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杨得志上将，熟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用“功勋卓著”四个字来褒奖杨得志将军，他受之无愧。杨得志将军本人的军事生涯几乎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辉煌的战斗历史的缩影。他参加和指挥的战斗战役有：井冈山斗争时期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红军长征中的“突破乌江”、“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抗日战争时期的“平型关大捷”、解放战争时期的“邯郸战役”、“清风店战役”、“解放石家庄战役”、以及围打新保安，吃掉了傅作义的“王牌”第35军。抗美援朝战争中，杨得志将军率领第19兵团入朝。1951年10月，19兵团的第64军和第47军进行了马良山阻击战，该山岭成为侵朝联军的“伤心岭”。第19兵团还参加了1952年4月22日开始的历时五十多天的第五次战役。1952年7月11日，中央军委任命杨得志为志愿军第二司令员，此时，彭德怀司令员已经回国，作战方面的指挥工作主要由杨得志担负。杨得志直接参与指挥了闻名世界的“上甘岭战役”。1979年2月，杨得志以昆明军区司令员的身份指挥了西线（云南方面）“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当然，杨得志将军参加的战斗战役还不止这些。

杨得志将军的简历如下：

杨得志(1911-1994)：湖南省醴陵县(今株洲县)人,1911年1月3日出生于醴陵县南阳桥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代在煤矿、铁路做工。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随朱德、陈毅部队上井冈山,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红四军班长、排长、连长,红三军团第九十三团团长,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第一师副师长、第二师师长,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团长、三四四旅代旅长,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旅长,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即著名的杨罗耿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司令员,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兼陕西省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济南军区、武汉军区、昆明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在中共八大、九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常委。1994年10月25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3岁。

我们从杨得志将军的简历中可以看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杨得志将军是从普通一兵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历经无数次战斗，最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其中历任的职务中都是军事首长，从未担任过“政治委员”这样一类的职务。二是杨得志将军自一九四九年后经历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时代，是历届的中央委员，在风云变幻的政治风浪中始终不倒，并且都得到重用。这当属麟毛凤角。其实，这两个特点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在大的时代背景下，杨得志的军事生涯决定了他的政治命运，而他的政治命运又给他提供了机遇，使他在军事生涯中不断有所建树。

杨得志将军为何能够历经各种政治运动而从容过关？这很难一下子说清楚。还是以文革为例：文革中，大军区司令员的政治命运捉摸不定。被打倒的有之，如北京军区两任司令员杨勇、郑维山、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因“林彪事件”牵连，盛极而衰的有之，如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红极一时，最后在邓小平时代黯然失色的有之，如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只有杨得志历经文革十年，一直在大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邓小平时代还更上一层楼。另一个人是韩先楚，但他在邓小平时代比较早就离开了军界。应该讲，这与杨得志将军的秉性有关。杨得志将军为人低调，温和,不象一些将军，随着战功的积累，脾气越来越大，闹意气，搞小圈子，不对自己脾气的人就要整一下。至今，我们看不到杨得志将军主动整人的记录，也看不到哪一场政治运动来了，杨得志将军大出“风头”，特别的积极。

文革初起，杨得志将军在济南军区司令员任上，大势所趋，他也支持“革命造反”，但甚是“谦让”，甘愿“让贤”。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组织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刮起了向上海市的党政机关夺权的所谓“一月革命”风暴。受其影响，山东青岛的“造反派”组织在时任青岛市副市长的王效禹的指挥下，于1月22日夺取了青岛市委、市人委的党政大权。此后，王效禹又于1月30日带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了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2月2日，王效禹召集25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2月3日，“大联合革命委员会”在省体育场召开近10万人大会，宣布夺取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自即日起，山东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权力全部归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所有。2月23日，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更名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5月9日，根据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王效禹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与此同时，任命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这与其他省份不大相同。那时，大军区司令部所在地的革命委员会主任都由大军区司令兼任。例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是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是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是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而也是大军区司令的杨得志只是山东省的“二把手”，但杨得志心甘情愿。以后，王效禹在任省革委主任（后又兼任济南军区政委）期间，先后发动了“反逆流”、“反复旧”等运动，把大批地方和军区领导干部打成“走资派”，进行批斗，但他并不把矛头指向杨得志。应该讲，这和杨得志严谨的军人作风有关，慎言慎行，能够不管地方的事情绝不多管，而且表面上尊重王效禹，不以自己的资历和军功压人。如果由此得出结论，杨得志将军在政治上是个“滑头”，那就大错特错了。

杨得志将军在文革中和在1989年“六·四”前有两次不寻常的“上书”，从骨子里表现出了一名军人刚直不阿的特质。

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林彪集团向张春桥发难，会议之初，江青、张春桥等人十分被动，对于文革不满的一批军队高级干部在分组会上发言特别积极，但杨得志将军很沉稳，并不多言。根据许世友秘书李文卿将军的回忆，华东组不点名地批判张春桥的气氛十分火爆，许世友作为华东组负责人也加入了批判行列，随后要他起草一封给毛泽东和林彪的信，要求把中央政治局那个“犯错误的人”（指张春桥－笔者注）放到基层去锻炼。实际上，就是要求罢张春桥的官。韩先楚最先看到了这封信，积极支持许世友，也叫秘书写了同样内容的信。以后，韩先楚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杨得志。杨得志二话没说，回去就叫秘书也写了一模一样的信，上呈毛泽东和林彪。其实，杨得志完全可以置身事外的。文革中，许世友和张春桥在华东的许多问题上看法相佐，是一对儿出了名的“冤家”。韩先楚因福建“支左”支错了派，也被中央文革点了几次名，只因他身处“福建前线”，情况特殊，获得了林彪和周恩来的保护，躲过一劫；两人和张春桥多少有些“私怨”。但杨得志情况不同，中央文革几乎没有去触动过他，而且还间接地替他摆功说好。举一个小例子：文革初期，所有的电影几乎都被禁演了，只剩下“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还可以公演，但中央文革还特批了一部公演电影，那就是《突破乌江》。那时候，凡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知道，里面红军团长的原型就是杨得志。这是从一个侧面来告诉“造反派”，中央文革认为杨得志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也是如此，杨得志在文革初期基本没有受到冲击，按说，他应该对中央文革“感恩戴德”，可他最终还是不买中央文革的帐，站到了江青、张春桥的对立面。“正邪自古同冰炭”，杨得志将军紧紧的守住了这一条，坚决不上江青、张春桥的船，而且还鲜明地站在了反对他们的人的一边。在充满政治变数的文革中，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

“9.13事件”后，1972年，清查人员在林彪办公室的档案中，发现了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位上将在“庐山会议”（1970年）初期分别写给毛泽东、林彪的三封信。根据信中所附呈阅件显示，这些信是由当时在庐山会议上负责会议秘书工作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按程序呈周恩来，周恩来又按程序转呈林彪和毛泽东的。在逐步呈送之中，信在林彪处“卡壳”，毛泽东没有看到信。于是，江青大做文章，提出三个上将有“阴谋”，要他们说清楚，交代问题。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人硬是顶住。以后，韩先楚第一个写了一个“情况说明”，直接交当时的总政主任李德生，要他转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并不理会江青。许世友和杨得志干脆来了个“泥牛入海”，根本不吭气。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很不高兴，意有所指地对周恩来讲到了军队还要不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周恩来让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分别到南京和济南向许世友和杨得志传达了毛泽东的话，希望他们做个“检讨”。1973年5月，三位大军区司令将“检讨”上呈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扣住了许世友和杨得志的“检讨”，单单要求把韩先楚的“检讨”印发政治局。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做？笔者不得而知。

不过，这次“上书”事件对毛泽东还是有一定刺激，特别是杨得志等人对江青、张春桥的敌视和轻蔑态度引起了毛泽东的不安。以后，毛泽东要求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也和三上将“写信事件”有关。

距“庐山会议”（1970年）三上将“写信事件”十九年后，1989年“六·四”前，杨得志再次“上书”。不过，这一回不是三个上将，而是七个上将一同“上书”中央军委。让我们记住这七位上将的名字：张爱萍、叶飞、杨得志、萧克、李聚奎、陈再道、宋时轮。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1989年和1970年所处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1989年“六·四”前北京的形势到底是怎样的？笔者在此就不罗嗦了，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讲，“六·四”恍如昨日之事，知之甚详，我的管窥之见，不提也罢。笔者只想发一句感慨：一些人不要再为了一己之私，或夸张，或扭曲，或虚构“六·四”前后的一些事情了。

杨得志等七上将“上书”大体经过如下：1989年5月19日凌晨，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终于在屡次受阻后来到天安门广场，在绝食学生避雨的公共汽车里，他老泪纵横地用手提扩音器作了其政治生涯的"告别演说"。他"希望同学们健康地活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那一天"，并说自己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一天，晚10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召开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李鹏代表政治局常委讲话，要求大家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恢复社会正常秩序。杨尚昆的讲话则通报了调兵情况，宣布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20日，戒严部队第一次徒手进城，严重受阻。5月21日下午，部队接到暂缓进城，在郊区集结休整的命令。自5月22日起，已在北京郊区的戒严部队开展了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的教育，以及为驻地群众做好事的活动。这时的报纸、电视电台开始大量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北京市领导人看望戒严部队的消息，其中也包括任中顾委常委的原军队高级领导人。5月19日宣布戒严之后，一些学生来到北京市西城区柳荫街徐向前住处，要求面见徐帅，希望徐帅出面制止部队进城（实际上，徐向前因病住院，并不在家）。学生这样的诉求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聂荣臻和邓颖超那里。以后，官方统一口径，以徐帅、聂帅和邓颖超的名义回应了学生。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部队进城是为了维护首都秩序，不是对付学生。正是在戒严部队开展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教育活动这一背景下，也是5月22日，罗瑞卿大将的女儿罗点点居中穿线，她写了一封和徐帅、聂帅表态信内容大致一样的信。一天时间找到了当时还在世的十几位上将签字。其中，有的人避而不见，有的人婉拒，但上述七位上将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关键时刻，他们高风亮节，勇于表达出了自己的意见。因为这封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联，戒严部队要牢记。实际上婉转地表明，反对以武力解决问题。在当时，即将在北京“镇压反革命暴乱”的前夕，这样的信在主张武力解决问题的邓小平等人看来是非常不合事宜的。这封信还在当天晚上送到了新华社，毫无疑问，立刻被扣了下来。第二天，即5月23日，北京爆发了自戒严以来最大游行，“七上将的联名信”被当做传单散发出来，不过，内容已经面目全非，中心思想变成了七名退休上将联名上书中央军委，反对戒严，反对以李鹏为首的“伪政府”，要求召开军委会议，罢免邓小平。但是，七位上将没有人出来急忙地表白自己，他们选择了沉默，这时的沉默真的比金子还贵重。

“六·四”以后，中顾委开会，专门“清查”七上将上书中央军委的事情。张爱萍将军根本不去参加会，还让人传话给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让历史来证明“六·四”的对错。杨得志将军正相反，每会必到，而且非常实事求是的说：“七个人上书中央，我签了字。其实，我自己还亲手写了一封信，只是我这一份还未修改好，那封联名信就已经报上面了。”杨得志将军讲得非常明白，没有七个人联名“上书”，我自己也是要“上书”的！在“六四”这件事上，杨得志将军的风骨令人赞叹。

写到这里，笔者不尽想到，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仅靠自己的军事才能就能够服人吗？真正的名将一定要有过硬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