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初期的延安整風運動，實際上已經為新中國的權力結構奠定了基礎，軍隊幹部由於山頭主義和軍功輝煌，游擊習氣和單純注重軍事，不願意把精力放在地方經濟和政治工作上，也不太願意接受紀律和約束，結果成為整風運動的主要對象，而且在政治上相對於文官的不成熟也表現得很徹底，這顯然是新中國成立之後的黨內高層權力劃分的一個重要認識基礎。特別地在當時解放區各自分割的情況下，實際上只有黨務系統在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與在延安的中央具有緊密的聯繫，七大會議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鮮明地提出“劉少奇代表白區黨的正確路線”，已經是為劉少奇作為接班人在鋪路了。特別地有許多人熱衷於提到劉少奇最先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而彭真率先喊出毛主席萬歲的口號，並把這個作為毛澤東任用私人的證據；其中至少有一點是真切的：那就是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支持，劉少奇和彭真的高層政治地位是不穩固的。因為與他們競爭的對立面是具有軍功的老將們，他們格外需要毛澤東的鼎力支持，因為他們的致命問題就是在一個波瀾壯闊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和平民革命中，沒有能夠在戰場上確立自己的威望和地位。後來他們在執政的過程中，往往非左即右，也是因為背後具有老軍頭們輝煌軍功下無言的政治競爭壓力，他們需要不斷地以言說和行動來證明自己地位的合法性，需要讓人們看到自己的聰明才智及其施政成果。

許多人喜歡顛倒是非地說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標，就是要達到清除劉少奇的目的，完全是為了權力鬥爭，實際上劉少奇和鄧小平等能夠在共產黨高層站穩腳跟，完全依賴毛澤東的支持。如果毛澤東什麼時候撤除對劉少奇的支持，劉少奇在高層權力鬥爭中就一定會成為弱勢一方，被老軍頭們清洗出局。1953年的高饒反黨集團就試圖達成此一目標，實現中央一級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最後是因為毛澤東的明顯支持，劉少奇才得以穩住其地位的；1959年對彭德懷具有恐慌感的，當然也不是權力地位低於彭德懷的人，也肯定不是老軍頭們，他們彼此之間向來是互不買帳的。1966年底中央召開軍隊幹部幹部會議，會上將軍們發言調子非常激進，毛澤東在會後說這樣的會議不宜再開，再開劉少奇就要成為反革命了。特別地是在文革中揪出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團”，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高級幹部被打倒，中央一級政治權力確實實現了重新劃分，這實際上是完成了1953年以高饒為代表的老軍頭，希望重新劃分中央一級政治權力格局的未竟事業。而且重新劃分的受益者，就是後來出來掌權的軍功高的將領群體，在通常情況下本來就是應該他們掌權的，只是因為毛澤東的緣故，才讓劉少奇他們占先了。後來說江青亂點名批判老幹部，因此造成許多老幹部受迫害，實際上那些人已經是必然要倒了，他們在失去了毛澤東的鼎力支持之後，他們不可能在老軍頭眼皮底下還能夠坐穩自己的位子，政治競爭的勝負完全是由力量對比決定的，來不得半點虛偽和驕傲。

在1967年2月後來被稱為“二月逆流”的那次懷仁堂會議上，譚震林是以要張春橋保一下陳丕顯為由頭，為老幹部的既得利益和老幹部第二代（“聯動”）受衝擊鳴不平，為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優勢地位受到而衝冠一怒，當然也難免夾雜着一些兔死狐悲之情；李先念主要是為 “聯動”被定性為反革命鳴不平；這兩個人與陳毅相比，明顯在眼界和胸懷上都不夠，基本上沒有超脫狹隘的個人視野與小圈子感受。而陳毅則非常有意思，他提到一個久遠的、最終影響了解放後國家權力格局的歷史安排：“這些傢伙們上台，就是他們搞修正主義。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現在怎麼樣？當年赫魯曉夫吹捧斯大林，後來怎麼樣？劉鄧那些人沒有反過毛主席，那時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嗎？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嗎！？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延安整風就是錯誤的！”畢竟是延安整風確立了黨務和政務體系幹部，具有相對於軍隊幹部的優越地位，進而在解放後的國家權力格局中占盡優勢，陳毅的反思確實到了追根溯源的高度，胸懷和視野是譚震林李先念等人完全不能比擬的。

然而在文革中後期，軍隊幹部確實成功地排除了黨政系統的當權派，成為中國政治權力格局中的主要力量，然而無論是經濟建設還是社會政治穩定上，軍隊當權派的政績遠遠不能叫人滿意，特別是軍代表主持進行的“清隊”和“一打三反”運動中，完全不講政策和法律界限，導致人望盡失，在民眾中間激起的民憤，超過劉鄧在文革前17年期間積累的民憤總和。這樣一段老軍頭們在前台主政的歷史，反過來在事實上證明了毛澤東主導的延安整風所確立的幹部遴選規則是正確的，看起來陳毅的看法還是沒有超脫自身個人利害的局限，也是經不起檢驗的，還是要承認是毛澤東而不是陳毅把握住了最根本的事實。

毛澤東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借陳伯達提倡“設立國家主席”的事情發難，發動了“批陳整風”，而這個陳伯達就是在1968年擔任中央專案小組的組長，專管在全國揪五一六分子，把全國革委會內部的群眾代表和造反派幾乎一網收盡，從而為軍隊在地方全面掌權清除了障礙。因為當時黨政系統的當權派已經是死老虎了，而造反派有群眾基礎是活老虎，軍隊幹部要全面掌權，必須在權力中心清洗造反派的勢力。造反派群體則是在完全沒有思想準備的情況下，陷入了一場政治權力鬥爭的漩渦中，深受其害。陳伯達則在這個過程中為以林彪為符號象徵的軍隊勢力出掌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這當然也就無可避免地站到了親自發動文革的毛澤東的對立面。在這一次廬山會議上“黃吳葉李邱”五人被迫做公開檢討，而且這些檢討最後還指定要送交毛澤東本人過目；在1973年底毛澤東進一步採取措施，實現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果斷終止軍隊幹部全面干預地方政治的局面，這一段歷史是軍隊幹部群體用自己的行動，雄辯地證明了延安整風運動確立的幹部遴選規則是正確的。

從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個人關係與工作合作上看，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信任明顯超過對彭德懷等粗人和武將，對劉少奇的才能與工作魄力也評價在武將之上，因此毛澤東很早就產生提前交班以培養威信的想法。但是劉少奇與毛澤東在工作上的分歧，是自始至終都存在的。同時如果沒有毛澤東的鼎立支持，劉少奇將不可能到達他曾經到達的位置，而且沒有毛澤東的支持劉少奇也不可能在那個位置上坐穩，在對付高饒和彭德懷的事情上，毛澤東明顯有為劉少奇清除對立面、為其樹立工作威信的考慮。如果這兩件事毛澤東放手，站在中間立場上，劉少奇由於自己固有的短處，將無法順利過關。一是劉少奇在黨內和軍內的威信和人望不足以與對立面抗衡，二是劉少奇的工作方法也為對手留下了太多的材料和靶子。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支持，在於劉少奇更能夠領會和貫徹建設新中國的合適政策。

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不受威脅，固然是毛澤東在戰爭年代建立起來的資歷和聲望在起作用，同時在新中國建設過程中內政外交和國家安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上，都沒有人能夠可以和毛澤東的見識相比擬，毛澤東在黨內的牢固政治地位正是建立在這樣的牢固基礎之上。這也使得毛澤東能夠超然於黨內派性鬥爭之上，擔負一個最後仲裁者和監督者的角色。因為毛澤東在思想上和路線上既沒有搞極左以表現自己的壓力，也沒有走極右路線去取悅既得利益集團的需要，這是因為毛澤東自己的地位牢固，不需要通過在路線、政策乃至高級職位分配上作交易，來贏得內部和外部的支持。毛澤東有了這樣的地位之後，他個人也似乎刻意追求一個超然的身份，到 “體制外”去監督“體制內”人士如何行政，因此在建國初期就主動提出要退居二線要到“體制外”去，後來王明在莫斯科告狀說毛澤東一貫反共產國際，在國內常常是逼迫80％的幹部作檢討。權力鬥爭最簡單有效的方式是拉一派去打另外一派，王明告狀涉及的事實，恰好是毛澤東地位穩固的最好闡釋，如果說中共黨內有一個人離權力鬥爭最遠的話，那麼這個人就是毛澤東。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毛澤東得以超脫黨內權力糾紛，畢生注重的是思想和政治路線問題，甚至毛澤東不認為需要以組織路線去貫徹自己的意圖，即使是在文革前夕，毛澤東仍然對重要職位分配和任命還是不插手，對陶鑄調中央文革小組的任命仍然是鄧小平物色和推薦的。許多人把毛澤東說成是熱衷於搞權力鬥爭和權力欲特別重的人，然而事實卻是毛澤東對政治和思想的注重，遠遠超過了對組織路線的注重，即使是在文革期間，毛澤東也仍然很少介入和過問人事安排問題，這類事情通常是有周恩來或者林彪系將來着手安排的(扯淡 ---Cereal)。

在共產黨內也從來沒有成長起來一個足以威脅毛澤東地位的權力中心，毛澤東關心的全部問題就是中國應該走何種道路，如何保證多數人利益的制度得到最後落實，毛澤東顯然認為最重要的問題乃在於思想和政治路線上，否則即使一代人問題解決了，下一代人還將面臨同樣的問題。所以毛澤東真正熱衷的事情，是要實現 “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而不是着眼於組織革命和幹部大換班。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雖然從解放初期開始，就對劉少奇的某些工作方法不滿，卻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原因，對於三面紅旗和繼續革命這樣的戰略性安排，毛澤東則通過長期耐心的教育和說服工作，來促使黨內高層人士在思想觀念和工作作風實現轉變，並通過周期性的整風和整黨工作來保持優良作風。直到劉少奇的錯誤已經發展到了無可挽回、並且劉少奇也表示不打算悔改的四清運動期間乃至文革初期，毛澤東才痛下決心把他換下去。用權力鬥爭來往毛澤東身上潑髒水，一個方面顯示了右派的無知，也暴露了他們的無恥。對於右派裡面極其個別的騙子來說，這是極為高明的策略，毛澤東是共產黨內積極因素的總代表，妖魔化毛澤東成功的話，就足以從根本上醜化共產黨和中國革命，這是他們的階級利益和階級本能起作用的結果。

實際上劉少奇和鄧小平執掌的黨務和政務權力，是始終沒有得到軍隊幹部的全力支持的，這在1980年代鄧小平上台之後仍然可以看出來。當時經過 1970年代毛澤東搞十大軍區對調、強調“權歸政、兵歸營”的弱化，加上經過解放後三十年時間的自然淘汰，鄧小平仍然無法整合殘留在權力中心的老軍頭們，更不用談駕御這一股龐大的政治力量了。最後鄧小平不得不採取“中和與沖淡”兩大政治技巧來處理這個棘手問題，首先是在知識化年輕化的名義大量地提拔年輕的幹部，本來開會只有30人舉手，鄧小平不得不請300人來舉手，以減少老幹部左右政治局面的能力，削弱他們在權力中心的決定性地位，在1980年代政府機構的急劇膨脹，就內含了這樣一種政治權力格局的非正常換代功能，直至最後直接地讓一批老一輩軍隊幹部進入干休所和顧問委員會休息。

和毛澤東相比，鄧小平可以說是從來不注重思想和政治路線，偏重以組織路線來保證自己的施政方略。特別是鄧小平長期主管的組織人事和媒體宣傳兩個方面的工作，在五十年來更是劣跡斑斑，幾十年來人們普遍對黨政系統工作存在着強烈的不滿情緒。在1980年代兩個總書記都是被鄧小平自己親手提拔上來，再親手打下去了，這是鄧小平一貫的工作方法：偏重以人事和組織安排來貫徹自己的意圖，而不耐煩做長期的政治思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