛凡這次有了別的辦法，他在昆明結識的美國人謝拉曼此時擔任美國救濟善後總署中國分署北平辦事處負責人，撥給湯飛凡幾批救濟麵粉。當時市場糧價爆漲。湯飛凡用麵粉支付了施工和設備費用，於１９４７年元旦建成了萬餘平方米的中央防疫實驗處總處。這幾批麵粉後來卻給湯飛凡帶來了大麻煩。

　　湯飛凡利用美國醫藥援華基金會捐贈的一套小型青黴素製造設備，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抗生素生產車間，於1948年生產出堪比進口產品的每支20萬單位的青黴素。湯飛凡認為，除青黴素外，將來還要開發生產其他抗生素，所以命名為抗生素室。這個室後來發展成為中國醫學科學院抗生素研究所。當時中國沒有實驗動物業，湯飛凡在北京西郊建立實驗動物飼養場，能夠飼養繁殖實驗動物，並且培養了中國第一代實驗動物人才。在新址修建過程中，防疫處於１９４６年春已經開始恢復生物製劑的生產。

　　一天，馬海德帶來一位客人，是軍事調解處軍事執行部中共代表團的蘇井觀，請求湯飛凡緊急支援十萬支牛痘苗，以撲滅張家口一帶暴發流行的天花。湯飛凡領人加班加點按時完成了訂貨，為撲滅天花流行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超越黨派的科學態度給共產黨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湯飛凡雖是國民黨高官貴婿，政府官員，可是他從骨子裡是個學者，對政治毫無興趣。抱負遠大的中共開始注意湯飛凡這位知名學者。

　　抗戰勝利後的短短幾年裡，防疫處除了舊有產品外，還生產了用於預防結核的卡介苗，和用於麻疹和肝炎的丙種球蛋白。按湯飛凡的計劃，等卡介苗的生產達到一定規模後，將進行全國性推廣接種，但是內戰使該計劃成為泡影。１９４８年１１月遼瀋戰役結束，淮海戰役正在進行，北平黨政機關或撤走或癱瘓，衛生署電令湯飛凡於廣州設分處以備南遷。

一封電報後再無其他指示，湯飛凡屢次催問，皆石沉大海。他只能親赴南京，於11月中旬離開北京。到南京後一無所成，心灰意冷的湯飛凡來到上海租界，決定接受哈佛的聘請，舉家移居美國。

　　時間已經是１９４９年４月５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百萬雄師就要橫渡長江，湯家的大件行李已經運往香港，幾個小時後全家飛往紐約。夜不能寐的湯飛凡最後一次巡視各個房間，走到書房時，湯飛凡突然改變了注意。去國離鄉寄人籬下，他不甘心。

　　這一次是湯飛凡自己選擇了人生最後的道路。

　　湯飛凡在上海等待北平的消息，北平也在等他。北平解放後，已任華北軍區衛生部長的蘇井觀來到防疫處，命令保護湯飛凡住宅，一切保持原狀。上海解放後，北平立即要求上海軍管會打聽湯飛凡的消息，得知人仍在上海，軍委衛生部正式去函，歡迎湯飛凡回來主持防疫處工作。7月平滬線修復通車，上海軍管會安排湯飛凡乘第一班火車回到北平。

　　１９４９年的中國共產黨人朝氣蓬勃，從上到下真心實意充滿信心地建設新中國。這種前所未有的熱潮也感染了湯飛凡。１９５０年防疫處改名為中央政府衛生部生物製品研究所，湯飛凡任所長。１９５１年兼任新成立的中央生物製品檢定所所長。

　　建國伊始，衛生部門最緊迫的任務是控制傳染病流行，保障疫苗供應。湯飛凡集中精力組織大規模生產和解決各種技術問題，在全所努力下１９５１年產量比１９４９年增加七倍，月９５２年又比上年增加十三倍。

　　建國後，根據湯飛凡等專家的建議，衛生部在全國範圍內普遍種痘，生物製品檢定所承擔了牛痘苗的生產任務，經過十幾年的努力，中國於１９６１年消滅了天花，比全球消滅天花早十六年。

　　１９５４年，湯飛凡的心中有一股再也按捺不住的衝動，他要做一件中斷了將近二十年的事情，他的畢生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