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战地轶事

我先讲一件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时的事情。 抗战一胜利，林彪带着大概一万多人守着山海关，李运昌也有一万多人，和林彪一起堵住山海关打，不许蒋介石的部队进入山海关。杜聿明带了一个军跟林彪打，没有分个胜败，没有打进关去，后来汤恩伯的十三军来了，还有五十二军也来了一部分队伍，这样一打，林彪就垮了，山海关守不住了，林彪带着他破破烂烂的部队向锦州撤退，杜聿明的部队一直顶到锦州。我要到东北到差，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但是锦州有敌人，我暂时去不了东北，就在北平等待。 圣诞节前后，杜聿明有一天晚上很高兴，冲着我喊：“打开了，山海关打开了，林彪不晓得逃到哪里去了！” 我问：“那你的部队怎么办呢？” 他说：“追击！我的部队已经到了锦州了。” “噢？”我说：“部队已经到了锦州了？” 他说：“廖耀湘、孙立人的部队到达后，我们就有足够的兵力了，我们的兵力超过１０万呢。哎，你怎么还在北平呢？” 我说：“东北行营现在还去不了啊。” 我正在北平，想东北也去不了时，宋子文到北平来了。宋子文对我说：“你拿我一张名片，现在北平到锦州已经有飞机了，你可以离开北平了，锦州已经安排好了你的一切。” 我问：“飞机归谁管呢？” 宋子文说：“是中央调来的，你拿我的一张名片，就会给你派飞机的。” 我就跟航空司令部通了电话，电话那边说：“你是文中将吧，你明天早上到飞机场来，我们单独给你配一架飞机送你到锦州，锦州地面有保护的部队。” 第二天，我带着一批人坐飞机来到锦州。后来听人家讲，中将以上官衔的，头一个到东北的就是我。 我到了锦州后，杜聿明也来了，杜聿明跟我讲：“从林彪部队里来了三个团级干部，向我们投降了，三个都是大学生，是在林彪部队里搞政治的。这几个人交给你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好，他们是自己来投降的，我想了一下，决定先见见他们再说。我对部下说：“把那几个人送来见我。” 这三个人被带来见我，我一摸他们身上的衣服很薄：“哎呀，东北的冬天这么冷，你们还没有棉衣呀，这是怎么过的日子呀。” 我就喊部下：“我们的棉军服还有没有啊？一人发一套给他们，把衣服换了再来跟我谈话！” 一人给了他们一套棉衣，一件大衣，他们感觉到很暖和，说：“你这个长官好啊，什么都没有谈，就送衣服给我们。” 我说：“你们看，我们穿的皮衣服，脚上穿的长筒皮靴，天气太冷了嘛，东北这个地方好冷啊。” 我问：“你们为什么要跑过来呢？” 他们说：“我们三个都是大学生，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这个国家跟日本打了八年，为什么搞到现在还要打内战，我们想不通。我们到了锦州之后，非常想家。” “你们三个人是什么地方人呢？” 他们说：“是济南附近的人。” “我今天晚上不跟你们多谈，我让伙房做点东西给你们吃吧。希望你们三个人自己写个自传，什么学校毕业的，家庭情况怎么样？在共产党里搞了多久？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投降？写好了早点睡觉。”我又对秘书说：“他们写完让我看看。” 第二天我一早起来，秘书把他们三个人写的自传交给我，都是大学生嘛，写得不错。我把他们三个人叫来说：“这样吧，二话不谈，准你们三个人一个月的假，你们回家去，找到你们的家属亲戚，一个月以后到这里来报到，我会安排你们的工作。另外呢，给你们拿点路费。” 我又问：“你们结婚了没有？” 他们说：“婚是结了，可是好多年没有回过家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妻子。” 我说：“你们尽量去找，找到了带着一道来，我把路费给你们。不过我限期一个月，希望你们不要违背了，准时回来。” 一个月之后，这三个人都回来了，妻子也找到带来了。我说：“我也不跟你们谈道理，你们都是为国嘛，大道理不谈了，我介绍你们到政治部去，按你们的能力分配你们的工作。” 他们到了政治部，政治部打电话给我，说：“他们三个都是共产党的团级干部，你考察得怎么样呢？” 我说：“我没有考察别的，他们现在不愿意在共产党里面搞了。不愿意打内战。我就考核这一点。你们再要作什么考核，你们去考核吧。我不干涉你们。” 政治部那些人可能对他们三个态度不大好，没有过多久他们三个人又跑回来了，说：“我们不到政治部去了，那些人对我们不好，把我们看成敌人一样。我们还是要跟着你这个长官，在你这里派我们点事做吧。” 我表示：“可以。”其中有个姓王的，叫王世奎，是学历史的，我问：“你想干什么工作呢？”他说：“我不反对共产党，你们对我又这样好，我想在沈阳找家报纸搞历史。”我说：“可以吧，你去当大历史学家就对了。”我当即打电话给长官部的秘书长，秘书长说：“好好好，投降过来的嘛，我们负责给报社介绍。” 我又对另外两个人说：“派你们做一个事情，日本人在我们东北做了许多许多的坏事，我派你们两个人，另外还派一个人给你们，成立一个工作室，清理日本人的那些东西，日本人过去在东北搞了些什么坏事？有些什么机构？查查这个事，你们把这些材料集中起来，作为我们以后对付日本人的一个窗口。” 这两个人很愿意。我又派了一个姓毕的，叫毕玑，他是戴笠训练班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是个大学生。 他们做了很多事，把日本人的许多档案找到了。可是，我派的那个毕玑，看不起那两个投降过来的人，认为他们是叛徒，把他们的玻璃板打破了。那两个人又跑来找我，我把毕玑叫来，说：“人家也是大学生，你打人家的玻璃板，搞成这个样子，多么不好啊，我让你负一点责任，领导他们去办，把事情办好了就对了嘛，怎么把人家得罪了呢？” 毕玑听我一讲，向我哭了一顿，我说：“不要哭了，你也承认是工作上待人家不好，你需要改正，你这个拳头往玻璃板上一打，把自己的手都豁开了，不好啊。我现在把你辞退，你没有资格领导他们嘛。” 没想到，过了几天，那两个人又找我，要我把毕玑派回去，说这个人脾气稍微暴了一些，别的地方还是很好的，我又按他们的意思，把毕玑派回去了。后来，毕玑一直到解放后还和我通信。 下面我要讲的，是到了杜聿明手下，在徐州时，遇到更棘手的事情。 我们从徐州撤退的路上，一天晚上，我们撤到安徽和河南交界的地方，叫做孟集。第二处处长跑来报告，说后面有一座小山，小山上面有个宝塔，发现宝塔里面有火光，恐怕那里埋伏有解放军，问我们怎么办？ 我说：“你这个人，身为处长，这个问题还来请示我？你派个特务连，围住宝塔喊话看看有什么动静，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会办，还来问我？” 二处处长调了一个营包围了宝塔，冲着里面喊了一会儿，里面没有动静。他们就把门炸开冲进去，抓了七八个好像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人，还缴获了炸药包、手榴弹。 在宝塔里有潜伏的八路军武工队一事，给宿营地造成了恐慌的气氛。到了半夜，忽然有枪声，枪声由疏而密，经查，是特务营警戒兵打的，他们说：“共产党的部队到了，有冲进寨子的可能。”特务连连长杜宝惠（杜聿明的侄孙）也这样报告，搞得杜聿明一夜没有睡觉，几次打电话要邱清泉调部队增援。一直闹到天亮，连共产党部队的影子也没有见到，一夜乱打的结果，是把我们自己在寨子外露营的坦克兵和辎重兵打死打伤了不少。事后追查责任，才发现是一场虚惊，原来是几名电话兵在夜里查线路，相互之间为了联络，喊叫：“来了！来了！”警戒兵听到，以为是解放军来了，举枪乱打。 我审问抓来的几个人，他们承认自己是八路军的武工队，说知道你们要在这里宿营，准备晚上把你们干掉。 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杜聿明，杜聿明拿支笔一批：“就地枪决！” 我把军法处长和第二处处长找来，对他们说：“你们糊里糊涂的，判断不对呀。” “怎么不对呀？” “如果他们要炸掉我们的指挥部，这个罪就大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得手，法律上叫做‘犯罪未遂’，就是有罪，也要减刑，不能杀，要杀也只能杀为首的一个，把那七个人都杀掉？哪有这样的法律啊？” 军法处长说：“杜总司令已经批了，按他的批示办理，就地枪决，我们没有权力改变，恐怕你参座也没有权力讲这个话。” 我气得很：“要杀也不能把七个人都杀掉，这是第一；第二，上面有个通报，讲不要杀俘虏，我看他们就是几个农民嘛，杀了俘虏，违反国际公法啊。” 我这样一说，军法处长软下来：“杜老板已经批了我有什么办法呢？你就签个字吧。” 我说：“我不敢签这个字，我一签字，这七个人都枪毙了。” “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这里又没有铁笼子，又没有监狱，往哪里关这些俘虏呢？”军法处长很为难。 我拿过笔来写了四个字：“暂缓执行。” 军法处长和二处处长都不愿意，瞪着眼睛看着我，我火了：“你们看着我干什么？赶快把俘虏押回去，跑掉一个人，我杀你们的头！” 第二处处长姓李，他私下对我说：“你说得不错。杜老板这样批也太过了。” 我说：“按我的意思办。” 第二天，我们转移到陈官庄附近，这七个人随我们转移。我再一次对军法处长和二处处长说：“要优待这七个人，给他们弄饭吃。我这样做了，一切后果由我负责，如果要杀头，就杀我的头，不会杀你们的头！” 这两个家伙挺厉害，说：“你签的条子我们复印下来了，带在身上，条子是你批的啊。” 杜聿明一直不知道这件事。 这七个人关了半个月，军法处长天天埋怨我，说你看这个事，还要天天给他们弄吃的。军法处长天天催我执行。 二处处长偷偷跟我说：“这样办，我让第二兵团邱清泉那里开个口子，假装我们有任务，把这七个人派出去。咳，把他们都放了，他们在这里还要吃要喝的。” 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办法：“可以呀，就从熊笑三那个军开个口子，把人放了，邱清泉这个人很马虎，不会追究的。如果邱清泉说放了共产党的俘虏，你们就推到我的头上，说我们副参谋长管这个事。” 按计划行事后，果然，邱清泉打电话来了，问你们抓的那几个人，为什么放了？ 我和他打官腔，说：“另有任务。” “噢，另有任务啊？” 我很肯定：“另有任务！是我批的，我负责。” 邱清泉不说什么了。我放了这七个人。 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因为两条罪不能特赦，一条罪是放毒气弹，一条罪是杀了七个八路军武工队的人。北京去的人审查这件事的时候，我向他们讲清了这件事的原委，直到这时候，杜聿明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急得不得了，在我面前要哭了。我说：“今天到了这个时候我才告诉你，那七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已经过了１０年了，如果这七个人还在，恐怕都升官了。” 杜聿明说：“你跟我讲的是假话。” “现在咱们都是战犯了，这个时候我还跟你说什么假话呢？是我办的事情嘛。”我又跟他说放毒气弹的事情：“放毒气弹的事情你也无罪。” “我怎么无罪？” 我说：“我们陆军没有毒气弹嘛。那是南京派空军来投的，这个罪归南京，你揽到自己身上干什么呢？再说那天扔的也不是很毒的东西，只是辣椒水嘛。” 杜聿明说：“你还帮我辩护呢。” “你这两条罪状都不成立，我已经向北京来审查的人讲了，他们也点头。”后来北京审查组专门寻找那七个人，七个人都在。 杜聿明得到特赦了。比我早出来１５年半（杜聿明是１９５９年１２月特赦，我是１９７５年３月特赦），杜聿明特赦时对我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