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探亲美国

我决定访美是缘于一个偶然的机会。１９８５年的一天，我到原国民党的一个姓郑的军长家里作客，他也是文史专员，跟杜聿明、宋希濂一道特赦出来的。他高高兴兴地从屋里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我一看照片上，大约有一两百人合影，前排有一个女士，穿着红旗袍，其余的人都是一身西服。
我问：“老郑，你这个相片是哪里来的啊？”
他说：“刚刚美国一个朋友寄来的。你看看你认识几个人？”
“前面这个穿红旗袍的女士我就认识嘛。”
他问：“你怎么认识的嘛？”
我说：“她是我的学生啊。”
“她现在在台湾的地位很高啊，是台湾的国大代表，蒋志云。”郑军长说。
我告诉郑军长：“我和她都在上海时，日本人抓我，她救了我的命，我把她送到了香港，我又救了她的命，她当台湾的国大代表，我和湖南方面给她出了力。她的丈夫是黄埔第六期的，和我也认识。”
他又问：“你看看穿西服的里面你认识几个人哪？”
我问他：“你呢？”
“我认识三四个。”
我仔细看着照片上穿西服的那些人：“我认识四十多个。”
“哎呀”，他有些吃惊：“你怎么认识这样多啊？”
我说：“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再一看照片背面，写着：“为蒋志云祝寿”，原来这些人都是来给蒋志云祝寿的。
他说：“哎呀，我只看出三四个人，你叫出名字的就有三四十个。我向你提个建议，你写个报告，到台湾去看看嘛，台湾去不成，就到美国去看看。”
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到台湾去嘛，还不可能，到美国去还是可以的。那好吧，我给蒋志云写封信，看她怎么表示，她如果表示欢迎，我再打报告给邓颖超。如果表示不好，我就不报告了。”
我回家后，给蒋志云写了一封信，说好多年不见，现在我看到你的照片，在照片上还看到三四十个认识的人，老朋友这样多，我就有一个想法，到台湾看你们不可能，我很想到美国去和你们见见面，如果你们认为可以的话，希望复一封信。
信发出去后，大约半个月，就收到了复信，蒋志云热烈欢迎我到美国去，在旧金山见面，一切由她安排。她在信中说，她的女儿、儿子、儿媳都在美国。我把信给郑军长看了，他说：“你的部下对你都很好啊，很有感情啊。”
我写了一份报告给邓颖超，对政协杨副秘书长说：“请送邓大姐，我要到美国去。”
在这里，我要说说我与周恩来的关系。
我进入黄埔军校时见到了周恩来，他是我加入ＣＰ的介绍人，我们一见面就感到很亲切。
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我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周恩寿是周恩来最小的弟弟，比我大两岁，１９２５年，他到广州的时间比我早半年，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对我讲：“我的哥哥也在这里，他要我找你去一趟。”
我问：“你的哥哥是谁呀？”他说：“我的哥哥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谁啊？我不知道。”
他告诉我：“他是黄埔的政治教官，是政治部主任，你还不知道啊？”
我说：“你不讲我就不知道。你有这样好的哥哥在这里，那好啊，可是他找我干什么呢？”
周恩寿说：“我也不知道。”
我让周恩寿带着我去见他哥哥。到了政治部，周恩来热情地让我坐下，说：“你认识了我的弟弟，现在又认识了我，好啊。”
我坐下后，周恩来对我说：“你有个姑母，还有个姑父，姑父姓李，你知道吗？”
我说：“我的姑姑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她是湖南省立师范毕业的，嫁到李家，我姑父是宁夏人，这两个人都到法国留学去了，这个我小时候就知道。”
周恩来高兴地说：“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同学，后来他们到里昂大学去了，你姑父学建筑工程，你姑母学美学。”
“不错，我的姑父已经当了湖南公路总工程师。”
“噢”，周恩来说，“那么高的地位了嘛。”
我说我的姑母在湖南大学教美学，周恩来说：“他们两个人都搞得很好啊。”
他又问：“你晓得徐特立吗？”
我说：“徐特立，我喊他老师嘛。他也是我姑母的老师，后来办了一个艺术专科学校，徐特立是校长，我是他的学生。另外，我的父亲跟徐特立关系特别好，都是湖南长沙人嘛。”
周恩来说：“徐特立跟你父亲是同乡，我跟你姑母是同学，你到了这里，我们又是革命同志了。”
我当时想，哎呀，这么近的关系了。
这时，周恩来又对我讲：“我要跟邓颖超结婚了，你算是我们的亲人吧，请你参加我们的婚礼。”
我说：“邓颖超我没有见过嘛。”
他笑着说：“趁这个机会见见面。”这时是１９２５年８月。
我感到周恩来没有把我当外人看。去参加他的婚礼之前，我跟周恩寿商量：“得送点礼呀。”周恩寿说：“不用送，他们是革命结婚嘛。”
我很坚决：“那不行，我们这样深的关系，礼都不送，太不像话了。”
周恩寿说：“革命，革命！”
“革命，革命，革得连礼都不送啦？”我坚持自己的想法，“应该送！”
“那送什么？”周恩寿问。
我说：“我也不晓得送什么。”
我们两个人想了一会儿，周恩寿说：“一定要送就这样好了，我去买一张红色的宣纸，你是艺术专科学校的，你写几个字就行了。”我同意，这样挺好，也省事。
周恩寿跑到外面买了一张宣纸回来了，我考虑了一下，写下了六个字“花花圆圆寿寿”，接着落款：周恩寿、文强。周恩寿一看，喊了起来：“怎么把我的名字写在前头？这又不是我写的！”
我说：“你比我大两岁，纸也是你买的，你哥哥结婚，你这个弟弟就不送礼啦？”周恩寿听我这样一说，看着这六个字，说意思好，字也好，那就这样吧。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礼上，我把字带去，周恩来看了，邓颖超也看了，都非常高兴。
周恩寿黄埔毕业后，在蒋介石部队里当过师里的政工人员，后来脱离了蒋介石，到天津王光英那里做生意。其实周恩寿很有才干。
话再说回来。我给邓颖超写了个报告说要到美国去，邓颖超接到报告后，很快找我谈话，她说：“你有这样好的关系，蒋志云，了不起啊，这个关系好。听说你还认识三四十个，看来你过去的活动面很大嘛。”
我说：“我那时跑的都是高级司令部，从西北、华北到东北，接触的都是高级人员。我认识的这些人，相互都是很有感情的，如果没有感情，我们几十年没见，怎么还能在照片上一下子认出来呢？”
邓颖超说：“他们很热烈地欢迎你去呀。我让公安部给你办出国手续，经费的问题你不用担心，国家会拿钱给你。”
我表示，我到美国只需要一些路费就行了，我们国家困难，不要拿钱给我，我也不带人，带一个人就多一个人的钱，我就一个人去。到了美国见到旧部应该是什么立场，应该怎么说话，我还要做充分的准备。我有几个到过美国的黄埔同学，到了美国不敢见老朋友，那有什么意思啊？我去美国后，要了解台湾的情况。
邓颖超说：“你这个想法很好啊，不是去游山玩水，是去做工作啊。”
很快，邓颖超通知了公安部，公安部几天就给我办好了出国手续，还请我吃饭，欢送我。
１９８５年９月２０日我启程赴美，开始了为时三个月的万里之行。在跨越太平洋的飞机上，我写下了杂诗两首：
出国机中
东西抵足浑如梦，划破长空历海涯。
万里雄风来大国，五洲荣誉数中华。
探亲访友云情重，无限乡思望月搓。
纵令荆蓁铺满地，灵犀精卫自由花。

话旧情殷梦里年，何期相聚异乡眠。
天高气爽清秋月，海阔洋空自在船。
全为探亲倾肺腑，不辞劳瘁与颠连。
长城万里欣然掠，乐载锦帆奏凯旋。

我的意思是全世界都非常尊重邓小平，邓小平把中国的事情搞得很好。我想，到了美国，我一定要把邓小平的旗帜插到美国，一定宣传邓小平主义，让我那些老朋友了解现在中国搞得很好。
我刚一下飞机，海关的一个美籍华人迎上来，用英文招呼我：“文将军”，我想他怎么知道我是文将军呢？我用华语跟他讲：“你是个中国人啊，为什么拿外国话跟我讲话啊？”他有些不好意思，改用华语答复我：“将军不要生气，我现在是美籍华人，在海关服务，按照美国海关的规定，只能讲英语。现在你让我用华语，我就用华语了。”
他接着又说：“你是个特殊人物，你的行李免检。”
我说：“非常感谢，你们对我很礼貌。”
他说：“在美国认识你的人很多，现在机场外面有一个台湾来的贵妇带着儿孙在等着迎接你。我帮你拿行李，把你送出机场，你见到那位贵妇，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连连道谢。他拉着行李，把我送出机场，我一看，蒋志云来了，她冲着我喊：“老师，我们三代人来欢迎你呀！”她的丈夫、女儿、儿子、儿媳、外孙，都来了。
我们先到了蒋志云女儿家里，气氛很热烈。蒋志云说：“我们早准备好了，有给你开车的，有给你当翻译的，还有给你做湖南菜的。你这次来，一定要把你照顾得舒舒服服的。我们安排你到１０个州，在旧金山住一个礼拜，然后到休斯顿住几天，再到华盛顿、纽约，就按照这个计划周游一下吧。一切费用你不要担心，我们给你准备好了。”
“我在旧金山有很多朋友，我跟他们见见面”，我对蒋志云说，“我把电话告诉你，你派人替我联系，约好时间，招待他们吃饭，我们是老朋友嘛。”
蒋志云说：“你开个单子，我派人去办。”
很快，老朋友都联系上了。其中一个是王昌杰，是我的一个部下，在我身边当过军法官，在美国，他成了大艺术家，在旧金山有他的画廊。王昌杰马上给我来电话，说明天一早来看我，请我吃饭，至少要请三桌，都是些认识我的人。还有一个是林伯渠的女儿林慰君，是个医学家，也是明天来看我。
我给来见面的老朋友都题赠了诗，给王昌杰和林慰君的诗是这样写的：

题赠艺术家王昌杰老友
艺坛美髯晤仙翁，原是军书益友雄。
无愧风云挥画笔，山河日丽九州同。
题赠林慰君夫妇
英烈千秋俎豆歆，篇篇金玉锦文心。
一门孝友泰山重，潮发闽江入武林。

记得我特赦出来填表，表示去向的那一次，其中有十几个人申请去了台湾，后来他们有的到了美国，有的到了香港。这次我在美国见到他们，彼此都很高兴，他们问：“你怎么到美国来了？”
我说：“我不但到美国，我还要跑１０个州，要到好多好多地方去，计划用１００天。我是自由自在地探亲访友。”
他们好多人表示：那时我们考虑不周，要是在中国生活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中国呢？他们很后悔。
我说：“你们既然走了，到美国也好，到任何地方也好，只要生存得下，就行了。不过，要生活得有意义，如果生活得没有意义，在任何地方都不好。”
什么叫做“意义”？
我认为，如果在任何地方都会生活得很幸福，而且使各方面--家庭、社会、国家都很满意，在生活上不妨碍人家，你就有意义了。
我说：“我这个人是四海为家，这块天地，我随便在一个地方都行。”
老朋友们说：“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我对他们讲：“任何事情我都不悲观，我愿意做个乐观主义者。”
我在美国的公开场合，到处讲邓小平主义，我说：我在有生之年能够写出一本《邓小平主义》，是最愉快的事情了，我现在正在写，我要写一本《邓小平主义》。我认为俄国搞乌托邦把自己搞垮了，中国如果不受俄国的影响，可能共产党还搞得好一些，后来中国共产党从俄国的乌托邦之下解放出来，有了自己的新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这些是我的想法，我要把这些想法写进《邓小平主义》。没有邓小平的基础，就不可能有中国的一切，我希望邓小平的历史要长到百年以后，长到２００-３００年以后。只要我的生命不息，我的这个想法就不止，这是我的一个心愿。
我在旧金山住了一个礼拜，我还有个老弟文国仪也定居在旧金山，我想暂时不要惊动他，他还不知道我到了美国，如果他知道我来了，他一家人会把我接到他家去住，我也不能不去啊，所以我到了华盛顿才通知他。文国仪生气了，说：“你到了美国怎么不来个电话，我好到机场去接你，你到了旧金山也不通知我，是不是看不起我？”
我向他解释：“人家一切都给我安排好了，我也不愿意麻烦你们，所以一直到了华盛顿才给你打电话。我还要游几个州，恐怕要在美国住１００天，到我回国之前，我还要到芝加哥去看我的儿子，等我到了洛杉矶，再打电话给你，我要到临回去才有时间见你。”
文国仪说：“你这个人真是，要到回去才见我，你的朋友这样多啊？”
到了洛杉矶，我打电话给文国仪，告诉他：“我的儿子我也看到了，我现在就要回国了，准备在你家里停留几天，然后回国。”
就这样，我跟文国仪见了面，他一家人热情地招待我。这时，我在台湾的一个老弟文中侠也知道我在美国，打电话给文国仪，要来看我。
文中侠是黄埔第十四期的，原来在廖耀湘手下做少校，我又把他升为中校，又把他升为上校，以后他到了台湾，是反攻大陆的副总队长。
我问：“文中侠在台湾，多年不见了，他怎么知道我到了美国呢？是不是你们打电话告诉他了？”
“我们没有打电话。”
“那他怎么会知道我到了美国呀？”我觉得奇怪。
文国仪说：“你呀，在美国的台湾人多，你来美国的消息，蒋经国他们恐怕早就知道了。你保密保密，保得住啊？保不住的。”
文中侠从台湾专程到美国来看我，我跟文国仪到机场去接他。我们一道住在文国仪家里。我问文中侠：“我这次到美国来，连国仪我都没有通知，你是怎么知道的呀？”他说：“哎呀，你刚一到美国我们就知道了，你住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你的行踪哪，台湾都知道。”
一个台湾来的老弟，一个住在美国的老弟，一个大陆来的哥哥，三个人见了面。我最大，８０岁，文中侠那年七十多岁，文国仪最小。
１９９３年４月，文中侠老弟去世了，我给他写了吊文，写了挽联。我写的挽联是：
挽中侠老弟
祭黄陵申夙愿，孝子报三春，正亲临修墓守庐，未完统一大业，何身先死！
抗日寇建奇功，忠臣无二致，幸坚持归根落叶，预见乐叙天伦，其志乃安。

我在休斯顿的时候，正好过中秋。中秋节的晚上，蒋志云邀我一道过中秋。她一会儿叫我“老师”，一会儿叫我“长官”。我说：“你不要叫我‘长官’了，让人家听了笑话我们。我们是同乡，你是我的部下，我年纪又比你大一点，你就叫我‘大哥’也行，这样喊亲密一些，外人听着也好听一些。你就叫我‘大哥’，我就叫你‘小妹’。”
我们坐在屋外赏月后，回到屋里，她丈夫高高兴兴地从楼上端着一张照片下来，说：“今天晚上是你的８０大寿，又正是中秋赏月，我们送给你一件礼物。你看，这张照片你有没有啊？”
我一看，这张照片２４寸，大大的，镶在镜框里，是我穿着中将军服，４０岁那一年升为中将时照的。
我说：“我没有了。”
他说：“台湾给你保留了。我家里也有你这张照片，我给你放大了，带回去作纪念吧。”
“啊啊”，我说：“这个礼物很好。”我不敢说，大陆抄家时把我的照片和军服等等都搞掉了，我只是含含糊糊地说：“我没有这张照片了。”
蒋志云说：“我们想了一下，给你祝寿，光给你照片还不够啊，我们合计了，拿１０００美金给你作寿，表示点意思。”
我说：“照片我收了，钱我不要。我现在身上还有一两千美金，回去的路费够了。”
她表示一定要给。
说着说着，蒋志云的丈夫说：“我的生日跟你只差一天。”我很高兴：“好啊，我们两个人又是祝寿，又是赏月，好好好。”
我们坐在屋里看电视，蒋志云提出一个问题，说欢迎我到台湾去，说我在台湾存有１００万美金，希望我去台湾领这笔钱。
我吓了一跳，说：“我在台湾一个钱也没有，我没有这笔钱，你们不要胡说！”
蒋志云说：“你是国民党中将，每月固定工资４００美金，每月还有１２００美金特别费，一个月就是１６００美金，到现在三十多年了，积累下来，差不多有１００万美金了。你知道吗？台湾方面认为你是在职，你在大陆坐牢，应该给你钱。”
我心想，台湾方面用心良苦啊，也不能不感激。但是这个钱不能拿，我如果拿了这个钱，回去就对不住邓小平了，对不住邓颖超，他们要我做爱国人士一直到底，我要是拿了这笔钱，太不光明了。
我又想，我没有钱还好一点，如果拿了这笔钱，我在大陆上不好做人，以后到台湾看看，在台湾也不好做人，败军之将嘛。不拿这个钱，我比谁都高大，拿了这个钱，我就一点人格都没有了。而且我拿了这笔钱，回到大陆上就不得了，我那个老婆还得要一半，儿子媳妇亲戚朋友，都要钱，我给不给啊？自己找麻烦嘛。人家会认为文强这个家伙不知道有多少钱，把我绑架去了呢。
我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了：坚决不能拿这个钱。我向蒋志云表示：我不能拿这个钱，我也没这个钱。淮海战役我打了那么一个败仗，还跑到台湾拿１００万美金？再说拿这个钱也没法回大陆，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回国之前，我写了一首诗题赠蒋志云：
题赠志云贤妹
孟欧画荻贤声著，巾帼英雄玉女龙。
天马行空堪比拟，放翁豪唱吐长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