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谭甫仁被刺杀案

周孜仁·

　　谭甫仁，广东仁化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历任红十二军连政委，六八七团政委，红一军团一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军委总政组织科长，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参加长征。抗战期间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政治处主任、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长，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委，八路军二纵新编三旅政委，一一五师教导七旅政委，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野七纵副政委。建国后任十五兵团军政委，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三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第二政委，工程兵政委。一九五五年授中将衔。

　　罗列以上一大堆军历，除了想介绍死者的光荣历史，另外一层意思——按当时的“划线”方式——是想说明谭甫仁当属林彪心腹爱将，从而文革大乱，他得以以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班主任的身份，主持多个省市麻烦问题的解决。这样，一九六八年八月，待到全国各省的革命委员会均已先后成立，仅余的福建、广西、西藏和新疆也已就绪待建，谭遂以“封疆大臣”之尊走马上任，飞赴云南，作了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昆明军区政委，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谭行事大刀阔斧，敢说敢干，颇富魄力。上任伊始，旋即以“划线站队”、“围海（滇池）造田”、修“万岁纪念馆”三板斧，在云南全省很快树立起毋庸质疑的巨大威望。一九七○年十一月，云南召开全省第二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简称“学代会”，计划每年一届。一九六九年开了第一届。第二届代表数号称上万，故又称“万人大会”），其时，笔者作为“谭办”秘书参会调研，一位山区代表在开幕式后深情无限地对笔者表白，说他看见谭政委身体如此健壮，实乃云南人民的最大幸福，他还激动得当即大呼一句：“毛主席万岁！”接着呼第二句：“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再接下来——他说他真想再想喊第三句，因为怕犯错误，终于没喊出声来——我当然知道他想喊什么，只能对这位山民的质朴憨实报以一笑而已。

　　仅此一端，足见当时谭在云南边疆的威望之高。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那个万人大会闭幕后的第三天，谭甫仁即被枪手击毙。身上共中三弹：颈部、肩颊部和胸部各一。其中一弹从胸部心脏旁边穿透，谭血流如注，立扑于地。暗杀发生在凌晨4时50分左右，后，周恩来亲自安排北京专家急飞昆明实施抢救，终因伤势过重，救治无效而亡。时间是当日中午12时许。谭一九一Ｏ年出生，去世时正好六十岁。同时被暗杀的，还有夫人王里岩。

　　该案件发生的时间是十二月十七日，按照时钟表示法，“12·17”亦可理解为零点十七分，所以在当时正式的文档和会议上，这个案件标称为“017案件”。

　　几十年后的现在，中国人对高级干部非正常死亡算是见得多了，且不谈贪赃枉法如成克杰、胡长清者流，即使如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佩瑶的被劫杀也并无大的轰动。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非常强大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类事情却绝无仅有。凶案既出，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一九三六年因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被刺而引发的苏联大肃反。谭案虽远没有那么严重，但也够触目惊心的。昆明戒严多日，捕人无数，外间传闻则更是玄乎离奇，真伪莫辨。最流行也最荒诞无稽的版本，就是说林彪密命谭何日何时将飞经昆明上空的某次飞机断然击落，谭事觉蹊跷，狐疑难决，最后试着先将飞机迫降再行定夺，不料飞机着陆，周恩来竟然从舷梯款款而出，吓得谭大惊失色——接下来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林彪为了灭口，遂派人将谭秘密干掉了事。在当时的情况下引出如许传闻也不是没有理由，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产阶级专政如此震慑人心，而谭甫仁身边的戒备如此森严，能对他如此成功实施暗杀，肯定绝非普通人能够所为，也绝非个别人能够所为，定然该是一个错综复杂、蓄谋已久、集团策划的惊天大案了。

　　案件发生时，笔者正好供职于昆明军区调研组。谭从北京来昆，带来两个贴身秘书，一曰王克学，时任昆明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负责为谭照看军内事宜，另一位叫甫汉，河北平山人，负责为谭照看地方工作，为此，甫专门组建了一个班子，由谭亲自命名为：“昆明军区调研组”，地点位于司令部大院八号楼。八号楼文革中被人称为云南的“中南海”，在外间看来是非常神秘的。军区调研组就被外间叫做“谭办”。

　　“谭办”成立于一九六九年十月，次年谭被暗杀，机构就自然解散。只是谭甫仁被杀前后，笔者正好身处军区大院，整个过程中的所历所见所闻至今记忆犹新，故择其要者追记于后，以飨读者，并供有关史家参考，如有讹误，恳请指正。

　　　　　　　　　　　凶案的几个蹊跷之点

　　“017案件”在外间之所以被传得神乎其神，是因为案件的发生确有许多蹊跷之处。

　　蹊跷之一是发案时间。第二届“学代会”十一月中旬开幕，为时一月，闭幕式是十二月十五日举行的。谭很喜欢去专州、下基层视察。闭幕式前，他一直在外巡游，十三日才返驾回昆。讲话稿当然由秘书事前拟好，十五日他去会上念过，计划十八日左右还要外出视察。凶手不早不晚，恰恰非常准确地把暗杀选定在了十七日。

　　第二是警卫条件。谭甫仁的住宅共布设了五个警卫员，前门二人，后边三人。那时候正值“备战备荒”，要和苏联打仗，部队正搞所谓“千里野营拉练”，他的警卫员们不例外，也被拉走了三个，仅仅剩下了两人。

　　第三，环境条件。说到此，必须对谭的住宅多花些笔墨介绍。谭甫仁住解放新村32号。解放新村是一个大院，位置所在，解放前还系城郊野地，是富人们的别墅区。这片地界解放后悉数划归了驻昆部队，四面高筑围墙，将其中若干别墅整个儿圈起来，取名为“解放新村”，也就是昆明军区司令部大院。谭甫仁所住32号就是其中之一幢。别墅围墙很高，一般人，即使如凶手那样搭上一条凳子是绝然不能爬进去的，除非梯子。而事实上凶手就只搭了一张条凳。这张条凳是从食堂端来的。32号对过，隔着一条院中窄路，就是军区机关的中灶食堂（即干部食堂）。我们每天都在那儿吃饭。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所谓蹊跷疑点，如：食堂原来养了一只狗，偏偏出事前一两天失踪了，等等，这些应该是好解释的，这类作案的环境准备，哪怕单个人也完全能够实施。而前面说到的几个条件，外人、单个人就很难办到了。

　　问题恰恰在于：凶手正是昆明军区前保卫科副科长、专门负责首长保卫工作的王自正。王对于军区内部情况，对首长及首长住宅的情况，包括活动规律、房屋结构，甚至主房、副房的布置等等，均了若指掌。再有，军区保卫部的枪械室没有明锁，只要知道密码，就可以开柜取枪——所有这些条件他都具备。于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中国西南一隅的惊天大案，顺理成章该由这个叫王自正的军人来进行实施，并且得手了。

　　　　　　　　　　　　　暗杀全过程追记

　　为了说清暗杀的全过程，必须对谭甫仁住宅的环境再做一些补充描述。

　　和32号后墙平行布置的，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的住所，也是一幢别墅（号码记不起了）。两幢别墅背靠背，后墙之间的距离约摸两三米。王的围墙也很高。两堵高墙之间的夹道就被谭的警卫员用砖石在两端砌起短墙，围出一个长条形的小天地，开垦成了菜畦，种些葱蒜豆苗之类的作物，并从32号的厨房专门开一小门与菜地相通。

　　问题就出来了：短墙的高度远远低于别墅本身的围墙,于是就留下隐患——凶手王自正就正好由此短墙爬了进去。他是从食堂取来凳子的，站上去，很容易便进入了菜地。破案者提供的线索之一：凶手身高约一米七左右，理由就是这身高加上凳子的高度，正好能方便地爬墙而入。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日子。绕大院而过的环城公路（现在叫西昌路）一入夜便阒无人迹，记得当时我们偶有急事晚归，骑单车经由密树森耸的环城公路，还常有厉鬼追魂的恐怖之感。王自正是凌晨4点左右潜入的，那时候军区大院绝对安静。所有人都安卧睡乡。他于是人不知鬼不觉地由短墙而入菜地，由菜地而入厨房，由厨房而入小院，由小院又非常方便地踅上小楼，接近了谭甫仁的卧室。

　　这儿又得对别墅院的结构继续作些补充。别墅前门有警卫室一。原来住二人，现在只一人。然后是一片花园。接着就是小楼了。紧靠后墙是一排附属平房，有厨房、贮藏室，还有房间供警卫、保姆及其他人等居住。平房和小楼之间是斜长形的天井。凶手就是从厨房穿过天井进入小楼的。谭甫仁卧室在二楼，凶手非常清楚，竟直去敲响了应该由谭居住的主卧。

　　那一晚，谭恰恰没有住在自己的屋里，是夫人闻声起床开的门。

　　手枪子弹已经上膛，凶手直逼王里岩——接下来的情节是目睹过现场的人的推断，王自正这样问道：“谭甫仁在什么地方？”王回答的是：“不知道。”凶手急眼遍扫屋子，谭果然不在，于是开枪把王夫人射杀。根据看过现场的人介绍，说夫人是被逼坐在沙发上击毙的。子弹正击于额心，弹洞四周的皮肤已被枪口喷出的气体灼焦。凶手显然是用枪口死死顶紧夫人额头抠的枪机。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声音更小一些。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凌晨４点多绝对安静。这枪声绝对是惊天动地的。既已抠动了手枪，凶手接下来显然是准备逃走了。恰恰命中注定，那一晚，理该谭甫仁死于枪下。他住在旁边另外一间屋里。听见枪声，他便往外跑。几乎和谭同时跑上走廊的，还有他的姨妹，排行老六，人称六姨，在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供职。我的印象里她是单身一人。其时她也住在二楼。她跟出来，听见谭大呼“什么事？什么事？”直往楼下跑，于是也跟着跑起来。

　　事实上，枪声已经响过，宁静已被打破，当时谭甫仁如果坚守不出，对方是不会、也不可能一间屋一间屋搜寻的。谭的自动现身，定然让凶手喜出望外了。王自正立即跟上，在谭身后急追不舍。从二楼仓促而下的队伍于是形成这样一种格局：谭位处第一，凶手第二，六姨第三：三人一溜儿地往楼下跑了去。

　　凶手只有六颗子弹，已经用了一颗，六姨如果能够参与搏斗，将凶手的子弹再消耗一些，整个事情可能就完全另外一个样，可惜她没有这样做。事后，她只是以目击者的身份提供了线索，说凶手身着军大衣，面带口罩，脸略胖圆，大眼睛。如此而已。

　　谭甫仁当然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急于要呼叫警卫员，出生入死的将军在和平年代过得太久，他已经忘记武器是自己的第二生命，他已经没有随身佩枪的习惯，已经本能地把警卫员视为可靠的盾牌。可惜现在的情况是：年轻人都睡了！

　　前面说了，野营拉练把警卫员拉走三个，现在只剩前门一个，后面一个。前门距离稍远些，谭就踅进小天井，直奔附属平房敲打警卫员的房门。奇怪的是：警卫员的门偏偏不开！

　　警卫员就十八岁，是不是磕睡太大？俗话说：“三十年前睡不醒，三十年后睡不着。”可现在的问题是：明明枪声已经响了，明明命在旦夕的首长把门敲得山响，磕睡再大也不会如此不省人事呀！案发后对该警卫员进行了审查，他说他当时确实已经醒了，而且他确实也听见了枪声——正是因为听见了枪响，他害怕了。他说这些年没仗打，当和平兵，听见动了真家伙就吓得全身发抖，两条腿只管往一只裤筒里塞……

　　那么，事情是不是如此呢？五年后，邓小平复出主政的一九七五年，公安部派副部长赵苍壁来滇重新审理此案，那时事过境迁，已被关得晕晕乎乎的警卫员才如实招供，说那一晚他正和保姆睏觉呢。他以为有人捉奸——那年月通奸的事，罪名可是大着呢——他不敢开门。

　　警卫员正当年华，那保姆呢，据说是某国民党军官的太太，老公跑了台湾，一个人就留在昆明老家替人烧饭浆洗度日，她的年龄应该不小，至少五十上下了。按照当时流行的阶级观点，其准确称谓应是“伪军官太太”，即使不加惩治，也需要从严控制的，可她偏偏却留在了“云南王”的身边，此事真让人匪夷所思。据笔者记忆，保姆很爱整洁，成天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白皮肤，五官十分端正，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儿。但不管怎么说，那时她毕竟已是隔日黄花，怎么会在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的身边演绎出这等鸟事？这也让人啼笑皆非。

　　总之，一切条件都为凶手准备停当。窄窄的小天井里，谭甫仁已经无处可逃，王自正非常从容地开始对自己的猎物进行射击。仅仅在一个小时前，这位猎物在二千三百万云南人心目中还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庞然大物，而现在，面对握着一柄手枪的小人物，却顿时变得如此渺小不堪！政治斗争总是不可思议地演绎着人生闹剧。

　　谭甫仁来云南的一件大事就是“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追查“滇西挺进纵队”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为此他作过很多指示，比如：“（阶级敌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你们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我在个旧地区讲了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了九百九十多个坏人。有人问，可不可以拉出去游街？游街后能不能把这些人下放劳动？我说游街可以，下放劳动也可以，戴白袖套也可以，让群众识别嘛！”根据有关统计，仅下关市一地，追查“滇挺”分子运动中就打死逼死七百多人，打伤致残一千多人。打伤一万多人。临沧地区追查“慰问‘滇挺’”一案，就株连一万多人，其中二千多人被吊打，五百多人被打伤打残，六百多人被打死逼死。据云南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统计，曲靖和昭通地区，受“滇东北游击军”假案牵连干部群众多达六十万人，仅曲靖就有二十九万三千一百九十三人，其中二万多人被批斗，二千多人被关押，四千多人被打伤，二千多人被打残，二百多人被逼死，一百多人被打死……

　　云南一位著名的军旅作家曾在五十年代写过一本长篇小说，叫《我们播种爱情》，而事实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旗幡之下，那年代播种的却是太多的仇恨。播种仇恨的始作俑者当然还轮不到谭甫仁，但在云南，他毕竟需要对那么多冤魂和无辜者直接背负责任。于是，在广阔社会上演的惨剧，不可避免地要被微缩在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凌晨的三十二号院的小天井里，以一对一的形式重演一次了。

　　这当然是毫无悬念的对局。行猎者一共射出三颗子弹，一颗射中谭的颈部，一颗射中肩颊骨，最后一颗尤其准，正中谭甫仁胸膛，而且显然就从心脏处射入，谭立扑于地——王自正有充分理由认为谭已经死了，于是由原路扬长而去。

　　按当时官方传达的案情，说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是凌晨4点50分。但是等到秘书赶来，等到把情况向军区各有关部门首长通知到位——不知道处理问题确实需要这么多浪费时间的繁文缛节，还是机关办事效率太低了些？反正等到在党办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对军区司令部大院实施戒严，已经是6点过了。

　　凶手的效率却是很高的，在第一波暗杀得手之后，他已经又非常从容地去军区政治部大院进行他的第二波暗杀行动，接着又非常从容地回到了他的住地平静入睡。

　　王自正的住地位于离解放新村不远的西坝，隶属于昆明军区的另一个院落。文革大规模群众斗争已告一段落。云南的两大派：“八二三”和“炮兵团”的生死搏斗，早在两年前的八月，便以谭甫仁的“划线站队”而尘埃落定。剩下的事情就是对上面说到的那些“叛徒、特务、走资派”、“滇西挺进纵队”、“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滇东北游击军”，等等，这些阶下罪囚进行没完没了的审查、处理。王自正正是前面说到的许多被审查者之一。军区的这些“准囚犯”当时就集中在西坝的院子关押。王的仇恨不是他一个人的仇恨，他代表了一大批人。他除了对谭甫仁恨之入骨，对虐待他们的整个对立面都恨之入骨。原单位负责人保卫部一个叫陈汉宗的上司，成了他的第二个刺杀目标。谭甫仁既已杀掉，天还早呢，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要把陈也一起干掉。

　　司令部大院和政治部大院就隔着一条街。他走进去应该是5点多一些，天依旧很黑。街道依旧很静。他不知道陈汉宗住房的具体位置，于是胡乱找到一间房门便敲。开门的是一位十三岁的少年，昆明一中学生，叫马苏红。迷迷瞪瞪起床来，他把王自正引去了陈的家门口。小孩认识陈，对王也很面熟，引路回来自个儿又囫囵睡了。

　　非常幸运，陈汉宗当时不在昆明，他出差去了。他夫人也不在昆明。王暗杀无果，匆匆忙忙又潜回西坝了。

　　一位正在被审查者，何以能够如此方便地出入住地？这当然也是一个问题。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帮家伙已经被关押快两年，好象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图谋不轨的危险行为，就放任不管了。

　　反正王自正把他想做的事情已经做完，回到西坝，他非常满意地平静睡去。而大搜捕，正在全昆明开始。

　　　　　　　　　　　　　　　我的印象

　　本段插入的是笔者个人当时的经历。

　　凶杀发生那一夜，我正在军区大院八号“谭办”安睡。

　　离三十二号有相当距离的八号楼是解放前美国新闻处的住所，也是一幢小别墅，绿树花藤，森然一片，很静。其时笔者为单身汉，除办公室并无别的地方安身，那一晚自然在八号院的值班室高卧。需要补充的是，那时手表对于我尚为可望而不可及的高档消费品，独卧小楼，绝对毫无时间观念，每天同事们进门了，我就知道上班了，马上起床就位。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这天早上，偏偏谁都没来上班。

　　等我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发现时间不早，我急忙赶去食堂吃饭。食堂早已关门闭户。整个大院一派冷清。正觉蹊跷，看见食堂对面有许多军人，一个个默默低头慢徊，在三十二号周围的草地上做地毯式的搜寻。那一天天气极冷，满地白霜，草地上踏得乱糟糟全是脚印。当时我就纳闷：是不是秘密图纸丢了？虽对侦破一窍不通，但破案小说我是读过的。像这样搜寻案犯，不但找不到线索，原来有一点线索倒被这帮笨蛋破坏殆尽。饥肠漉漉，我又骑车出街觅食，这才发现，一号门、环城公路侧门和东寺街侧门都已封锁，确信是出什么大事了。

　　回到八号，警卫员对我的孤陋寡闻感到惊讶：你怎么不知道呀？谭政委，出事啦！

　　从那一天起，我被独困在院里整整三天！

　　八号寂寥有如死城。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我都无从知晓，有一种坐牢的感觉：一座很精致的牢房。只是每天半夜都会有军人惊吒吒冲进来，荷枪实弹，手臂上还扎条白毛巾。他们一进来就把守住各个门口，然后气势汹汹地要我将办公室的门和橱柜一一打开。好象凶犯窝藏在这幢人迹罕至的小楼里。

　　三天后，开始上班。谭死了，我们的顶头上司甫汉独个儿躲在他的办公室里伤伤心心哭，我们就更无事好干了。按照布置，就让我们每人写交代，按小时为单位，说明那些天的所作所为，包括每一个细节。我记得我写得绝对清楚：几点，一个人在办公室学毛著学马列；几点，学习累了去院里散步；几点，在阳台上拉二胡；几点洗脚上床，一个人唱了样板戏选段——均无证明人，除了门口站岗的警卫战士。

　　　　　　　　　　　　　　　案破前后

　　案发当天6点，军区大院被封锁，接着，整个昆明市也被封锁了。空中交通完全关闭，陆路交通也实施了严格管制，车站道口过往人等均需进行严格盘查。昆明全城更进行了地毯式的大搜捕。根据六姨提供的线索以及侦破人员对现场的分析，凡身高一米七左右、圆脸、大眼睛、微胖者，均视作犯罪嫌疑人。几天之内抓人无数，笔者不知具体数据，不能在此妄言。

　　问题是，虽然破案搞得声势浩大，风声鹤唳，但事过半月案件侦破却毫无进展。听说是周恩来非常光火了，狠批了昆明军区这帮无能之辈，明确指示：破案并不难，问题在内部。此话不是原文，笔者也未见到准确的书面材料，但作为一个精明干练、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周恩来如此判断当是十分精准、一针见血的。

　　昆明军区于是急调十一军副军长赵泽莽来昆主持破案工作。原保卫部大多数人员一时都成了嫌疑对象，被弄到城外军区外训队“学习班”接受调查。原负责组织侦破此案的军区保卫部长景儒林自知难说清楚，在学习班开学的第二天早上，趁大家去食堂用餐时分，用尼龙网兜悬在床头栏杆上自缢身亡。

　　赵泽莽原系五十四军军官。一九六八年秋五十四军由重庆调防来滇，次年又离滇北调，留下一部分骨干组建十一军，赵便是留守者之一。五十四军系四野嫡系。在林彪政治地位如日中天的年代，由五十四军的人来主持破案，当是顺理成章的事。自杀身亡的原保卫部长景儒林是老昆明军区的人。老昆明军区都是二野班底。我在“谭办”供职时常常听到一句话：昆明军区不整顿好，林副主席睡不着觉。“把昆明军区建成林副主席放心的军区”，是当时大会小会都要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

　　赵泽莽上台后迅速把侦破重点收缩到军区内部。据说，还让目击者——目击者当时就知道一个，六姨——去军区各办公室指认。数日指认无果，于是第二个目击者：马苏红，就是前面说到的、为凶手引路的那位少年，这时候浮出水面了。

　　马的父亲也是政治部干事，在组织机关干部回忆、提供侦破线索时，他突然想起了案发当天早上曾经有人敲门让他儿子去为他带路找人，于是向组织作了报告。侦破人员很快找来少年对详细情况进行了询问。问他：你知不知道那人姓甚名谁？马说，他只知道那人的儿子叫什么什么而不知其父亲为谁。七十年代那会儿，干部宿舍设施条件都很简陋，从无家庭卫生间一说，大人娃娃要洗澡都是去司令部大院的共用澡堂。马苏红和王自正的小孩常在澡堂相遇，年龄相近，总喜欢一起打闹。侦破人员迅速查阅了户口簿——军区人员都登记公共户口——很快查到了那位小孩的父亲，叫王自正。

　　发现这个名字，大家就有些奇怪：他不是正在被审查的保卫科副科长吗？他不正关押在西坝吗？身被羁押，他怎么能够顺利实施如此惊天大案？……马苏红那年十一岁，记忆力正好，他确信那人就是王姓小孩的父亲，而且他确信他可以指认出来。

　　童言无欺。凶手这一下被罩入法网了。

　　接着就带小马去了西坝。破案人员让他站上当院小楼的二楼阳台，然后通知所有被审人员到院子当心去打扫清洁。马苏红没有犹豫，很快就把王自正认了出来。侦破人员问：确实吗？他说，确实。于是马上通知所有被审人员在操场上集合排队，让马苏红从队首向队尾走一遍，对所有人员再过一遍——马又一次准确无误地把凶手辨认了出来。几十年后，马已身任云南省建设厅处长，他对笔者说起当时情景还记忆犹新。“那一刹那王自正的眼神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恐慌，惊讶，可怕，非常绝望！好象汗水都吓出来了。”他说。

　　这算不算一个非常不聪明的做法呢？凶手确实被指认出来了，但显然又已打了草，惊了蛇，后来抓捕凶手时出现重大失误，就毫不足怪了。

　　应该说，抓捕王自正是并非草率的。把王圈定为重点嫌疑对象之后，还做过相应而必要的证据收集工作。比如，某天一早，笔者就亲自看见许多兵士赤脚涉进西坝河，排成数路横队，在冰凉的水中作梳蓖似的摸索寻找。保卫部有“五九式”手枪遗失，而“017案件”现场发现的就是该型手枪的子弹。后来听说西坝河冰凉的河底没有捞出什么结果，而在“学习班”墙外的垃圾堆中确实找到“五九式”手枪一枝——王行凶后返回时把枪扔进厕所，被掏粪农民和粪便一起掏出，堆在那里——再加上其他一些证据，认定王自正为凶手，应该没有问题了。

　　抓捕是在深夜进行的。派了许多兵士在屋外实施包围，然后由两个保卫干事进门将王唤醒。内部传闻对抓捕过程叙述如下：

　　王问：“干什么？”

　　答：“请你跟我们出去一下。”

　　王问：“我可以穿皮鞋吗？”

　　答：“自便。”

　　王俯身佯作穿鞋状，突然从床下掏出另一枝五九式手枪，对准来人便射——垃圾堆里发现的手枪确实是王扔的，但是，保卫部丢失的手枪却是两枝，那么，凶手手上肯定就还有一枝了，不知破案人员为何将如此重大的线索疏忽了——凶手共有七粒子弹，十二月十七日凌晨用去四粒，还剩三粒。这时，他迅速地对来人一人一枪，弹无虚发，一重伤一轻伤，趁二人扑倒在地，他便往门外直奔而去。但他已无路可逃了，门外全是荷枪实弹的军人，他于是将枪口迅速对准太阳穴，抠动枪机，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了自己。

　　　　　　　　　　　　　　关于凶案的余音

　　王自正饮弹自尽——而且很多证据都足以证明“017案件”确实就属他一人所为，凶案应该于此告破了。但事实上，该案在理论上却迟迟没有结案，专案组一直存在。

　　谭甫仁遇刺不到一年，即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被写进中共“九大”新《党章》的法定“接班人”林彪突然乘机出逃，摔死外蒙温都尔汗，所谓“四野派”随之也陷入了困境。再让赵泽莽担任破案组长显然不合适了。专案组领导权再度易手，又改由老昆明军区的人来担任，赵的专案组的某些人又成了嫌疑对象。死一个像谭甫仁这样的重量级人物是不多见的，这个题材当然必须用够。不言而喻，谁抓住了破案权，谁就争取到了政治上的主动，而案件破与不破，反倒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七十年代，整个国家都在“翻烧饼”——今天甲派整乙派，明天乙派翻过身来又整甲派。专案组“翻翻烧饼”当然不足为怪——事情一直就拖到了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复出后主政，才由公安部副部长赵苍壁前来云南重新审理此案，算是对“017案件”做了最后了结。谭的被刺，是那个特殊年代不可避免的悲剧；案件侦破过程本身，也折射着那个特殊年代的矛盾和悲剧。

　　如果按当时的标准来划线，那么谭甫仁很可能被算作林彪线上的人物。据当时所知，一九七○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也是一个跳得很高的角色。如果他不是被刺身亡，那么等到“九一三”事件之后，他的日子肯定是不会好过的，被算作上了“贼船”也未可知。因此，他的被害，对他本人来说，也许还算上天眷顾，免去了一场政治劫难。

　　再看凶手这边，据说王自正系河南内黄县人氏，当时的传闻是，王家庭出身富农。乃父被革命政权镇压，王故而身怀杀父之仇，用菜刀手刃当地村乡干部，而后“混入革命队伍”。直到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才被当地群众来信揭发了“罪行”，遂从五月底开始将其“隔离审查”。隔离前，已决定将其调离昆明，派赴边疆文山军分区保卫科工作。这就出现了令人疑惑不解之处：王被隔离之前是何原因被决定调赴边疆？隔离后，已明知其有血债在身，足见案情非同一般，那么为何“审查”半年多了还不绳之以法，反而还继续将他与众多审查对象一起留在“学习班”内？而且对他的监管如此放任，以至于他轻易拿到枪，轻易实施了刺杀，大家尚且蒙在鼓里？

　　当时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清理阶级队伍清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可恰恰就在政府大员自己身边，却千疮百孔，漏洞百出。联想到当今社会，很多领导者会上一套会下一套对人一套对己一套，如成克杰之在《东方之子》节目采访中痛心疾首地表白：广西三千万人民的温饱问题不解决，我睡不着觉呀，而私底下却和情妇李平几百万几千万地贪。谭甫仁那个年代倒是没听说谁贪污谁腐败的，但领导者把所谓革命理论仅仅当做一种工具，对人对己，两种玩法，这荒唐却又非常危险的种子，早已经播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