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对美国身份感到过困惑呢？亨廷顿将给你提供帮助。在亨廷顿看来，美国身份既不是种族意义上的，也不是民族意义上的，也不是建立在一套法律和民主原则基础上的。如果你认为只要拥有了美国护照，就成了美国人就错了。亨廷顿解释说美国身份是由文化来定义的。美国人就是文化上的盎格鲁-新教徒。如果你觉得自己是美国人，从文化上说，你就是盎格鲁-新教徒。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原则也可以用在黑人穆斯林身上。

　　有些盎格鲁新教徒自视甚高、不可一世。他们喜欢标榜自己是正宗的新教徒。但是他们错了。实际上，盎格鲁新教徒文化的主要特征是许多人共有的，照亨廷顿的说法，就是“说英语，信仰基督教，相信宗教义务、英国的法制观念、统治者有责任、个人有权力、不顺从国教的新教徒价值观和个人主义，工作道德，相信人类有能力和责任在地球上创造出一个“山上的城市”。

　　黑人也不应该将文化和种族背景混淆。虽然肤色是黑的，他们在文化上是盎格鲁新教徒。非洲裔美国人和任何别人一样几乎同样有英国的个人权力概念，法制观念，工作道德。比如，前国务卿鲍威尔。“人们看到鲍威尔是个黑人，同时也看到国务卿，退役的四星将军，取得迅速胜利的战争中的军方领袖。若从国际角度来看，他也是布什政府外交政策中极力推行多极化主义的急先锋。”鲍威尔是十足的盎格鲁新教徒。

　　如果不是因为近期有些模糊的情况存在，美国身份的定义非常明显根本不需要重复。按照亨廷顿的说法，美国身份在六十年代之前一直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一连串琐碎的次要的身份认同和邪恶的、缺乏忠诚的跨国身份开始让美国身份倒下。“美国星条旗处于旗杆的半截处，其他旗帜飘扬在美国身份的旗杆的最上方。”从那以后，情况越来越糟。

　　冷战的结束让美国失去了共同的敌人。他们的精英已经成为充满自由主义思想的多文化主义者。亨廷顿告诉我“总得来说，美国精英不仅比美国公众缺乏民族主义思想，比美国公众更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实际上，只有22%的公众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但是关心公众利益的团体中高达91%的领导人是自由主义者。确实的，亨廷顿的统计数据显示14%的美国商界精英，9%的军方精英，是自由主义者。不过不要再玩把头发劈开的游戏了，如果所有的数据加起来，精英分子都是自由主义者。

　　但是现在美国身份面临更紧迫、更艰巨的挑战：“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入侵”。

　　许多人认为墨西哥人的问题根本不需要别人告知，他们已经实实在在感受到这个问题了。但是不管美国人的偏见是什么，明摆着的事实是墨西哥移民不说英语，至少在他们学会英语之前。这些人看起来可能像前任国务卿鲍威尔或现任国务卿莱斯或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那样的盎格鲁新教徒，其实不是。实际上，亚裔美国人或非洲裔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是真正的盎格鲁新教徒，而你所在的当地饭店服务生可能从来不是。

　　这是因为墨西哥移民和别的移民不一样：他们更坚韧，更抱团，对教育不怎么重视，对本土文化和价值更珍视。这些因素的影响让人担心：“在20世纪后期，发展的迹象已经出现，如果持续下去，将把美国变成文化上分成两叉拥有各自官方语言的盎格鲁和墨西哥社会。”

　　自由主义者比尔·克林顿可能让你相信美国不能分成两个文化，让你相信美国从来都是移民国家，是多样文化的融合。根本不是这回事。

　　美国的缔造者不是移民，亨廷顿说，他们是定居者，而“定居者和移民有本质的不同。定居者离开已经存在的社会，通常以一个团体为单位，目的是建立一个新的社区，一个山上的城市，一个崭新的遥远的领地。他们都充满了集体的目的意识。他们以或明显或隐含的方式确立一个合同或宪章作为社区的基本原则，并规范这个团体与母国的关系。”

　　定居者来到美国并不是为了实现英国的政治或贸易利益。“17世纪，18世纪的定居者来到美国是因为美国是一片处女地（tabula rasa）。除了可以被杀戮或赶往西部的印第安土著部落，没有人类社会。”这是非常清楚的。除了自己的社会，没有别的社会。但是对于移民就不同了，他们的集体理想没有这么崇高---他们通常不能杀戮已经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无法成为新国家的缔造者。饱受普遍贫穷和混乱的乌合移民什么时候能建造一个山上的城市？

　　我们常常指责社会科学不能拟订科学的规律，但是亨廷顿成功地把这个观点置于“科学规律的地位。”那些认为美国文化是个变化过程的普通人没有考虑“首批有效定居者规则”。亨廷顿从一个地理学家泽林斯基（Wilbur Zelinsky）那里引用了这个规则。我听说，这个人和《亲爱的，我把孩子缩小了》（Honey, I Shrunk the Kids）的Szalinski先生没有关系。虽然第一批有效定居者的规则确实有能力将文化现代性的历史缩小成小小的詹姆斯城（Jamestown）（参看1620）因此，泽林斯基主张“谈及持久的影响，就意味着几百个甚至几十个首批定居者的活动对一个地方的文化地理学的贡献远远超过后来的成千上万的移民。”这个观点很容易受到嘲弄。毕竟，如果美国文化创立于17世纪，那为什么美国人不戴假发，不穿裙子，劈引火柴，点燃女巫，在通奸者身上刺上红字？聪明和古老的盎格鲁新教徒文化用什么东西让现代人使用人造阴茎，参加学业能力倾向测验（SAT），观看主持人杰瑞·斯普林格（Jerry Springer）的电视节目？所有这些问题都有答案。文化有它的外围的褶边（如裙子和人造阴茎），和内在的核心（比如杰瑞·斯普林格）。这个核心就像种子，所有的东西都来自这个种子。确实，盎格鲁新教徒文化创造了“定居者在18-19世纪发展起来的美国信条诸如自由，平等，个人主义，代表管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原则。”亨廷顿认为对美国身份的现成比喻都是不准确的。美国既不是“大熔炉”也不是“抛到空中的沙拉。”美国文化既不是文化的混合体，也不是共同存在的，无法溶解的因素的杂合。相反，亨廷顿认为美国文化最好的表达是“盎格鲁新教徒西红柿汤，移民加上了芹菜，油炸面包，调味品，荷兰芹，以及别的一些成分。汤的味道更丰富，更多样化了，但是这些都被吸收进去，成了现在的西红柿汤。”

　　墨西哥人不能把这些装进自己脑子里。长时间以来，他们在考虑西红柿是墨西哥本土的水果---他们甚至相信“tomato”是阿兹特克人（Aztec）的词“tomatl”的误用。因而，他们顽强地、徒劳地认为自己对这个汤做出了贡献。但是就像这些墨西哥人专注于西红柿却错过了大的图画。美国文化是盎格鲁新教徒，其他的都是边缘。亨廷顿通过把我们带回开头证明了这一点。正是英语和清教徒缔造者提出宗教自由的原则作为保护自由免受国家机器控制的手段。

　　“宗教与国家的分离”是宗教和社会身份冲突的必然结果。它的目的，正如威廉·麦克劳伦（William McLoughlin）所说，不是要从宗教中取得自由而是要为宗教建立自由。”因而，对亨廷顿来说，教堂和国家的分离实际上是美国人盎格鲁新教徒身份的证据。只有真正的宗教社会才不需要国家的存在。（Huntington dixit）那就是为什么以世俗社会而闻名的中世纪后期的西班牙建立了宗教法庭。

　　所有这些的实际后果是让人困惑和难堪的，但是归根结底首次有效定居原则让亨廷顿实施相当于举债经营的公司合并的意识形态接收：仅占全国人口16%的盎格鲁新教徒成为美国人的典型。亨廷顿写到“整个美国历史中，那些非盎格鲁新教徒通过接受盎格鲁新教徒的文化和政治价值变成美国人。这个过程不仅对他们本人有利也对美国国家有利。”如果美国还有哪个人携带对盎格鲁新教徒核心价值的出自非基督徒的怨恨，亨廷顿提醒他美国最大的成就就是战胜盲目和偏见。而做到这一切正是“因为一连数代的美国人遵从盎格鲁新教徒文化和首批定居者信条的责任和约束。”像所有真正伟大的思想一样，亨廷顿爱国主义的基本原则很简单：决不承认来自天才的盎格鲁新教徒文化之外的任何东西有实质意义。

　　这让我们再次回到墨西哥人的问题。也许有人会问一直到关心民主危机和文明冲突的高深理论的亨廷顿为什么把注意力转向低贱的墨西哥人？

　　由于大规模的墨西哥移民，新技术带来的高质量，缺乏爱国热情的多文化主义者以及世界主义精英的支持，墨西哥人不再需要采用盎格鲁新教徒文化的伟大价值。尤其让人不舒服的是墨西哥人说西班牙语，他们并不认同盎格鲁新教徒的工作伦理。他们更多的是对自己母国的忠诚而不是美国的忠诚。

　　墨西哥人来到美国的时候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要找到一个墨西哥人律师或医生远比找摘葡萄的人困难得多。）亨廷顿明白这些。而且墨西哥移民第二代的教育水准也是偏低的。这个问题好像是由于墨西哥文化造成的，这个文化，坦率的说，既强大又愚蠢。亨廷顿在谈论这个敏感问题时表现出谨慎和明智以免引起让人难堪的讨论。但是作为墨西哥移民，我本人尽管更友善，却忍不住担心和忧虑认为这个伟大的国家竟然被墨西哥移民庸俗文化的侵略。但是最重要的是，亨廷顿非常担心墨西哥移民如下的事实：他们坚持说西班牙语，没有热爱美国的心情，只关心发生在墨西哥的事情，将赚来的钱越过边境寄往老家而不是像美国公司一样在美国投资。

　　而且为所有两种语言使用者支付费用是非常昂贵的，美国纳税人也没有时间做任何一种事。糟糕的事还不止这些。我们注意到多元文化主义“是反西方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反对欧洲文明的”。西方人只是追求个人权利，在此之前从来没有看到或听到所谓团体权利的概念。比如，很明显，英国人并没有在印度组织所谓的贱民（scheduled castes）机制。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是祖鲁人发明的。

　　更切题的是，多元文化主义者精英已经完全摈弃了西方教育。加利福尼亚和德克萨斯的二三级读本里“缺少任何描写民族英雄内森·黑尔（Nathan Hale），爱国者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探险家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独立战争中的英雄保罗·里维尔的奔跑（Paul Revere’s ride）的故事。 柏拉图肯定气得从坟墓里爬出来。

　　没有了教育，或西方教育，我们又能指望墨西哥人做什么呢？他们像乌龟一样工作，像兔子一样生育。相反，美国人“和其他社会的人对比的话，具有如下特点：长时间的工作，短时间的休假，失业，残疾，退休补助等得到的很少，退休推迟。”为什么？那是美国人古老的盎格鲁新教徒文化。如果你不喜欢这些好处，你怨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在别的社会，遗传，阶级，社会地位，种族地位，和家庭是地位和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但是在美国，除了工作，没有别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今的美国总统是前美国总统的儿子。

　　不妨看一下几个曾经有足够的艰苦体力劳动经历的墨西哥权威人物如外交部长豪尔赫·卡斯塔涅达（Jorge Castañeda）, 小说家卡洛斯·富安蒂斯（Carlos Fuentes）和其他等。亨廷顿这样总结墨西哥移民的工作习惯：“在解释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教育和其他缺陷时，墨西哥哲学家Armando Cíntora说下面三个说法表达了他们的态度：‘Ahí se va’ (管他呢，这就很不错了); ‘Mañana se lo tengo’ (明天就准备好了); 和‘El vale madrismo’ (没有什么真正值得做的东西)”也许哈佛俱乐部的服务员没有达到标准。问题是谁需要他们？美国人已经在世界上游荡闲逛了太长的时间，该回到巡逻自己边界的正事上了。亨廷顿的最后一个担心是墨西哥移民让人怀疑的对美国的忠诚以及庞大的移民数量可能对美国文化产生的影响。他的担心集中起来就是这个概念“社会安全”。“国家安全是首先关注主权，社会安全首先关注的是身份，一个民族保持自己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能力。”

　　墨西哥人现在是美国最大的少数民族。在有些地区，他们已经是多数人口了。考虑到他们对母国的忠诚，对西班牙语的挚爱，他们拙劣的工作习惯，这些将毫无疑问淹没首批定居者的文化和身份。（我不是在谈论土著人霍皮Hopi）让美国人在墨西哥推动一揽子经济改革，在危地马拉发动政变并同时接受这些国家的移民对美国是不公平的。在这个问题上，亨廷顿警告说：

　　所有社会都面临不断出现的对其存在产生的威胁，最终抵挡不住。但是有些社会，即使在面对威胁的时候仍然能通过终止和改变衰落的过程并重新获得生机活力和新的身份而推迟他们的死亡失败。我相信美国可以做到这些，美国人应该重新皈依过去三个半世纪中不分种族，民族，宗教信仰的美国人所拥抱的盎格鲁新教徒文化，传统，和价值。这是他们的自由，团结，力量，繁荣，和作为世界上善的力量的道德领导者的来源。

　　亨廷顿和我在这点上是一致的。美国人有权关注他们的国家和道德发生变化的方式，他们像任何一个国家一样拥有同等的权利试图调整自己的移民政策。然而，他们不应该假装他们是唯一面临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国家，他们不应该忘记在当今变化的世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墨西哥社会和文化已经被美国人的兴趣改变了很多，正如美国被墨西哥人消极的改变一样。但是从积极的方面看，两国相互影响也是存在的。如果美国人现在需要学习西班牙语才能和加州的园丁交谈，或在迈阿密做生意，想一下墨西哥人学英语的各种理由。亨廷顿正确的指出移民对教育的投入，但是这个教育不能仅仅是关于效忠誓词（the Pledge of Allegiance），保罗·里维尔，或者重新记住阿拉莫（Alamo）。如果美国人打算堵塞前往美国的移民洪流，他们应该和其他面临同样问题的富裕国家（欧洲，日本）一道，并与输出移民的国家共同努力，认真改善世界的状况。亨廷顿称解决美国身份困境的办法是民族主义的办法。确实是的，但同时也是一个极端保守的方法。尽管亨廷顿有迎合基督教权力的地方，亨廷顿首先是个政治战略家，是个穿着牧师外衣的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这本书是世界政治算计的结果，而不是在欧扎克高原Ozarks进行的圣经宣传。

　　这就是亨廷顿式的政治运作模式。尽管满嘴都是文化，决定美国身份的却是领土和公民。如果你生在美国，你就是美国人。亨廷顿清楚表明领土对美国人的意义。“美国身份有这样几个不同的组成部分，但是，从历史上说，领土不是其中的一个。” 把这个事实告诉边界巡逻兵！事实上，公民和领土的核心地位解释了为什么亨廷顿挑出墨西哥人进行议论，如果换了非洲裔美国人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尽管他们同样在当今美国作为“下等人”占据相对稳定的地位。

　　亨廷顿抓住一部分美国劳工阶层是外来者的事实，用它在“真正的”美国人和可疑忠诚性的美国人---他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多元文化主义者之间插入一个楔子。简单地说，不管是谁，只要不坚持资本主义的国家文化，（美国人的财产观念，美国人的对艰难工作条件的净化）就不是正宗的美国人。更直接的是，亨廷顿的观点让有钱人和宗教右派结成共和党人联盟。他们的浪漫故事是盎格鲁新教徒文化的具体表现，是美国的标志。只有这个“自愿的结合”才配得上完整的文化公民身份。

　　往国家认同中灌输具体和固定的内容（亨廷顿所说的“盎格鲁新教徒文化”的一整套总结和抽象）的倡议和最高法院法官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明白说出美国人种一样是个权谋，只不过更委婉而已。这个倡议没有消灭日益严重的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只不过把矛盾转移到别处了。一旦你为美国人种下定义，一旦你决定谁是圈内人，谁是圈外人，一旦你因为道德优越感和集体权利而飘飘然，你就开始着手统治全世界的事业。正如亨廷顿不厌其烦地说的 “文化是决定因素。”

　　（《我们是谁？美国身份的挑战》“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著 Simon and Schuster, $27。译自：“American Soup Are we all Anglo-Protestants?”by Claudio Lomnitz。http://bostonreview.net/BR30.1/lomnit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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