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日本的战败，「满洲国」地区也进入悲惨时期，尤以日本人的遭遇，最为可怜。其实在日本尚未投降之前，苏联军就已经进入东北，虽然日本人曾组团集中保护，但仍有危险性。因为他们不仅要防备满洲人的挑衅，还要注意一些由关在西伯利亚监狱多年的犯人所组成的杂牌苏联军抢掠。苏联当局深惧日本的关东军，所以先派西伯利亚流氓进来破坏。尤其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关东军必须撤退，根本无力维持东北秩序之际，东北顿时成了无政府状态。直到苏联的正规军进来之後，情况才稍有好转。

关东军的撤退，对东北的经济金融影响甚钜。因为当日本宣布投降时，「满洲国」遂决定一次发五年的薪水给我们当退休金，当时我一个月薪水为四百二十圆，五年薪水的总数是一笔宠大数目，可是没想到满币贬得太厉害了，苏联军进来时．虽曾发行过新钞票（即军票），但我们仍把原有的钱拿去换黄金，否则马上就不值钱了。

就在我们想要离开奉天之际，戒严令却已颁布下来，所以当晚我们也无法行动，於是就在火车站打地铺．当我们可以动身之际，有位日本人就提醒我们，说我们的财物不要藏得太秘密，因为藏得再秘密，若真有人要抢时都会翻出来找的，不如放在明显处，人家才不会起疑。所以内人就把财物放在小孩的背巾内。我再将背巾打成包袱，提在手上，沿路还真的没人来抢。然而碰到苏联军抢劫时，所有的方法全部无效，我的钞票虽然没有被抢，但是金子却被抢劫一空。而且你还绝对不能抵抗，只能眼睁睁地看著他们抢去，如稍有抵抗，甚至会有性命之虞。因此心里纵使难过，也只好如此。我虽入满洲籍，但并未改为日本名字，所以算是中国人，因此可以坐火车回奉天，到了鞍山，火车不能通过，只好住兴亚会馆，用发下来的餐券吃饭，尔後才辗转回到奉天市。

　　（二）滞留东北的日本人情况

当时有些满洲人趁著兵荒马乱之际，抢夺日本人留下的军用品与仓库，而未及逃走的日本人也放火烧这些军用品，不让对方使用，双方在争抢时，有一满洲人左手被切断了，就改用右手来抢。集中留在奉天市内的日本人大概不到一、二十万，他们大都是属於日本农业开拓团的员眷。这些人在无收入维生的情况下，都在路边变卖家产。有些日本人在住宅被没收，无处可居时，只好住在学校，在没得洗，没得吃、穿的情形下，整个人显得又黑又脏；再加上严寒的气候，迫使他们把门窗关得紧紧的，这下反而死了更多的日本人，还未死的日本人就把这些死掉的日本人尸体丢到屋外，成了一条条的黑色人冻，等到堆成一座“人冻山”时，再用马车弃置於河畔，等到来年春回大地，河水融化之际，只看到一条条鱼乾似的尸体，缓缓地流向下游。

由於苏联的先头部队是一群西伯利亚的牢犯，他们留著满脸的落腮胡，脚穿高统的军靴（高至大腿），碰、碰、碰地大步跨走在街上，手中还不时挥舞著军刀，以吓唬行人为乐，不管是手表或钢笔，他们都要抢，因为苏联本土可能没办法制造像这样的精密品，所以就会感到兴趣。此外，不管是为了什么理由打仗，在战争时期，总是女人最倒楣的时候，那些苏联大兵只要看到女人，不管是老少，也不管是何时何地，都会强行侮辱，甚至在他家人面前；所以留在东北的女人，都会剪短发，穿男装，故作男人状地大步行走，因为当时大家都穿著由军服改制成的宽松大衣，只要你不显出女性化动作，是很难查辨出你是女儿身。而有些日本人为了防止苏联士兵的强行进入及保护家中的妇女，都将家中的窗帘做得厚厚的两层，使人无法从外窥视，再者，会在住宅的天井上开一小窗，以便让妇孺可以趁兵士入屋搜查之际，顺利从那逃出或隐藏其内。但往往在躲藏之时，小孩会因惊吓而发出声响，暴露行踪，连带著影响一家人的命运，有些日本妇女不堪受辱，会从那天井一跃而下，结束生命。再者，日本人有一件事令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们知道苏联大兵性好渔色，只要给他们女人以供发泄，事情就会好办。所以就要曾经当过查某间（妓女户）的女人，自动出来慰劳那些大兵，其余的妇女则负责缝制棉被与枕头，摆设於学校礼堂，以供这些苏联人使用。牺牲少数女人以保全其余妇女的清白，他们有力的出力，有身体的出身体，这种团结合渡难关的精神实在令我感到佩服。

另外，我们这些留在东北的外地人（包括台湾人、日本人），会组成五户一保的防卫队措施，也就是每户都会装一条铃当绳，只要那一户有苏联兵进入，就会暗拉绳索以通知其余各户。有一天，当我与内人、妻舅及友人正在家中闲聊之际，突然就有几个苏联大兵恶形恶状地闯入我家中，挥动军刀恫吓我们把钱拿出来，并四处翻查家中衣物，而我们也知这些大兵会来抢钱，早就把钱藏在墙壁的夹缝中，所以一致摇头地推说没有、没有。但哪知我那妻舅当天把钱放在其裤袋内，一不小心钞票束就「嗒」地一声掉落在地板上，那些苏联大兵见了，勃然大怒地认为我们故意隐藏不给，於是就掏出手枪对著妻舅，顿时只见妻舅高举双手，脸色发白地请求饶命！正在紧急的时刻，我们一位日本邻居带著两位查某间的女人和两瓶酒进来，原来他曾看到这些大兵进来我们家，有好一会儿的工夫，却不见这些人出来，所以断定一定出事了，赶忙找了几瓶酒和两位女人来我家解围，他好声好气地招呼那些大兵，在酒和女人的撒娇之下，这样地折腾了一、两小时後，这些大兵才算消了一口气，搂著女人走出我家。

说起苏联士兵，其实他们很笨，很多因为不会使用煤炭煮东西，所以乾脆就拆日式房屋的木料来当柴烧，东北的日式屋舍差点被他们拆光，我们曾为生活，与友人合夥贩卖面包给那些士兵以维生，但迫於面粉取得不易，只好用劣级的面粉烘焙，那些士兵还不是照吃。

　　（三）共军入城及国军接收

苏联军撤走後，共军马上进关，中共进来时，我还照常上班（在奉天），此时日本人都已逃掉，满洲只剩下中国人。这段期间，东北同时有三个政府，一个是满洲奉天的旧政权，一个是共军在本溪湖组成的政权，另一个则是最後进来的国军於锦州成立的省政府。共军接收满洲时是由张学思（张学良之弟）带队来接收，（按：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十二日张学思任辽宁省省主席，副主席为朱其文；当时国民政府任命的辽宁省政府主席为徐箴，尚未抵达。）

共军入关的秩序较苏联军进城时为好，他们会将食物配给一般百姓。当时我还在省政府照常工作，虽无事可办，然薪水照发，每天中午还「办桌」，准备午餐给大家吃。但有一件事则令人心寒，那就是他们常鼓励人们互相告密，往往被抓的人都没经过审判，就被暗中处死，其作风就如同二二八时期的情况。记得当时共产党因为我是台湾人，又会讲日本话，所以在共军撤退之际，希望我能跟他们一起撤退，并允诺给我外交部长一职。但是我太太不肯，因故而罢。

没多久，陈诚就带军队进关包围新京长春，当时城中已无太多的米粮，高粱由一斤几角钱涨到几亿元，甚至有钱还买不到，以致後来有人吃树皮、树叶以充饥。国军前来接收後，就组织接收委员会来处理关内的民生经济，并下令公布：凡满洲票、苏联票都不能通用，从今以後只能用国民党发行的钞票，且即日起以十元换一元。等於一元才能换一角，很多人因此破产。所以每天一大早，人们便疯狂地冲进商店去购买民生物资，有些根本不知此事的店主，还非常兴奋的数著钞票，以为自己发财了，等到去银行兑换国币时，才知手中的钱都已眨值了，有人受不了这刺激而自杀身亡。犹记得当国军进城之际，我们还曾挥舞旗子站在路旁欢迎他们，但没想到看到的不是拄著拐杖，就是躺在担架上的士兵，实在无法令人相信就是这样的军队来保护我们。

国军接收的情况比共军还不如，很多接收委员都将接收的东西放入自己的口袋内，不管是房子、银子、车子、女子甚至是鞋子，都要中饱私囊，还美其名为五子登科。此时东北变得很混乱，直到蒋总统派莫德惠（後来的考试院院长）宣布：「满洲没汉 奸，和台湾一样，每个人都可以安居乐业，继续自己的职务。」东北才比较安定。而找还记得是郑某来接收我们省政府，从此我们每天就要接受精神训练及洗脑。

国军进来以後，虽然我的工作职务也没受到影响，但我太太仍吵著要回台湾，再加上听说台湾目前正需人才，遂决定於三十五年十一月离开奉天。

　　（四）离开东北

虽然在东北并没有所谓台湾同乡会的组织，但我仍找了几十个台湾人一起组团返乡，至於当时还有哪些台湾人同行，我已记不清楚。我们由山海关、天津、青岛到上海坐船回台。一般而言，回台湾的航程只要一、两天即可到达，但我们却经过一个多月才回到台湾。因为当时台湾入境困难，一定要先申请许可才能入境，再加上不易取得交通工具，因此我们只好在上海等待机会。在等船的期间，幸好遇到我内人的五哥陈逸松（国民参政员），他要到南京开会，因为有他的帮忙，我们好不容易才於三十五年十二月底回到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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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日本投降与离开东北前后见闻》，原题为《逃难时期》，是以《口述历史》第5期收录之《谢报先生访问纪录》内同名一节内容为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

首发析世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