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和小弟家叠到临西湖不远的商店购买影碟和礼品。在店里，我们按思进发来的一份购买单按图索骥，买了“功夫”，“天下无贼”，“无间道”等一大堆。走出店门，一路闲聊中我们又进了一家名为“两岸”的咖啡馆。店面很大，装修得富丽堂皇，咖啡要三十三元一杯，比纽约的高档咖啡馆还贵。因为走累了，我俩的雅座又可以望到西湖，我也不嫌贵了。四年前四月的春天，我也来过杭州。那时西湖周围茶馆居多，记得一壶茶只要十元，可以供两个人喝上几个小时。现在茶馆大都另迁他地，而咖啡馆却多了起来，套用现在国内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也可谓“与时俱进”吧。

坐定后，透过窗外那垂柳的缝隙一直望去，雾茫茫一片。天阴冷得厉害。从大年卅起，一连两个星期，杭州不是雨便是雪。这中间我来了二次，正好都赶上。最初因这天气而觉得扫兴，到哪儿都有一种寂廖与无奈。不过这会儿坐在这温馨的咖啡馆里，看着窗外，反觉得比晴天趣味更好，别有一番诗意。家叠则完全没有理会到我情绪的转换，一味地和我说谈他目前事业上的瓶颈与将来的打算。

就在我们谈兴正浓时，和家叠约好的两位好朋友走了进来。一个长得跟体操明星田亮几乎一模一样，我管他叫“大田亮”，一脸的朝气；另一个叫何烈阳，书生气十足，白皙的皮肤，整齐的穿着，正好和身高一米八二，帅气十足而穿着“嬉皮”，浑身透着桀骜不驯个性的家叠形成鲜明的反差。何烈阳是杭州一家著名夜总会的总经理，我很难想象他是怎样管理那好几百人的。三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坐到一处，我则退到一边儿当了听众。听他们评价着周围的女孩儿：清纯的，美艳的，独立的，小鸟依人的；听他们谈房地产投资：住宅的，商业的，什么价位进，什么价位出；听他们谈度假的准备：游香港还是新马泰，玩儿海南还是去云南。他们年青，热情高涨，敢想敢干；他们都才三十来岁，尚未成家，但却已小有成就，早些年就开上了私家车，每个人都至少自置了一处或两处的房产。

又过了一会儿，两个青春靓丽的女孩儿打着招呼向我们走来。因为从未见过我，对着我打量了一番。家叠指着我向她们介绍道：“别看了。这是我嫂子，纽约来的。快，叫人！” 其中一个立刻前来向我敬了个礼：“你好！大姐！”谈笑中得知她们都是杭州美术学院的学生，专业是服装设计。她们所学的正是她们的所爱，梦想着做Calvin Klein, Versace, Giorgio Armani那样的服装设计大师。我们在北美就没有那样幸运。为了生计，我们往往不得已而选修找工方便，薪资相对高的专业。

他们这群年轻人都长在八十年代，和我们生长的年代有着天壤之别。我看着他们，突然想起几天前在上海家里整理思进过去写的日记，其中的一段顺口溜，将我带回到那个怪异的年代：

“革命加拼命，
拼命干革命，
活着干， 死了算！
学习先进最光荣，
甘当落后最可耻！

在荣誉上不伸手，
在待遇上不伸手，
在物质上不伸手，
做一个人民的老黄牛！”

记得思进在《闯荡北美》里曾提到，我们这一代一直做着和年龄不相符的事：“长身体需要营养时物质极度匮乏；该坐在课堂里好好儿读书时，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一会儿学工，一会儿学农；该创业时，反倒回到了学校；而立之年开始在北美闯荡，一切又得从零开始。” 我们在北美的好些朋友都是“老来得子”，我们每次见到他们和孩子在一起时，都会产生爷爷奶奶跟在孙子身后的感觉。我们有个女博士朋友，去年四十九岁时生了个儿子。当我得知这个喜讯时给她去了个祝贺的电话，她竟在电话那头兴奋得泣不成声。我们这一代人是可悲的，但又是“幸运”的；因为我们仿佛跨越时空般，见证了中国变化最大的这几十年。

这时外面又下起了鹅毛大雪，它将我的思绪拉回了现实。他们还在海阔天空的聊着。又过了会儿，家叠看了看手表，对大家说道：“不早了！该吃晚饭了。烈阳，走，今晚我做东，到你那儿给我们安排个包厢；咱们玩儿个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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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