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走脱军统

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我跟着胡宗南到郑州参加受降。参加受降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两个人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文强抗日功劳很大，应该晋升中将。１９４６年，蒋介石正式批准我升为中将，这一年，我３９岁。 日本人一投降，我那个北方局移交给了徐远举，我接手东北，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对外的身份是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 胡宗南问我：“你现在奉命调东北，以后我怎么跟你联系呢？” 我说：“你怎么规定我就怎么办吧。” “给你个密码，你打电报不要称胡宗南，我姓陈，名字嘛……”胡宗南翻着黄历看：“哦--有了，陈继生。你打电报给我，称陈继生。” “行。” 胡宗南说：“你把掌握的华北、东北的情况经常告诉我。” 我说：“如果有整理好的文件，也送一份给你。” 胡宗南又说：“我告诉你，我当这个第八战区长官，相当于西安战区长官，我没有到过别的地方，也没有到过北平，现在我要派一个集团军到河北，到北平。”后来，胡宗南果然派了三个军到了北平。我觉得他手伸得很长，由西北伸到华北，还想伸到东北。 当时苏联在沈阳还没有撤兵，东北去不了，我暂时在北平办公三个月。这时戴笠到了北平。戴笠打电话给我，要我去见面。见到戴笠，他说：“内战看来是越打越大。”戴笠从皮包里拿出一份文件给我看，说：“这份文件是我们校长召集的一个秘密会议的记录，是胡宗南亲自记录、整理的，这个文件只给你看。看了之后，明天早上归还我。” 我一看这个文件，是蒋介石的讲话，说共产党在山西晋东南发动了战争，把阎锡山的队伍吃掉了，在太行山也发起战斗，把四十军、三十军消灭了。蒋介石说，各部队都要督察不利于剿匪的言论，这个战争会打下去。 我到了沈阳后，四平街发生了一次很激烈的战斗。杜聿明把林彪打败了。 东北的空军副总司令到沈阳找到我，说：“哎，不是我找你，是胡宗南找你，他叫我们空军把你送到西安，说这样保密一些。” 我说：“我也没有什么更多消息要报告他呀，再说可以发电报嘛。”我就没有坐飞机去西安，而是写了一封信给胡宗南，向他报告了一些消息，其中有杜聿明打四平街的情况。 １９４６年３月，戴笠坐的飞机失事，戴笠摔死了，我又回到重庆，参加追悼会。戴笠的摔死好像是上苍的安排，他姓戴，而他坐的飞机撞在南京附近江阴这个地方的戴山上，戴山并不高，说是山，还不如说是一个小山坡；飞机撞在山上，戴笠的身体冲进山中的沟里，这条沟叫做“困雨沟”，而戴笠的别号恰恰叫做“雨农”，戴笠的小名为“春风”，他摔死的日子，正是春风轻轻。 我回东北后，蒋经国也到了东北。他是外交特派员，在东北有个办公室。他请我吃饭时对我说：“你过去研究日本问题，现在日本问题结束了。你现在最好是研究中国问题、研究朝鲜问题、研究苏联问题，研究后向我汇报。我来东北也是这个任务，也在关注这三个问题，苏联问题我了解，但是朝鲜问题我不大了解，我们两人合作吧。” 过了几天，蒋经国又对我说：“外交问题由我办公室的秘书负责，我走了。” 我问：“你到哪里去呢？” “我到新疆去。新疆问题很严重哪。” “新疆有什么严重问题呀？”我问。 他说：“俄国有很大的野心，他们的力量超过我们在新疆的部队好几倍，一下子把伊犁那些地方都占了，这个问题很严重，我去看看。” 一个多月以后，蒋经国从新疆回到东北，我和杜聿明又见到他。他说：“我到新疆跟俄国人谈，他们不理我，根本不见，还是蒋夫人去干涉的。” 我和杜聿明不约而同地问：“蒋夫人在重庆怎么干涉这个问题呀？” 蒋经国说：“蒋夫人到了新疆。蒋夫人说，这个问题还是要英美出来说话，没有英美出来说话，俄国决不会撤兵。” 果然，后来宋美龄请英美出面干涉俄国。宋美龄对俄国人说：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你俄国如果没有美国支持，就不可能把这场战争打胜，你为什么要这样欺负中国呢？我们和蒋经国一起，都很称赞宋美龄。 我跟蒋经国长谈过几次之后，做出了一个我自己的决定：虽然我没有回到共产党那边，但是我视共产党为友人。现在我看到蒋介石反共是越走越远了，再加上戴笠也死了，我失掉了一个后台，我下决心，军统方面我不回去了。 当时，军统局内就分为三派，相互争得厉害，郑介民，是黄埔第二期的，他是十三太保里的人，第二个是戴笠的主任秘书毛人凤，也是个黄埔学生，第三个是唐纵，他是黄埔第六期的，也是十三太保之一，他们都要当局长，我看三派势力都很强，我如果再在这里搞，就会出问题。他们哪一派都会随便把我打掉，我接近哪一派，都会有杀身之祸。我决定退出军统，但是不能明退，如果明退，他们会采取手段对付我，怎么办呢？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有一个人可以找，就是程潜，他是国民党的元老。我跑去找程潜，说：“颂公，你这个党国元老，我愿意来帮你的忙。” 他说：“噢，我早就想到了，你来帮忙我很高兴。你华北东北都工作过，你的关系特别多，你帮助我工作，我特别欢迎你。” 程颂公告诉我：“我这个武汉行营主任哪，干不了几天了，白崇禧来抢这个位置啦。” 我问：“那你干什么呢？” 他说：“要把我调到湖南长沙，当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管湖南和江西两个省，还兼湖南的主席。” 我说：“好，这个官不小啊。” 他说：“你就这样吧，你跟我一道来干，你如果要当文官呢，我在湖南或者江西给你安排个厅长什么的，你要当武官呢，我正好要在绥靖公署成立三个兵团，你当一个军长是足够资格了。你到我这里来。” “好好好。”我向程颂公表示，“我到你这里不是来做官的，也不是想要什么地位。你是老前辈，和我父亲是朋友，你把我摆在哪个位置，我就服从。” 他说：“你暂时给我当办公厅主任吧。” 我想了想，又对程潜说：“戴笠死了，军统的三个头头争得很厉害，我如果不辞而别，他们一定莫名其妙，认为你怎么到程潜那里去了呢？我必须先跟他们先打个招呼。” 程潜说：“那可以呀，可以可以。这样吧，我给你写三封信，你交给他们，我告诉他们，这里很需要人，要把你们那里的文中将借过来，来帮助我。” 我说：“对对对。” 程潜给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人分别写了信。 我首先跟郑介民商量，他不高兴了：“我在这里干，你不能离开，中国的华北、东北你都干过，你离开那我还干啥？你不能走！” 我说：“颂公写了封信给你。你看看吧。” 他看了信，说：“那这样，你要离开一下也可以，你一定要在我们这里挂一个名，我们这里有个设计委员会，你就做设计委员会的中将委员，如果你连这个名都不要，那就不好啦。你保留一个名义，愿意回来的时候你还可以回来嘛。”我说我按你的意思办，给我保留一个名义。 我说：“我告诉你，我到了程颂公那里，国家有钱给我，我只在程颂公那里拿一份钱，不能拿你的一份，如果拿两份，那又不好了。” 他说：“你这个人真是很廉洁的啊。你这样办也好，你的粮饷我们就不给了。” 我又到毛人凤那里，毛人凤的资格比我低，我已经是中将，他还是少将。他说：“你要离开？我们这里分成三块了，还不晓得鹿死谁手？你也不参加到这里头来占一份？你这个人很难得，很自爱，我们不像你，你的面宽，你到哪里去都有人欢迎你。我们是跟戴笠起来的，靠着他，他又死了，没路走啊。” 我说：“我跟郑介民谈过了，颂公也给他写了封信，也写了封信给你。” “我看看，我看看。”毛人凤一看信，说，“你这个人呀，不愿意在这里跟我们争什么，不愿意争长论短的。我也同意，我也同意。” 我说：“你们两个都同意，唐纵那里说不说都没有问题了，他也不管这个事，不过颂公也给他写了一封信。” 毛人凤“咳”了一声，说：“这封信给不给他看都没有问题。我同意了。” 我回去后告诉程潜，程潜很高兴：“哈，那很圆满了，很圆满了。” 就这样，我脱离了军统。 后来我成了战犯，共产党从来没有追究过我军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步棋走得对。 我跟着程潜到了绥靖公署，给程潜当办公厅主任。有一天晚上我在他屋里聊天，我说：“你这个湖南人哪，是湖南人的家长，你过去的地位都比现在的地位高嘛，参谋总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武汉行营主任，都比现在的官大，你在湖南称家长，湖南人一定很高兴。你怎么不写一篇告湖南人民书？” “噢？”程潜说，“你的这个想法很好啊。这样吧，今天晚上你就帮我写一篇。” 我说：“那倒很容易。” 晚上，我就把《告湖南人民书》写好了。第二天交给程潜一看，他很高兴，说：“比我自己写得还好。如果我自己写，我还不知道怎样落笔呢。写得好，写得好。” 我说：“你不要说是我给你代笔，这样一说，很多人还不愿意，颂公那样高的地位，哪还要文强代笔呀，是不是？” “那怎么办呢？这个《告湖南人民书》总得拿出去啊。” 我出主意：“颂公，就说你自己起草一个《告湖南同胞书》，起草后把你的参谋长，还有湖南的几个写手叫去了，把我也叫得去，给我们看看，这样不就行了吗？” 我在程潜这里差不多一个月后，程潜成立了三个兵团，他问我：“你是在我们这里当个厅长还是当个军长呢？” 我没有考虑，说：“你让我当军长我就当军长，你让我当厅长我就当厅长。我个人没有意见。” 对于我的安排，我也不知道程潜是怎么决定的。第二天晚上，程潜给我打电话，让我到他家里吃晚饭。我想：哎，他是不是要把我升官呢？怎么要我去吃饭呢？ 我就去了。他夫人跟我讲：“委员长来了电报，让你到差。” 我很奇怪：“到什么差？” 程潜夫人说：“杜聿明担任了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前线指挥部，要你去当副参谋长。” 我说：“我不知道啊。” 她说：“电报都来了，你在我这里吃了晚饭，明天你就要坐飞机去到差了。明天还要给你送行呢。” 这时，颂公说话了：“好吧，我要留也留不住了。你的校长给你升的这个官也不小啊，指挥十六个军呢，中将副参谋长啊，你的这个校长要调你走，我留你留不住了，你是他的学生，他调你去，我没有办法留你。你到我这里来，地都没有踩热啊。” 过了一会儿，程潜的参谋长来了（程潜的参谋长是黄埔第一期的，叫刘家绪），他说：“哎，你晓得不晓得，你升官了。”他说：“光亭（杜聿明，字光亭）他有个信给你。” “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参谋长说：“信在我这里，你看看。” 杜聿明写给我一封长信。大意是：刘峙要当徐州前线指挥部主任，请我去当副总参谋长。杜聿明那个参谋长舒适存过去给彭德怀当过参谋长（舒适存过去从江西彭德怀那里跑出来，自己投降来的，过来之后他在陆军大学旁听，毕业之后当过师长，又跟廖耀湘当过新六军的副军长，以后还当过兵团副司令），杜聿明还不大放心他。让我管人事，管司法，管后勤。 参谋长说：“一切都归你管。你是黄埔学生嘛。你和那个参谋长都是中将，待遇一样，你也是１２００块钱。他也是１２００块钱。杜聿明特别看重你。” 这天晚上，程潜跟我谈了很多话，他说：“你去了要小心啊，共产党你是打不倒的，共产党的战法你也知道，他没有五六倍的力量不给你打，他没有把握也不打，他白天不露面，晚上出来跟你打，你找不着他，你机械化部队有什么用呢？杜聿明掌握着十六个军的机械化部队，但是打共产党没有用，机械化部队打共产党，等于高射炮打蚊子，怎么打得到啊？” 程潜望着我一笑：“我看共产党并不成气候，可是一打起来，我们总是失败。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 我说：“我不去也不行。去呢，我忧心忡忡。不过你讲要准备当俘虏，我还没有想过。我们是高级司令部的人，难道还跑不掉吗？不见得当俘虏。” 我心想：颂公给我饯行，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呢？准备当俘虏？我认为他的话说得太过火。现在想起来，颂公的话一点也不过火，颂公还真说对了，时间不长我真的当了俘虏。 事后我觉得，人很难逃脱宿命。当时，我决定不再参加内战，逃脱反共的范围，费了好大的劲才脱离军统，到了程潜老前辈的旗下，我以为走脱了，结果可能是命运决定，还是走不脱，杜聿明向蒋介石写报告，一定要把我调了去，蒋介石就批准了。想躲躲不掉，这不是冥冥之中自有主宰吗？ １９７５年我特赦出来，参加宴会，第一桌有黄维，第二桌是我，第二桌跟我作陪的人，有一个姓张的黄埔四期的同学，是个上将。他说：“文先生，我也是黄埔第四期的，我今天来参加宴会，让我作陪，见到你这位同学，敬你一杯酒。” 还有一个作陪的是孔从洲，他原是国民党机械化部队的一个负责人，他也端起酒杯：“我也敬文先生一杯酒。”我没有问他是哪里毕业的，但是我认识他，我跟胡宗南一起到郑州参加日军受降仪式时，他是三十八军的一个师长兼郑州的警备司令，郑州的守备军队就是三十八军一个军。当时，孔从洲见了我，对我说：“我听外面讲，你要晋升中将了，我做一套衣服送给你。”我说：“我有衣服啊，你不必做。”他说：“我一定要做，这是日本将官呢，料子很好，你虽然有衣服，我也做一套送给你。”他叫裁缝给我量尺寸，没有过三天就做了一套将官呢的军服。就是这个孔从洲在宴会上对刚刚特赦出来的我说：“我和毛主席是亲戚，是亲家。”“哦？”我说：“你还有这样一层关系啊。” 我看见一位夫人坐在我们第二桌，她看着我笑。这位夫人我好像认识，但一下子怎么叫不出名字呢？ 这位夫人端起酒杯对我说：“文将军，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呢？” “很面熟，我一下子叫不出名字。”我有些不好意思。 她把桌子上写着她姓名的牌子转过来给我看，啊，是程颂公的夫人！我感慨地说：“原来是你呀。我在湖南绥靖公署见到你的时候，恐怕你只有二十多岁吧？” 她笑着说：“差不多。以后颂公把我送到香港去了，他起义之后，又把我接回来了。那天晚上，我们给你饯行，送你走的时候，颂公讲‘你恐怕会当俘虏’，我看你那天晚上很不高兴，我也觉得颂公那个话说得太重，人家到差怎么咒人家呢？今天看来，颂公说得没有错，他到底有经验。你的老太爷在日本留学时跟颂公是同学，我们颂公在日本读书时不过是个士官生，你的父亲是个学者。颂公从日本回到湖南，搞了个建国军，当了总司令，其实他也没有多少队伍。你的父亲跟颂公、黄兴他们关系很深。那天晚上颂公因为你父亲的关系，跟你说了那一番话，现在想起来很亲切。我希望你最好不要去，但是不去又不行。”颂公夫人的名字叫郭翼青，当时我听了她的一席话，我流泪了。 她安慰我：“事情都过去了嘛，你不要流泪了。” 后来，我跟颂公夫人两个同时成为第六届政协委员，又同时是第七届政协委员。她比我小十多岁，现在已经去世四五年了，而我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