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投考黃埔

１９２４年，我１７歲，到過一次廣州，見到孫中山。孫中山先生有兩個綽號，一個是“孫大炮”，還有一個是“大元帥”。我還見到程潛，見到李烈鈞，見到蔣介石。那時蔣介石是副總參謀長。 回到湖南後，我考上了湖南藝群美術專科學校，校長是徐特立。 藝群美專有一位老師叫王基永，他每次上課並不講公民課程，而是作時事報告，我感覺他對國內外的形勢分析透徹，還有批判。有時，他問我們認清了形勢怎麼辦？我們瞠目以對。他也並不解答他所提出的難題，最多說一句“同學們深思！”王基永先生有時巧妙地將孫中山與列寧相提並論，有時又介紹創辦黃埔軍校以及學生軍東征，建立革命根據地等一些聞所未聞的情況。同學們聽得津津有味，常常到了下課之後，還包圍着他，問東問西問個沒完。 與我要好的一位同學名廖仲良，是湖南寧鄉縣人，他比我大三四歲。有一天，他給我了個小本本的書，叮囑我不能給第二個人看，不能讓第二個人知道，而且要躲在蚊帳內去看。我覺得相當神秘，不折不扣地一切照辦。這個小本本的書，名叫《馬克思主義淺說》，我躲在蚊帳中一知半解地一氣讀完，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觸到的革命書籍。 那時，湖南有三劍客：毛澤東是搞農民運動的，夏曦是搞學生運動的，郭亮是搞工人運動的。他們三個人是分工合作。 我跟夏曦的關係很好。他對我說，國民黨的革命是不徹底的，是改良主義的。其他的黨派嘛，比如國家主義青年黨，是無政府主義的。現在革命最徹底的，是馬克思主義。我們有個領導，就是俄國，我們要走俄國的路。 我問：“孫中山是國民黨，你怎麼看他？” 夏曦說，用我們湖南人的話說，孫中山是打着國民黨的招牌，做馬克思的事情。 他又說：“現在俄國有個列寧主義青年團。” 我問：“那是個什麼組織啊？” “是一個年輕的革命組織，叫ＣＹ。” 那時我糊裡糊塗的，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１９２５年上海發生了“五卅”慘案，全國掀起了反帝的高潮。在這個反帝運動中，我是積極分子。夏曦到學生中考察，看到我敢作敢為，就發展我加入ＣＹ。 一天，夏曦通知我到第一師範去。我去了一看，來了不少人。牆上掛着馬克思的像。第一師範的學生陳林達（湖南湘潭人，後來是國民黨軍長）也來了，我靠着他坐下。王基永給我們作政治報告，講國際形勢，講革命形勢。我坐在下面，覺得這個人了解的事情很多啊。夏曦對我說：“他是政治教員。”我說：“我們藝專的政治教員也是他。”夏曦說：“他的理論很好，很多事情我們還搞不清楚呢。”到了晚上，舉行加入ＣＹ的宣誓儀式，又是王基永主持，我想：“他不但理論好，宣誓也是他來主持。”這才曉得他是列寧主義青年團在長沙組織的負責人。 我是個ＣＹ了。夏曦就動員我進黃埔軍校。 我原打算以藝專作為過渡，然後再到京滬一帶去深造。可是到藝專不過半年，就接觸了革命思想，捲入了孫中山先生逝世後的愛國熱潮中。接着又是“五卅”慘案的發生。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大革命時代展現在我的面前。我在長沙教育會大禮堂追悼孫中山逝世大會會場中，看到了追悼人群如山似海，激動人心的輓聯，掛滿了會場內外及“賜閒園”整個的花園。記得有人抄下唐詩陳子昂名句來讚譽孫先生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我那時既仰慕孫先生的偉大，不愧為辛亥革命的開國元勛，但又感到“後無來者”之句，似乎又過早地作了結論，難道當代以及千百年後，就沒有一人能超過他嗎？我帶着幼稚的心理在探索着，希望投筆從戎。 我的父親也反對我學藝術，說：“學什麼藝術啊，還是進一所大學吧。”當時，有黃埔軍校、廣東大學、嶺南大學三所大學可供選擇，但是我受到夏曦的鼓動，決定投考黃埔。在動身之前，我特意讀了一些進步刊物《新青年》、《湘報》等等。 這次長沙投考黃埔的一共有８個青年，編成了一個組，陳林達是組長，我是副組長，還有６個是長沙黑鉛煉廠的工人同志。去廣東有兩條路，一條是搭火車，火車快一些，但路上不安全，吳佩孚他們經常在鐵路上抓學生。一條是水路，從上海到廈門，這條路比較安全，而且要便宜一些。我們選擇了走水路。 出發之前，毛澤覃找我，說名單上沒有他。 “我很想同你一道去考黃埔，只是我去不了。” 我問：“是不是你的哥哥不讓你去啊？” “我沒有路費，去不了。”說着，他哭起來。 “你問你的大哥要點錢吧。” “他一個錢也不給我，他一個小學教員，錢也不多，他抽煙，錢還不夠自己用呢。” 我說：“你哭什麼呢，這樣好了，我估計要不了多少錢，路費我出，衣服錢你自己出，我有飯你有飯。” 毛澤覃高興了。 我向陳林達講，毛澤覃也要跟我們一道去考黃埔。陳林達不同意：“怎麼可以加帶一個人呢？”我說：“他也是ＣＹ，為什麼不允許他去呢？”陳林達表示要全體通過，而且毛澤覃沒有錢，我們也沒有錢給他呀。 我說：“我出錢。” “噢，你有錢？可是組織上沒有交待，你又搞個人來。” “哎呀，做好事嘛，把他的名字寫在最後——毛澤覃。” 就這樣，我帶着毛家老弟一道投考黃埔。 到了上海海關，一看，貼了一張布告：說是颱風來了，封關了。所有的船隻都停開，船票不賣了，想走也走不了。大家很着急，本來就沒有幾個錢，又搞了個封關，進不能進退也不能退。過了幾天，我們只有兩塊錢了。毛澤覃着急“我跟着你已經花了你很多錢了，現在又封關了，怎麼辦呢？” 陳林達是組長，他更着急：“老文哪，我是組長，你是副組長，現在封關了，我們的伙食錢只夠三天了，怎麼辦呢？你趕緊打個電報向湖南要錢。” 湖南回電報了：“一切費用自理。”青年團也沒有錢。 這一下，陳林達急得不得了，陳林達跟毛澤東一起都是第一師範畢業的，我們私人感情很好。他的父親是個木匠，家裡沒有錢，為人實實在在的。我一看他急得不得了，就把他叫了來，說：“你不要着急，我有辦法。” “你有什麼辦法啊？吹牛皮啊！你有親戚沒有？有朋友沒有？能借到錢嗎？” 我說：“你不要管這麼多，我有辦法。” “你吹牛皮！” 到了晚上，我把他叫來：“你摸摸我這個棉衣呀，看有個什麼東西？”他上前一摸：“哎，這是個什麼東西呀？像個硬的圈圈呀？” 我說：“這是我媽媽給我的，叫我備而不用。爸爸娶她時，給她一對金鐲子，她脫下一個給我縫在棉衣里。我母親給我講過，這個圈子相當於一兩黃金。” “噢，值那麼多錢呀？我們什麼問題都解決了。你這個媽媽很難得的。拿個金圈子給你，你媽媽很有遠見啊。”他把我媽媽稱讚了一通。 我對他說：“你對大家不要說，要不他們吃煙喝酒，幾天就搞掉了。” 我們兩人拿着金圈子跑到上海金店去問，說是值一百塊洋錢。我對陳林達講：“我把這個金圈子交給你，換成一百塊洋錢，當做我們到廣東的路費，多餘的錢作為公費，我們的目的地還沒有到達，我自己不要這個錢。” 封關八天后，恢復船運。我們買了票上船。他們打聽買票的錢是從哪來的？陳林達說：“是文強的錢，他拿出來給我們用，我們要節省着啊。” 從上海到廈門，用了四五天時間。經過廈門時，，他們那些人講：“哎，看鼓浪嶼，鼓浪嶼！”我問：“鼓浪嶼是個什麼東西？看看。”我看見對面山上有個天文台，隔得好遠，看也看不清楚。我正在甲板上看天文台，有個人在我衣服上一揪，又敲敲我的耳朵，我回頭一看，是毛澤東！ “哎，毛大哥，你怎麼在這兒？” 他捂住我的嘴說：“說話聲音小一點，這個地方還在廈門，是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統治的世界，他們如果曉得我們到廣東去，就會綁票。”我聽他講得很有道理。 他上下看看我的打扮，我穿的衣服上有兩個銅字“藝專”，帽子是白色嗶嘰的，帽子上插着一把銅寶劍，這是藝專的校服。 毛澤東把我渾身上下看了幾眼之後。說：“你呀，打扮得太漂亮啦！人家都注意你，都看着你。帽子上還有一個什麼東西呢？一把寶劍插着，太引人注目。” 他說：“帽子就不要戴了，衣服上‘藝專’兩個字可以取下來。” 我覺得他的話很有道理，就一把抓下帽子往海裡面丟，毛澤東一下子就把我的帽子搶過去了，說：“你這是幼稚的行動，你把這樣好的帽子往海里丟幹什麼？這不是發神經病嗎？你回去放在你箱子裡頭。” 我笑了，說：“也對。”那時我才１８歲。 我問他：“我在這船上怎麼沒有看到你呀？” 他說：“我們住在上面的官艙，你們住在下面的統艙。我告訴你，我是國民黨開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夏曦，郭亮，還有四川的廖劃平，也都是。” 我說：“我知道了。” 他又問：“你們還有幾個人？” “我們都是考黃埔的，你的老弟也在，要不要你老弟也上來？” “穿得像叫花子樣，不要上來。” 我說：“他現在跟我穿得一樣，現在不是個叫花子啦！” “噢？那個錢是哪裡來的呀？又花你的錢吧？” “那花不了幾個錢。” 我回去找毛澤覃，故意往官艙走，一看官艙里夏曦也在，郭亮也在，還有廖劃平也在。當時我並不認識廖劃平，進了黃埔之後，廖劃平是我們的政治代表，後來這個人成了叛徒。 我對毛澤覃說：“你哥哥也在船上，你去看看你哥哥。” “我不去，他沒有好臉，看他幹什麼呢，那個官艙你上不去，我更上不去。” 我說：“不去就不去嘛。” 船到香港，毛澤東離開官艙來找我，說：“那邊派船來接我們了，你看那個插着青天白日旗的船就是。你們到了廣東，那裡的旗子也是青天白日旗。到了廣東，我們就自由了，到了革命的世界。” 夏曦問我：“你在廣州有熟人沒有？” 我說：“熟人倒是有，但是地位隔得太遠，是我父親的朋友。” “什麼人哪？” “程潛。” 他說：“這樣吧，我給你想個辦法，到了廣州後，你們先住在黃元里那裡的一個小旅館，花不了幾個錢，我寫一個條子，你拿着條子去那裡的組織接頭。” 我們到了廣州，按照夏曦說的，住在黃元里的小旅館，是湖南人開的，臭蟲多得要死。我拿着夏曦寫的條子去找廣東組織的負責人。找到了廣東共青團的負責人穆青，他後來當過四川省委書記，被劉湘殺掉了。 穆青說：“你們是夏曦介紹來的？他是湖南方面的負責人，我們知道。” 穆青想了想：“我們這裡沒有專門人才，你是藝術專科學校的學生，你會畫像嗎？” “畫像嘛，簡單的事情，用格子一套，放大就是了。” 他說：“你是專門人才，給我畫一張孫中山的像。” 我畫好第二天就送去了。他一看：“很像啊。”他說：“我們還有很多標語要寫，寫標語要文化啊。”我說：“寫個標語有什麼問題呢？”我就把陳林達他們都叫來，穆青很高興：“好啊，這樣吧，我把你們送到罷工委員會去。” 我問：“罷工委員會是個什麼機關呢？” 他說：“香港工人正在罷工，劉少奇在我們這裡組織罷工委員會，你們向他報到，有飯吃，每天除了有飯吃之外，還有六塊錢。”我們一聽，還有這樣的好事？ 我說：“有飯吃就行了。” 我們到罷工委員會報到後，被分配到工宣部。這個地方只能辦公，不能睡覺，還得找個睡覺的地方。我聽說農民運動講習所可能有地方住，就去農民運動講習所看看。遠遠地，就看見毛澤覃站在農民運動講習所門口，我喊：“你怎麼到這裡來了？” “我哥哥在這裡嘛。農民運動講習所是孫中山辦的，現在他要我哥哥在這裡負責。” “噢，是這樣啊。”我問：“這裡有沒有地方住啊？” “有地方住，房子大得很，來個百八十人沒問題。” 我說：“我們十幾個人沒有地方住，你能不能跟你哥哥講一講，讓我們住在這裡？” “沒有問題。” 我們晚上住在農民運動講習所，白天到罷工委員會上班。搞了半個月。 在廣州，我們真是耳目一新，滿街紅色標語牌，民氣昂揚，對比北洋軍閥統治區的死氣沉沉，簡直是兩個天地。我既感到興奮，又感到緊張。覺得自己對革命的認識很不夠，面對着許多新鮮事物，一知半解，連“三民主義”、“三大政策”的含義都弄不清，一開口就是笑話百出。有人向我說：“革命的書非讀不可，革命的理論非懂不可，像胡適這樣的名教授，也不知道帝國主義這一名詞的含義。”青年們為了一個名詞術語，會爭論不休，我往往在一旁洗耳恭聽，未敢插言。 １９２５年８月黃埔軍校第九次招考，考了一篇國文，考了數理化，我以第三名的成績考取。陳林達與我同榜錄取，長沙黑鉛煉廠的工人同志都沒有考上，他們便投奔葉挺主持的第四軍學兵團到肇慶入伍去了。毛家老弟沒有考取，留在了農民運動講習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