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2ajy 2005年1月27日11:52:13

落叶

十月底一天的傍晚，我照例到清华的大操场去散步。和往常稍稍不同的一点是还带了一本书的草印本，准备在散完步后，到操场后面山路旁的椅子上去看。

我第一次看这草印本是2002年底。也是在这大操场，碰到也在散步的管先生，他照例的慢下来，陪我一边走一边闲聊。他告诉我口述回忆录已经完成，相当满意，准备出版，要我先看看，并且要我「写几个字」。

当天晚上，他就把书稿和序一块儿拿来，我仔细的读了序，也快快的翻阅了本文，一口气的读完了（当然有些地方是跳过的），很感动，也屡屡的掩卷反思。过了两天，把书还给他，说等出版时，一定为它「写几个字」。

后来，我们在操场上还碰了几次面，却再没提起此事，只是隐约知道出版的事正在进行。然后，就是2003年三月二十日，完全没有预知，连手也没有挥一挥，管先生就忽然的走了。

几位朋友商谈管先生的遗事，知道出版回忆录的事，进行并不顺利。雅明兄接洽了几家出版社，都不太愿意接；传主在台湾的知名度不高，台湾的读者，对大陆上建国前后一个红专样板的故事未必有兴趣。管夫人来台短短三天，对出版本书也表示强烈的保留意见。这样，出版的事就搁下来了。

2004年2月，雅明休假在美国，希望我协助完成出版的事，并且写了正式的授权书。他在美那段时间，我的确也接洽了几家出版社，但都碰了软钉子。出版是极现实的事，台湾这么一个小小的市场，一年有五六万本新书上市，有些书送到书店，还没上架，就原装退回出版社，一个出版社，赔个几次，业绩就会由盈转亏，再多几次可能就撑不下去。

所以，最后还是回到原点，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天下文化协助发行。清大出版社是彭宗平教授的得意杰作。当时他任教务长时，有一天，他很兴奋的告诉我，清大出版社终将成立，会帮学校开源。大学有个自己的出版社是好事，但是要靠它开源？我是极度怀疑。果然，出版社成立后争取的第一本书也就是吴大猷先生的「Lectures on the Kinetic Theory of Gases, Non-equilibrium Thermodynamics and Statistical Theories」，这是吴先生晚年尽瘁心力之作，但所讲的是一个偏僻冷门的领域，所用的是严谨古典的方法，书名是如此的诘屈聱牙（但此是吴先生自定的，谁也不敢改一字），其销路可想而知。为了出版此书，出版社还认真的来和吴大猷学术基金会协商（因为吴先生家属把吴先生著作的权益转赠给基金会了），基金会当然慷慨同意，但后来究竟卖出几本，我屡次相问，宗平都支吾其词，渐渐的也就成为学校最高机密，讳莫若深不便触碰的数字了。

但这也许就是清华之所以为清华吧。新竹清华的建校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大学之大不在大楼在大师。」但大师之所以为大师不只授业还要传道，更要领导风气，这在以理工为重的新竹清华大学，要想承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真正大师之余绪，就非常困难，而大师之为大师也还有必要的一点，人品风格可为当世典范，学校当然也要有她的格。清大出版社年来出的书不多，但都够格，不与时俯仰，其事虽小亦足以窥大，很值得我们清华人引以为傲，只可惜在一切向「钱」看的今天，这样的风格恐怕也维持不久了。

出版社的问题解决，管夫人的意见却成为出版最大的阻力。管先生去世后管夫人大部份时间居留美国，她从美国打电话回来，反对此书此时出版。而且表达的方式，一次比一次强烈，一次比一次明确。她和我在电话中说着说着就哽咽起来：「你们外边人不知道，这书的出版，会给我们管先生的家属带来多大的麻烦！」隔了三千里的重洋，还能感觉到电话中传来的恐惧和不安。

我确实不知道不了解，被管夫人这样一说，就又把管先生的回忆录再读了一遍。横看竖看，怎么都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反右文革的回忆录，我也看多了，比这本回忆录写得凶的多得是，惟一不同的是最后几章里，管先生显露出来的倔劲儿。我读到那儿，都不禁「唉」一声；真是个倔老头！人家容着你，打马虎，可你却还缠着去争是非、争黑白、天下事，除了碁盘上，那有那么黑白分明的？但也就是这股倔劲儿，让管先生在科学领域中，得到真实的成就，在社会活动里，得到真诚的尊敬。说不定，说不定哦，原始共产党员也就是靠这股倔劲，赢得天下的。不过，管先生管夫人那一代，肯定为此付出太沉重的代价，到今天成了惊弓之鸟，再怎样也不愿多惹是非了。

在那个时代，你一定得遵命讲一些自己不相信的话，现在你可以不讲自己不相信的话了，这叫做沉默的自由，从孩提时起，把沉默的自由当作空气一样自然享受的人，就像不了解空气的可贵一样，当然不会了解沉默自由的可贵。但对那曾经经过一切的一代，却不会这样不知天高地厚。

「已经可以不讲自己不相信的话了，干嘛还要争着去讲自己相信的话呢？」他们会这样想。

我虽然不懂管先生的回忆录有什么不妥，却还懂管夫人为什么会如此不安，而出版的事就这样拖下来了。

秋去春来，2004年9月雅明从美国回来，又谈起此书，他在美国也接到管夫人的电话，回来后又接到管夫人的信。一些清大物理系的同事，也接到类似的信，主要是附上一封以我为对象，要求不要出版的正式函件，写得很严厉，有点依法论事的味道。

看来此事总要作个了断，就问雅明，究竟还想不想出版？「这本回忆录，你才是正主！」雅明想了好一会儿，回答是肯定的，我就说，那我帮你去问问。

问问的结果是；依法而言，管先生已经让雅明录音，并有书面授权，授权书是2002年3月15日签的，确有「此项录音内容之发表，应在事先得到管惟炎教授同意」的但书，但一年之后，此书完成，管先生写了序，又给不只一位朋友传阅，显然是同意出版，因此法上绝无问题。

再说理，雅明和何淑铃女士为此书作了二十余次每次二小时许的录音访问，编排整理又不知若干次，因此，此书传主虽是管惟炎，作者事实上是李雅明，就此「淹」了，对雅明太不公平，这是系上朋友共同的看法。其实，雅明编这个回忆录，完全是义务的，只是希望为历史留下一个记录。

剩下来就是情了，出版了给管先生家属添麻烦，不出版又让管先生遗愿未了，也对雅明不公平，怎么办呢？这可真令人为难了。

因此，这一天我带着书稿来大操场，准备再看一遍作个决定，在这操场上，管先生第一次向我提起此书，也许他在天之灵，可以引导我吧。

清华的大操场是很有特色的，它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公共财，也是一个有机体。晨昏午晚四时之景不同。当然，不是操场本身有什么变化，是在那儿活动的人不同。

大约清晨四五时，第一批活动者就从十八尖山下来，他们是附近眷村的老荣民老荣眷，清早出来活动，操场是必经之途，有那么固定的几批人，带头的也很固定，一路走一路挥着拐扙，回忆往事评论今事。乡音很重，语调也很权威，大概是从前带部队养成的习惯。初时七八人一伙，后来慢慢凋零，近年两三人也是一组，或者竟有踽踽独行的。六七点后，这批人过去了，就有早起的教职员，他们不成群结队，是一个个的独行侠，走得很快的穿过操场，几年前刘炯朗校长就是代表的一员，七八点钟以后，操场就寂静起来。从前是有升旗典礼的，八九年前，一位自由派的训导长，认为强迫升旗没有意义，改为一周一次象征象征，后来也维持不下去。现在，在这一段时间，老师去研究室，学生去课堂──当然也有赖在床上的，操场就很安静了，直到午后，开始有上体育课的，才又有了生气。下午四五点，是大操场最热闹最多元的时候，除了上课的学生，练气功的，打截拳的，爱人太太小孩小狗全都来了。跑道上挤得满满的，练百米的，呼一下就过去了，但也有才牙牙学步的小baby，摇摇晃晃的在路中间晃，小狗前前后后的窜跃护卫着，baby们笑得好开心，这是他们试探这花花世界的第一步呢。

这些人中有一个我，肯定是全操场走得最慢最丑的，几年前，刚退休时，学生还认识我，多有停下来说声校长好的，渐渐的，当然都不认识了。一个雪白头发一扭一扭的中风老人，有点碍路，可也不比那小狗小孩更碍。有那资深的学长，向刚入学的新生指点着说：「那是我们的老校长呢……」

「哦！」新生用眼角瞄那么一瞄，一个蹒跚佝偻的影子罢了。

有一段时期，在我散步的时候，常有一位女教授带着她实验室的研究群一排展开的在跑道上呼啸而过，第一次越过我时，总会齐声的叫一声「校长好！」这位女教授的研究教学都挺出色，却以「制衡」校长为己任，在做校长那一段时期，我真是吃足她的苦头，不过因为她研究教学出色，总忍让着，其实内心还很尊敬她。后来我退休了，阶级的矛盾没有了，再后来又中风了，成了残障弱势族群的一员。弱势族群，那是她要保护的。于是，我们的关系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我出院返校那天，完全没预警的，她还捧了一大束花来献给我，那一刻我真是激动，眼泪直在眼眶打转。所以，当她第一次带着她的研究群横扫而过，叫「校长好」时，心中是充满着温馨的。但是，后来有一次，两三天没去操场，再去时，她们又过来了，学生们叫「校长好」，教授却回过头来问：「怎么前两天没见你呢？」我支吾的呢喃了两句，一听就是借口的解释，好在她们很快的跑过去了，但不久又远远的跑回来，那时心中竟惴惴起来，好像小学生逃课被老师抓着。我为什么还怕她呢，真是的！好在一段日子后，研究群还来，教授却不来了，有一次在路上碰见，她说是改爬十八尖山去了，也许吧，但总觉得这就把我们扯平了。

还有一阵子，有一位教授听说是癌症末期，外表却看不出来，每天下午到操场来散步，见面也常寒喧，但走走走走的后来就不见来了，再后来收到讣闻，才知道他已走了。

还有一阵子，在操场北角的一隅，常有一对穿了运动服的学生，靠在一起，往往是女的帮男的推拿按摩，是一起训练什么的选手吧，但看得出来是相爱着，一推一瞥都是柔情，溢满了禁不住的要流出来，把四周的空气都电化了。哦！青春和爱多么的好，每经过那儿，我都感受着也感动着。

夕阳已经快沉下去，我从操场西端绕过栏杆出来。操场东西两端，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东端是入口处，总是挤满了人，充满了各种活动，西端却是静悄悄的，栏外有一条铺了薄薄一层柏油却又斑斑驳驳的土路，向后山延伸上去，路旁有一张洋铁皮做的，可容两三人坐的靠椅，就这么孤伶伶的一张，似乎被人遗忘在那儿。而且自从放在那儿以后，似乎也没有什么人坐过，我是那少数曾经的坐客之一，有一次还是和管先生一起。

稍稍的把椅子拂了拂，就很快的坐下来，今天走了三圈，可真累了，摊开书稿，想把那最后两章再看一下，可没一两分钟就打起盹来。打盹真好，老人是最能打盹的。坐着坐着，不管什么场合，就打盹了。老人的记忆中，有太多的往事，一生的往事，在打盹中都跳跃出来，结合了想象自由的飞翔。身体不听使唤了，但想象却禁锢不着，四十九年前，当时还是满头黑发青年的老者，曾陪着梅贻琦老校长来新竹看校地，当然不是这儿，是现在已是校门的光复路口，但那通往深绿的土路岂不似曾相识？全校只有十八个学生，却要八十一甲地，人家问：「干嘛要那么多？」老校长说：「将来有用嘛！」真的，现在还嫌少呢！

遐想又回到那看台北端依偎着的情侣；二十四年前，已经深夜，他和她从梅园下来，也是依偎着，穿过操场，一道刺眼的灯光，忽然亮起，直射过来，一声大喝：「谁……！」但是声音马上小下去，电筒也很快关熄，原来是校警在巡夜，要抓……，抓什么？却抓到了个院长！连声的道歉：「哦哦哦，是沈院长，对不住，对不住……」

三个尴尬的人影，很快分开，校警急急忙忙像小偷般的逃走，他和她分得开开的，连手也不敢牵，连夜的她就赶回台北了，二十四年，快四分之一个世纪了，现在她在那儿？还记那操场惊魂的一夜吗？

夕阳的余晖穿过层层的深绿，像一根根精心编织的黄金丝线，洒落在老人雪白的额头，多么安详，多么宁静，谁能想象，那安详宁静的面容下，却澎湃着如此的热情？

但那是青春和爱的回响呀，谁知道，谁知道呢，那回响还能再来几次？

最后的阳光，温柔的拂过，老人微微的睁开眼，一片落叶，正缓缓飘落。台湾的树，虽在深秋，也从不凋尽，新竹风大，叶子不等黄透，几番风雨，就带着残绿，飘落下来。今天的风，算是温和的，可那落叶，并不直接落下，东边一荡，微微的翘起，一个转折，一个俯仰，西边的一晃，再一个转折，一个俯仰，又荡回来。它是在跳舞呢？这是它生命的最后一幕，下得好好的，认真的跳，终于落到地面，混入先来的枯叶。时辰到了，就必须走。但是不，一阵风过，它又飘起，回旋转折一番，对生命，它是多么留恋，但是，时辰到了，它还是得走，终于落入尘土，这次它不再起来了。

老人忽然想起《真善美》中的一幕，so long, farewell 的歌：

They compel us Cuckoo, cuckoo To say goodbye .Cuckoo! to youSo long, farewell, auf Wiedersehen, adieuAdieu, adieu, to yieu and yieu and yieu……。

七兄妹一个个优雅的在舞台上舞着，但时辰到了，就必须告别，告别那一生的故乡，从舞台上直接隐入深山。那最小最可爱的一个，却不甘心，已经去到幕后，还伸个头出来，摇摇可爱的小手，做个可爱的鬼脸，她还得谢幕呢。

「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庄子曾经这么说过，用来形容这落叶的告别，再贴切不过。其实大自然的生命，何尝不是如此，愈是优雅美丽生气蓬勃的，愈是如此。狮子、猎豹，面临生命最后一刻的时候，总觅一阴凉隐蔽的所在，轻轻的跪下，头一垂，毫不拖泥带水的走了。早早就等着的秃鹰胡狼，很快的来收拾残局，这原是自然的法则。象有象牙谷，知道天命将尽的大象，会自己走到那儿，接受自然的结局。当然也有长途跋涉中死亡的大象，在旅途中走不动了，很想休息一下，但这一倒下，却不会再起来，旅伴们围绕着它，尽力的鼓励，实在不行，躺下了，还用长鼻去协助，去鞭策，但爬不起来了。

旅程必须继续，象群只好离去。旱季过后，它们又回来，昔日的旅伴，只剩下一根腿骨。领头的母象，用敏感的长鼻把腿骨卷起，用鼻指轻轻的抚摸，其它的象，围绕着慢慢的转，掀起鼻子发出低沉的吼声，它们在唱挽歌呢！但旅程必须继续，轻柔的放下腿骨，在老母象带领下，象群离去了，但还有一只最后的，也许是它的子女，也许是它生前的伴侣，留下来再用鼻子卷起腿骨，用鼻指抚摸，一次，两次……，终于放下，孤单的影子，追上同伴，一齐走了。

多么感人的画面！但是人，万物之灵的人，对于死亡，生命中那么重要的一个过程，又是怎样的处理？身体扎遍了针，瓶瓶罐罐挂满全身，再没有那样的丑陋，那样的没尊严。自己痛苦，家属煎熬，社会负担，真是三输的结果。

这就不得不想起爱因斯坦。弥留之际，医生秘书们问他，有什么遗愿没有？他先问死亡是不是很痛苦，医生说：有一点，可很快就会过去。爱因斯坦说：「那我就安心了，我已做到我此生可能做到的，了无遗憾，唯一希望的是，你们能让我有尊严的走。」因此，爱因斯坦完全没用人为的方法延续他的生命，床边小几上放着没有做完的计算，停笔在手无握管之力的时刻，自然而有尊严的走了。

但是有几人能像爱因斯坦这样理性，这样幸运？哭哭啼啼的家属，总在身边拼死拼活用各种方法延续将逝者的痛苦。我自己是写好了安宁死亡的遗嘱，也做好树葬的打算，但最后能否如愿，却一点把握也没有。

树叶飘落下来，那是一个个体，相对于它，有几百几千片树叶的树是一个群体，但相对于整片树林，单株的树又是一个个体。个体的生命是在发扬延续群体的生命，今年不去旧黄，明年哪里来新绿？这道理我们都懂，但是，站在落叶的立场，它的生命却是它唯一的，就这么来一次，没了就是没了，全没了，可不只是统计数目中小数点后的一位，怎能不珍惜呢？

这就想起管先生来。也曾吸取阳光，也曾承接雨露，努力地为树的茁壮，做过一番贡献。但是一阵风雨，被吹离故枝，从此飘零，再回不去。那叶片还绿着呀，为什么呢？不过是想做一个有尊严有自由意志的中国人罢了！

「做一个有尊严有自由意志的中国人」，多么谦卑的一个愿望，但在今天不容易。海峡彼岸，稳定压倒一切，什么自由意志，只要一点点抵触到稳定，哪里怕只是某个单位某个个人的稳定，就必须排除。海峡此岸，中国人已愈来愈成为异类，是中国人就不是台湾人，不是台湾人当然就不爱台湾，一切中国，历史的文化的，都要排除。管先生那么稚子般天真地珍惜的中华民国身分证，中华民国究竟是什么呢？共产党鄙夷它，1949年后就不存在的一个幽灵，民进党怨恨它，一个外来的政权，让人联想起二二八、高雄事件这些悲痛的回忆。国民党也想扬弃它，真是一个累赘，每到选举就躲得远远，能不碰就不碰。

但十分吊诡，这样一个被各方鄙夷，怨恶，扬弃的符号，竟存活下来，而且活得愈来愈坚定，现在连阿扁都来拥护它，你说政治吊诡不吊诡？

天慢慢昏暗，暮色笼罩下来，风也慢慢大起来。该回去了，绕过栏杆，风卷着黄沙，滚滚呼呼的横过跑道，操场早已没人，明天当然另是一番气象，又会热闹，又会充满了人。明天，永远会有明天，但对一个老人，过一个明天就少一个明天，连清华大学的名字也快消失了。那可是他看着诞生的呀，悲哀洋溢全身，蹒蹒跚跚的，老人横过操场。

回到家，就给雅明通了个电话：「出版吧，我和你一起负责，老管在世，他一定会要出版的，我今天去了操场。」

管夫人，对不住了。但可以向您保证，这本回忆录现在只出繁体字版，销路不会超过一千册，不会激起波澜，恐怕连一丝涟漪也不会，我们只是想留下一个纪录，一位原来有热情有决心的革命青年，做了一辈子的科学家，最后，为了做一个有尊严有自由意志的中国人，流落异乡，有家难归，也许，也许，若干年后，这本回忆录可以在他的故土出版，他的学生，他的子孙，翻阅之后，会认识到一个倔强高贵的灵魂，曾这样的过了他唯一的一生。

管夫人，你已经尽力了。所有一切责任，政治或非政治的，雅明和我共同分担，我们对管先生负责，也对中国的读者负责，中国毕竟不再是文革的中国了。

（本文2005年1月1日及2日，刊登于联合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