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第二个妻子

上海沦陷后，我任前方办事处处长，负责收容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我收容了四万多人，经过改编后，把其中三万多人送回原部队，留下万把人，成立一个教导团，叫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教导总团”。俞作柏当教导总团的团长，我当教导总团的政工室主任，协助俞作柏训练部队，俞作柏原来是桂系，是个上将。我们到达广德时，在广德成立了防区，之后，我们到了安徽祁门县一个叫做里口的地方，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个小地方到了很多国民党中央的要人，如安徽的柏文蔚，辛亥革命时他是安徽起义的都督，还有国民党的一个监察将领，也到了这里，另外还有好多国民党中央委员都在这里。我们的部队一到，就开军民联欢大会，当地的人就跟我们讲，你们开军民联欢大会，好啊，这里有好多中央要人，柏文蔚柏都督都在这里。俞作柏就知道了，就要我一个一个地去看这些中央要人，对他们说我们开军民联欢大会，要请他们都到。这些要人高兴极了，说：“你们来了我们就高兴了，有部队保护我们了。” 布置会场时，我写了八个字的横批：“抗日必胜，建国必成。”人家就跟我讲：“你光写个横批不够，你还要写副对联。”我想了想，就提了一副对联。这副对联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起： 痛此际河山破碎，傀儡登场，助寇逞横行，禽兽衣冠能几日。 喜今日盛会联欢，军民合作，犁庭操左券，中华旦复有春秋。 这个地方有个非常有名的清朝状元，他看见对联说：“你们这个部队里还有这样的人才呀。这个对联写得好听啊。”说我有雄心，就把我叫过来，问： “你多大年纪呀？” “３０岁。” “负什么责任啊？” “政训室主任。” “你是大材小用哪。” “我们的总指挥是个上将呢。他负总责。我年纪小一些，我还可以向他学习。” 他说：“你的口气大得很哪，有这样大的气魄啊。”后来，那个状元还上台去讲了话。后来，那些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和那个监察委员都来了，军民大会开得很好。 我们撤退，撤退到一条小铁路附近，可以一直通到芜湖，我们那天晚上就在这个地方宿营，我的身边有三个参谋，其中有一个叫刘人奎。刘人奎过去也是共产党，在四川时是重庆军委书记李鸣珂的秘书，八一南昌起义后被俘，后来释放政治犯时把他释放出来了。我在上海时，有一天，突然他在马路边喊我，喊我过去的化名“文莱之”。 我听他喊文莱之，就冲他招手：“你过来过来，你怎么认识我呀？” 他说：“你怎么不认识我了？我是老关啊。” “你是老关？”我看见他头发很长，“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呢？像个叫花子？” “我刚从监狱里出来，你还不知道啊？”他说：“我被关起来了，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遇到释放政治犯，我就出来了。”他问我：“你现在干什么？” 我说：“我的事情你还不知道啊。” 他说：“我怎么不知道？都是王明路线搞的，当时就是派我来干掉你的，你晓得这个事吗？” “我就是为这个事情跑掉的，但是并不晓得要你来下手。” 他说：“我怎么能够下手啊！” “那次，我跑到上海去找周恩来，没有找到。周敦琬跟我去找杨尚昆，也没有找到，把我搞惨了。我以后就不敢找周恩来了，也不知道他们的路线是什么路线，怕自投罗网。后来我就回湖南，当记者。直到现在，我也没在共产党里搞。” 他说：“你怎么没在共产党里搞？周恩来给你在延安平反了。你现在不在党里面干了？” “我不知道给我平反的事。现在要我回去困难了，不晓得他们对我的态度怎么样？” 刘人奎直摇头：“我告诉你，共产党里头搞得并不好，今天我见到你，我也不想回去了。” 我问：“他们让你去干什么啊？” 他说：“去组织新四军。你现在干什么呢？” “我在军事委员会，担任前方办事处的处长。” 他说：“这样吧，我同你一道走，我也豁出命了。” 我对刘人奎说：“我住在无线电训练学校，你来看我吧，我送点钱给你。你连衣服都没有的穿，搞成这个样子，我还有西装，送你两套，还有被子，送给你。” 第二天，刘人奎就来了。我们的门房不让他进来，像个小瘪三一样，鞋子都没有穿，还要进来，那怎么行？门房就打电话给我，问要不要让他进来，我说：“让他进来。人家有困难，你怎么不让人家见我呢？” 刘人奎进来见了我。我说：“我拿５０块钱给你，我的两套西装也给你，这西装呢你穿着有些大，你这个人瘦，把裤脚挽高一点，把袖子也挽高一点，就可以穿，这个被子、毯子都是给你准备的，你去理个发，把自己整理好一点，再来见我。” 过了两天，他又来了，说：“我那天说的事情你考虑了没有？” “什么事啊？” 他说：“什么新四军不新四军，我不想去搞了，我见了你呢，就等于见了李鸣珂一样。” 我说：“那就这样吧，抗日战争如果胜利了，以后你要去搞共产党，你要去搞新四军，我不留你，我对我自己也是这样决定的，我也不愿意以共产党为仇，而是以共产党为友，到现在也是这个宗旨。” “我跟你一样，我跟你一样。” 我说：“我看你可以到部队里去当大队副。” 后来，日本人在上海登陆，刘人奎的队伍散掉了。他又跑来找我，我说：“这样吧，你不要回部队了，给我当参谋。” 我们继续撤退的时候，我给刘人奎一个任务：“你到了一个地方，就问问当地的治安情况，当地的商店里面缺不缺粮食，人心怎么样，一切调查情况向我报告。”另外还有两个参谋，一个参谋管敌情，敌人现在恐怕要过苏州了，现在到了什么地方？一个参谋负责调查我们上前线的道路有什么情况？有没有土匪？ 一天晚上，参谋们向我汇报完情况后，两个参谋回自己住处去了，不知为什么，刘人奎磨磨蹭蹭地不走，我问：“你怎么不走啊？”他说：“我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中心学校，里面有个女教员，叫葛世明，她是宁波人，高中毕业后进过复旦大学。现在这个中心学校停办了，她没办法，哭哭啼啼的，我也没办法救她，只有你可以救她。” 我说：“我是收容部队，不是收容老百姓，这些事情归地方管。” 他说：“你这个事情都不管，那怎么办啊？” 我有点不耐烦：“先睡觉去，不要在这里麻烦了。”说完，我就休息了。他一看我躺下了，也就走了。 过了没多长时间，刘人奎又来了，坐在我这里又不走了。 “你怎么又不走了。我说我管不了这个事啊。” 他挺固执：“你的朋友也多，关系也多，现在她吃的也没有，路费也没有，钱也没有，你给她几块钱吧。你给你的朋友写几封信吧，把她送走嘛。” “那也可以嘛。”我拿出１０块钱给他，那时的钱很值钱。又写了两封信，一封信是给我在武汉的朋友的，如果那个葛世明去武汉，就让我的朋友们给她介绍工作。怕她到武汉找不到我的朋友，我又写了一封信，让她到长沙，去找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周敦琬很有办法，给她安排一个小学教员什么的，我看没什么问题。我说：“就这样吧。”刘人奎就走了，他也满心高兴。 第二天，我们的队伍出发了。刘人奎平时都在我身边，今天怎么就不见了呢？ 有人报告：“刘参谋在后面带着一个女的！” 我很生气：“叫他来！” 刘人奎跑来了，我说：“我昨天晚上跟你讲了，我们部队里不能有女的，如果有女的搞在里面，就是反了军令。你把她送走不就了了吗？” 刘人奎说：“我们不了解实际情况！这里到芜湖的小火车，上不去！上面净是伤兵，满地也都是伤兵。她哭哭啼啼的，非得跟着我们的部队一道走。” “还有这样一回事啊？”我说：“这样吧，到前面那一站，队伍停下来吃饭，把那个女的找来，我跟她谈几句话。” 到了前面的一站，有一些小饭馆，我搞了一桌饭，与刘参谋和葛世明一道吃饭。我对葛世明说：“现在你同我们的队伍先到芜湖，到了芜湖呢，你自己买票上轮船，那里中国轮船也有，外国轮船也有，到武汉找我的朋友。” 我又问：“你家里的人在哪里呀？” 她说：“我家里还有亲戚在上海。现在回不去了，老家的人也没有几个了。” “你结婚没有呀？订婚没有啊？” “没有，也没有订婚。” 我就讲了一句：“你呀，认识刘参谋了，刘参谋这个人是个好人，他也没有结婚。”一说到年龄，刘人奎和葛世明同年，都比我小六岁。我挺高兴：“如果将来有缘，你们可以结为一对夫妻。” 葛世明表示同意。她说：“我把你和刘参谋两个人都看作我的恩人，我心里很感谢你们。” 我说：“我懂。” 吃了饭之后，她还没有走，我说：“你去买到武汉的票，那１０块钱不够，再另外拿些钱给你。”又对刘参谋说：“你把她送上船，送上船之后，这个事情就算了了。”刘人奎给她买了船票，把她送上轮船。 日本飞机来轰炸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芜湖的对岸，这个地方是一个水陆码头。有人就给我讲：“你救人做好事，也不容易。我们看到有艘英国轮船被日本飞机炸掉了。” “噢？有这个事啊？”我扭头问刘人奎，我说：“老刘，你送的是不是那艘英国船？”他说：“好多船，我没有看清楚。恐怕就是那艘船。” 我说：“糟糕了，你也想做好事，我也想做好事，我们不做这好事，恐怕她还逃出去呢，我们做好事害了人家啊。” 说着，大家心里都是很难过。 后来，我们到了一个小县城。我这个人爱管闲事，认为在我职权里应该干的事，对于国家，对于人民，对于地方有利的事情，我都去尽可能的干。到了这个小县城一看，乱得很。满地都是伤兵，变成一个无政府世界了。伤兵们把商店也占领了，把年轻漂亮的妇女霸占了。搞得一团糟，我就叫了几个参谋来一道商量。这里乱得这个样子，我说：“我们应不应该管？”他们就跟我讲：不要管不要管。那么多伤兵，我们的队伍只有千把人，管得了吗？ “你们要我不管，是管好还是不管好呢？” 他们还是说：“不要管！我们还要走好远的路，还要到芜湖，还要到安庆，好长的路啊，到处是伤兵，得罪不了啊。” “你们的话有一半的道理。也不是全有道理。”我说：“日本人还没有来，这个地方就搞得没有人过问啦？这些伤兵没有吃的，也没有人负责把他们送走，当地政府干什么去了？这是当地政府不负责任嘛。” 我说：“当地政府不负责任，我们要管，把这些伤兵组织起来维持治安，解决这些问题，你们哪，只怕事不管事。”我这一说，参谋们觉得有道理。 “这样，”我说，“刘参谋，把我这一千多人，改编组成巡逻队，在街上多跑几趟，那些伤兵看到我们有武器，他们就不敢乱动了。” 我又喊另一个参谋，给我到商店里买一些白布。他不解，“买白布干什么用啊？” “买来你就晓得了。” 我们住在县城的一个澡堂子里，那个澡堂子有三层，很高的一个房子。白布买来了，我就拿笔写了几个字：“县警备司令部。”我写好后，让参谋从屋顶上挂下来，我们就是警备司令部啦。这时，我还是个校官，但是我搞了一个少将的肩章，自己戴了起来，我这个官是个假官。 我命令：“你们哪，现在马上调查：那些商店是被哪些人抢的？谁要不服从，马上把他们抓来，男的女的都把他们抓来，女的抓来，送到后方。”部队把那些做坏事的人五花大绑都抓来了，其中真的有妇女，我就把那些妇女送到后方放掉了，对她们说：“你们逃难去吧。” 我自己戴着少将的军衔，站在一个大八仙桌上，对着抓来的伤兵说：“你们都是国家的军队，一打了败仗就把地方闹得这样糟，变成无政府状态了！地方被你们搞乱了！他们地方上也不负责任，他们有责任，你们自己也不对！你们是不是中国人啊？谁个没有父母啊？谁个没有妻子儿女啊？你们反过来欺负中国人啊？谁干的？我今天要抓几个！”他们看着我要杀人的样子，就揪出几个人叫嚷：“就是这几个，这几个是最坏的家伙！” 我说：“捆起来！” 把那几个家伙捆起来了。我说：“你们说说道理！为什么要这样干？”很多伤兵，看看不对了，就溜了，说：“这个官哪，还是个少将呢，是个警备司令呢。” 我说：“我本应该把你们就地枪决！但是，我现在不这样做，我不枪毙你们。你们自己出来承认错误。现在我们要到芜湖，先把你们送走，伤重的上担架，不许你们在这里停留。” 我这一搞，不到三天，这个地方就一点事情没有了。后来，有人告我的状，说我这个官是个假官，我就一个电报打给顾祝同，顾祝同回电说：“你这个警备司令部在我这里备案了。”接着顾祝同又来个电报，说：“正式委任你为少将。” 这件事情安静下来后，我找几个参谋来讨论，他们就笑：“你的做法，我们学不了啊。”一个参谋说：“你真有办法，要我去买那匹布，买那个干啥用？我都不晓得。没想到有大用场。没有三天地方上就安静了。” 差不多有八个月了吧，我们走到芜湖。我接到一封信，信是写给我和刘人奎的，信上称我们为恩人，说天冷起来了，给我们一个人打了一件毛线衣寄来了，我一看落款，哎，是葛世明！葛世明没有死啊。 原来，葛世明坐的不是炸沉的那艘英国船。她到了武汉，找到我的朋友，那个朋友说我们这里很需要人。就要她学无线电。她学了两个月的无线电，学好之后，她把我写的信就寄给我的妻子，说我也不晓得文先生和刘参谋现在在哪里，想问问地址，把线衣寄给他们。 我们收到信很高兴。大概又过了几个月，我们奉命到上海浦东、江阴、无锡去视察，那时我已经是少将政治部主任了。刘人奎参谋长是个上校，我还带了个军需处长也是个上校。我们到上海住在东方饭店。一天，饭店的门卫对我讲：外面来了一个女士，她说要见她的长官，这位长官姓文，你们这里有长官没有啊？” 我说：“姓文的倒是有一个，让她进来吧。” 葛世明进来了！ 我很奇怪，“我们到上海来视察，你怎么知道我们来上海啊？你还怎么知道我们住的这个饭店叫东方饭店啊？” 她就讲：“你们的电报打到我们那个地方，我们译出来，知道你们的行踪，这样就遇到一道了。” “很有缘啦。很巧。”我跟她讲：“刘参谋也来了，他也还没有结婚，我在芜湖跟你们讲的话，你还记得吗？” “记得。” 我很高兴：“你们两个人准备订婚。订婚酒呢，我来安排，不要你们花钱。你们双方送的礼物也归我买，你们只订婚就对了。” 我想了想：“我代刘人奎给你买个大戒指，代你给刘人奎买个手表。” 我把一切都办好的时候，就问刘人奎，他着急了：“这个事情不行啦。” “怎么不行啦？你也没有结婚，礼物少啊？” “不是不是，不是的，我在江阴作战时，被日本人打了两枪，几乎死了。后来是一个护士救了我，给我医好了伤，那个护士对我很好。我就和她订了婚。” “哦？这样啊，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我说；“葛世明那边，我替你买的礼物还是送给她，总是有这样一件事吧，是不是？”我买的那个戒指就作为刘人奎的礼物送给葛世明。 到了后来，第二次把我调到上海来对付汪精卫，我到中央会计处办事时，中央会计处的负责人拿个照片给我看：“这个人你认识吗？” “认识呵，这是葛世明嘛。” 他说：“她早就离开上海了，被英国人带出上海了。” 我问：“那怎么走的呢？” “走香港过去，走云南。” 葛世明离开上海后，到了我的老家湖南，跟我的妻子周敦琬见了面，在周敦琬的姐姐那里住了一阵子。后来我调回重庆，去看周敦琬的大姐。我的这个姨姐说：“葛世明一直在照顾周敦琬，我的妹妹去世的时候，留个了遗嘱，说你的儿子由葛世明带着，遗嘱要你跟葛世明结婚。” 我问：“你晓得不晓得，她在什么地方？” 姨姐说：“只晓得她在贵阳，具体地方我不知道。” 我回到重庆后，到处打听，才找到葛世明在贵阳住的地方，这时，又把我调到洛阳，成立华北办事处。我就寄了１５００块钱给她，把周敦琬的遗嘱也寄给她了。我说：“周敦琬希望你带好我的小孩，要我跟你结婚。我现在暂寄１５００块钱给你，你到西北来，做路费够了，另外再寄１５００块钱给你，一共３０００块钱。你如果愿意的话，就到洛阳来，我在重庆有一部汽车，你就坐那部汽车，绕道西安，再到洛阳。” 葛世明到洛阳时，我又到太行山去了。 日本人扫荡太行山，当时洛阳方面有我的三个消息，一个是以为我阵亡了，第二个消息是日本人把我抓起来了，第三个消息是失踪了，这三个消息都不好啊，葛世明在洛阳哭了一天，她说：“文强这个人是个很好的人，不一定是这样的结果吧。”她这个人有些迷信，到洛阳街上去测字，测字先生就对葛世明说：“这个人命大。青天何其高，我有上天梯。陆水何其深，我有分水犀。”“犀”是什么东西她不知道，但是她相信了测字先生的话，相信了我没有死。 不到一个月之后，我从太行山突围出来，到了河南的新乡，河南新乡的那个乡长就打电话到郑州，说文强已经在新乡了，现在我们正要帮助他过黄河。 我渡过黄河的那一天，给长官部打了个电话，蒋鼎文司令长官亲自接的电话：“哎呀，你回来啦，我们得到的三个消息都不好啊。噢，高兴，高兴啦，我们在洛阳欢迎你。” 第二天一早，我就动身，回到了洛阳，跟葛世明结婚了。这时她问我：“‘犀’是什么东西？”我告诉她：犀是淹不死的。 我跟她结婚六年，生了三个儿子。一直到１９４９年，蒋介石政府垮了，蒋介石逃到台湾去的时候，我还在淮海战场上，我就寄了一笔款给葛世明，大概有几万块钱吧，我说：“你呢，按政府的安排，到台湾去。”她听了我的话，把我们在河南盖的房子卖掉了，带着三个儿子，还带着个副官，到台湾去了。 我在淮海战场上被俘了。葛世明在台湾听见电台里广播说，国民党的将领放下武器就是朋友，说国民党的战犯在这边很好，她每天晚上听广播，就想：“我自己蹲在这个地方干啥嘛？”她就带着三个儿子离开台湾逃回大陆。一逃回来，到了上海，上海市市长陈毅得到报告：“从台湾回来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妻子，带着三个儿子，还有一个奶妈，还有一个副官。”陈毅跟我很要好，当年我跟朱德到四川去，我是朱德军政治部的组织科长，陈毅是师里的宣传干事。陈毅得到报告后一看：“噢，文强的家属，好好地对她。文强是我们的同志，在延安给他平了反，这个人不是坏人。” 在陈毅的安排下，葛世明加入了中苏友好协会，加入了妇联。葛世明也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嘛，还安排了两个学校让她去教书。对她很优待。我原来在上海的房子，也发还了。 到了后来，陈毅调到北京当外交部长了。大陆的政策也变了，开展了大镇反，有人说上海的政策对反动派太宽了，一个战犯家属还加入中苏友好协会，还加入妇联，还在两个学校当老师，真是太优待了，一下子，把葛世明的工资全部取消，把她管制起来，连出个门都要向居委会报告，而且天天逼着她，要她交代我的问题，每天又批又斗的。葛世明气得很，气得没有办法。 她刚从台湾回来的时候，到山东沂州关押我的地方，想看看我，但是没有得到允许，她跟我就再没有见着面。 她觉得绝望了。有一天晚上，她把房子里的煤气罐打开，把窗子都关上了…… 被人发现后，把她送到急救站里去，人还活着，本来还可以抢救过来，但是那时候不给抢救，说是自绝于人民。就这样，我的第二个妻子葛世明在上海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