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黄埔轶事

１９２５年８月，我进了黄埔军校，是黄埔第四期。分到入伍生第三团三营一连。连长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张慎阶，广东人，少年英俊，在东征战役中立过功，是一位以身作则的青年军官，我对他十分敬服。 入伍生第三团各营，都驻扎在黄埔岛对岸鱼珠炮台和深坑一带，以后又迁到陈家祠堂，这处祠堂气派很大，据说是叛将陈炯明的祠堂。 我所在的连，被人笑称为“湖南同乡会”，湘籍人占大半以上。湖南人能吃苦，外籍同学称之为“骡子”精神。 我进黄埔的时候，激动得写了一首诗： 考入黄埔军校 腾飞万里气如虹，沧海茫茫主宰中。 三类权衡知我路，丹心报国奋前锋。 开学后几个月的一天，把我们团员集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有林彪，有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有陈林达。我们被升为党员。 墙上也是挂着一张马克思的像。我们坐在凳子上，陈林达一拍我：“坐在前面的那个人你认识吧？”我说：“我不认识。”他说：“他是广东共产党的负责人周恩来，今天的领誓人就是他。” 周恩来就出来讲话了，他说：“我们升了级了，由ＣＹ升为ＣＰ了。”大家都很高兴。 入学后我跟林彪、周恩寿、李运昌编在一起，我还是班长。我们连里，南方人多，北方人少。湖南人多，湖北人少。大家一起过的是当兵的生活。 一次打完靶后，林彪的枪没有上交，枪里面还有一颗子弹。我们每次打靶完后都要把枪和子弹交上去，林彪就大意了。回去洗洗澡，吃完晚饭大家休息了。我和林彪都住下铺，我看见林彪滚来滚去地没有睡好，好像有什么事情似的。一会儿，看见他的手到枕头后面去拿枪，我这个班长就要管事呀，但我不敢管，怕人家说“人家都睡着了，就你没睡着”。 我总睡不着。忽然，“啪”地一下，响了一枪！ 执行官拿着手电一下子跑进来了，问我：“文强，你是班长，你看见什么了？是谁在打枪？”他这一问，问得我慌里慌张的，我说：“我没看见谁睡觉的时候打枪，我没看到。就是看到林彪有点神情不安，睡得不好，看见他的手老在枕头后面去摸。枪架在枕头后面。”我再没有敢往下说。 执行官很有经验，他跑过去，把林彪的那只枪拿来一闻，刚刚打过嘛，有火药味道呀，再用手电一照地下，子弹壳还在那里呢。 “林彪，枪是你打的，你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不讲话呢？”执行官很生气。 林彪知道自己错了，说：“我下操的时候急急忙忙没有检查，我就睡不着觉，老惦记有这回事，我一摸枪呵，就打了这一枪。” “噢——你自己承认了？我要让你坐禁闭，一个错误是你没上交枪和子弹，第二个错误是晚上你又打了一枪，两个罪加在一起，坐禁闭！” 我们一看，真玄！子弹从下铺打上去，把上铺的枕头打了一个大洞，再往上铺一摸，人也不见了。上铺那个同学姓林，叫林伟俦。解放天津时，林伟俦是国民党守天津的军长，也是个中将。 执行官说：“哎，这个位置不是林伟俦吗？人到哪里去了？” 正在喊着的时候，林伟俦拿个杯子跑来了，执行官说：“你干什么去了？”他说：“我喝水去了！”执行官说：“你命大，你要是睡在那里呀，这一枪就把你打死啦！好好好，大家睡觉，林彪明天执行禁闭。” 执行官一走，林彪火就起来了，那时我们只有十几岁嘛。他捏起一个拳头，说：“文强，你这个家伙怎么落井下石呀？你这个湖南骡子。” 我一听，就说：“林彪，不要骂人。我怎么落井下石了？我也没说是你打的枪，我只是说你睡得不好嘛，怎么是落井下石呢？” 他说：“你还要说？我揍你！”他越说越激动，就跑到我床铺面前。我说：“林彪呵，你要是跟我打架呢，我估计你三个打不了我，来打吧！”他一巴掌打上来，打得我的火也出来了，我“啪”地一下把他打到上铺去了。他不服呵，还要打。大家起来帮我的忙：这个九头鸟，好厉害，敢打班长。 过后，林彪不理我了。 后来周恩来和贺龙决定搞八一起义，我们南下到会昌，在会昌，我们的部队遇到与驻守在会昌的钱大钧部队，打了一个遭遇战，钱大钧部队缩回去后，我就坐在路边到处看，想：“上面怎么还没有命令，要我们去追击呀？”那时周逸群是党委书记兼师长，我是少校连长兼组织委员。 这时，有人对我说：“你看路边，林彪在那里，你看到没有？” “咦，林彪在那里？他好久不理我了，我见见他。” 我跑过去了，林彪背对着我，他并不知道我在他身后，人家就指着林彪说：“你看你后面是什么人呀？”他回过身来一看，是我。我看他还有点不大高兴的样子，就跑到跟前拉了拉他的手，说：“老林哪，你是湖北佬，我是湖南佬，我们有两年不见面了，大敌当前，不要再闹小孩子脾气了。”他望着我笑一笑，举起手给我敬礼。“哎，”我说，“你这个人还很近人情，还给我敬礼呀。”他笑了，说：“我不是给你敬礼，我是给你的官阶敬礼，我是个上尉，你已经是个少校了，我给你的官阶敬礼。”我说：“不管是什么官阶，也好，我看见你有笑脸了！”他就哈哈地笑起来了。小孩子脾气不闹了。 后来我到潮州看朱德，在那里跟林彪又见了一面。那里有个地方叫三河坝，我们就在那里又见面了。林彪说：“老文呵，咱们又见了面啦，我招待你吃点东西吧。”我说：“你不要招待我，我也不要招待你，很短的时间，我们马上就要通过三河坝，要赶到潮州，我没有时间停下来，另有任务。” 这次分开，就再也没有见面。后来他一直打到了东北，我在国民党里面也到了东北。 进入黄埔不到三个月，入伍生第三团举行甄别考试，凡经过甄别考试及格的，一律升为军官生。我通过，并被分派到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学习。周恩寿也考取了政科，林彪考取了步科。 在升入军官生的甄别考试中，要经过一场口试，邓演达老师是主持口试者之一。叫到我的名字后，我肃立在他面前，一点不敢马虎。 邓演达是黄埔的教育长（邓演达老师后来调升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度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风云人物，为时不久，宁汉合流，右派势力抬头，他逃往国外，后来归国不久，遭蒋介石的毒手殉难于南京），他仪表非凡，神采奕奕，双目如电，不论是站着、坐着，还是行进间，他的上身都保持立正的姿势，一股浩然正气，溢于眉宇。他用不着说话，只要远远听到他那有节奏的长统马靴的声音，那怕同学们正在闹得欢，立刻就会鸦雀无声。 邓老师对着我端详了一番，问我，“为什么要来这所学校学习？志愿何在？” 我立即回答：“是为了革命不怕死而来，志愿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 他似乎很满意，连连说，“好，好，好，以后要多多地研读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具有‘三大政策’内容的新三民主义。” 我退出考场后，便琢磨新三民主义这个“新”字，究竟是什么。一连问了许多同学，都回答不出来。我带着这个问题问恽代英老师，才明白了三民主义新旧的界线。恽代英老师说：“孙中山先生所著的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旧三民主义是从民治、民有、民享而来，孙中山先生已经否定了，并亲自在广东大学讲演过新三民主义。不过新三民主义要比较完善的话，必须包括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贯彻实行三大政策的精神。” 我当时很不理解，认为到黄埔军校来的目的是学军事，为何又学起政治来了？后来才了解，凡考取了军官生的，视其考试成绩，分配到步、炮、工、辎、政治五个科去受训。后来还添设了一个骑兵科，共六个科种。 曾毕业于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日本士官以及海外其他军校的黄埔老师，都认为政治科是一件新鲜事，是革命学校的创举，当然，也有保守的右派分子，造谣生事，诬蔑政治科为“赤化科”。 我们考取政治科的，兴高采烈地离开了陈家祠堂入伍生营地，坐着花艇到校本部去报到。不料报到后，竟让我们到离校本部将近２０华里的沙河营房学习。所谓营房，不过是一所全部用毛竹和蒲葵搭盖而成的简易棚。政治大队队长是胡公冕先生，当晚集合我们讲话，说新校舍正在抢建，不久就可搬入去住。这座毛竹营房，别看简陋，还有通风、透光、防潮等等优点呢。我们都是来黄埔革命的，就应该生活革命化，等等，话说得不多，但大家高兴了起来。其实，简易校舍搭盖得挺精雅适用，宿舍、自学室、饭堂、盥洗室、俱乐部，连接着大队部、大操场。我们在沙河营房生活了四个多月，又迁到蝴蝶岗新建校舍。 我在黄埔政治科受训将近半年的时候，周恩来给我们作报告。报告之前，他问：“你们这些同学有会速记的没有？”我举手：“我学过。”我是在艺专学的速记。 周恩来说：“你还会速记呀？你记录过没有？” “记录过。” 他说：“你出来。”我就出列了。他又说：“我们这里还有两个记录员，你们三个人合作吧。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湖南明德中学毕业，后来上了艺专。” “哦，你的资历还不错嘛，就指定你负责吧。” 周恩来报告之后，我把速记稿整理好给他送去，他连声说整理得好整理得好，很高兴。 周恩来又把我介绍给邵力子，说：“我这里有个速记员叫文强，我的演讲他第二天就整理好送来了，记得很清楚，我看了一下就批复印了。不错不错。”这样一来，邵力子也找我速记，他讲三民主义的稿子，是我记下来整理的。邵力子不知道我已经是共产党员，问：“你是不是国民党员呀？” “我不是。” “你还不是国民党员？你的速记这么好，我来介绍你。”邵力子写了个条子，让我加入了国民党。 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０日，发生了中山舰事变。校本部自３月１９日夜间起，已进入戒严状态。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教官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李合林等等都在２０日黎明前被捕了。这些情况是从大队长胡公冕先生口中传出的，因为他任过校本部的警卫队长，调为政治大队长后，他原先的部属透了消息给他才知道的。当时知道消息的，也仅限于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人真相不明，整个的政治大队笼罩在疑云里，提心吊胆，窃窃私语，出操上课停止了。 我记得到了２２日晨，党小组长张先梅悄悄传达说：“中山舰事变是蒋介石制造的阴谋事件，目的在于打击左派势力，矛头是对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的……” 恐怖气氛笼罩了整个黄埔岛。 另外，还从大队部传出，广州戒严，如临大敌，苏联顾问全部被扣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被关押起来，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纠察队被全部缴械解散。第一师的政工人员，凡是共产党员，除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以外百余人都被扣押起来……恐怖气氛不仅笼罩了黄埔岛，而且笼罩了全广州市和广东全省。 我在事变的前一个星期，有感于左、右两派的斗争，主张切实拥护三大政策，把嚣张的右派势力压下去，于是冒冒失失地写了一篇《拥护三大政策是革命军人之责》的论文，投到学校出版的《黄埔潮》上发表，这篇不到两千字的稿子，明明是贴了邮票，投入大队部设置的邮政信箱里的，不料竟落到了第二队的队长李安定（他把左派和ＣＰ分子视为眼中钉）的手里。他暴跳如雷，派区队长把我叫到他的面前，横眉怒目地问我： “是不是想要造反了？” 他拍桌打椅，将我写的那篇稿子摊在他的办公桌上，指责我胆大妄为，逼着我说出动机何在？是谁指使要写的？…… 我苦笑着答道：“稿子是我自动要写的，拥护三大政策是拥护总理亲手制定的政策，是革命军人应尽之责，我没有意识到有何不当，错在哪里？”这一答复，更引起他破口大骂，一脚将他办公桌前的靠椅踢倒了，指着我痛骂说：“你竟赤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正闹得不可开交，区队长蒋作舟走近我的身边，表面上是制止我再辩论下去，实际上是给李安定一点面子做台阶，蒋作舟对着我大叫一声： “滚！” 我走出了队长室，以为大祸临头，许多同学也为我不安。但结果居然是李安定队长调走了。 ３月２０日事变后，蒋介石制定了一个“整理党务案”。此决议案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许跨党”，在“党内无党、校内无派”。 我是跨党分子，周恩来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邵力子介绍我加入了国民党，遇到如此情况，应该有所抉择。经过与小组商量后，我决定选择保留共产党党籍，退出国民党。１９２６年３月，我退出了国民党，在黄埔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事变后第三天晚上８点多，全体师生集合在校本部大礼堂听校长蒋介石的训话。蒋介石指着“亲爱精诚”四个字的校训，说：“如果本校长不革命、反革命，同学们就应该打倒我。”最后蒋介石两只眼睛注视着全体师生，问对他的讲话有什么意见没有？ 这时从政治大队第二队的队伍中冒出个湖北口音的学生王襄，高声喊道：“请问校长，你只要我们精诚团结，试问：我们最亲爱的廖党代表被英帝国主义和一小撮反动派刺死了，我们的汪党代表到哪里去了呢？”（廖党代表指廖仲恺，汪党代表指汪精卫）这一义正词严地发问，使全场为之一惊。 蒋介石一下子面红耳赤，过了一会儿，叫侍卫将质问的学生的名字记下来，说：“汪党代表有病，入医院了，不久就要出来的。” ５月底，黄埔军校在学生中挑选了３００人，到广州办事处进行特别训练。我和周恩来的老弟周恩寿都被挑选进去了。我们这个队的负责人一个是邓演达（他已升为总政治部主任，学生们仍按习惯称他为教育长），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彭湃。开始，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到参加了北伐的誓师典礼，才知道受训后要提前毕业，因为北伐前线需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