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又是一个甲申年，屈指一算，距离清兵入关正好360年整。与此同时，“清史纂修工程”也开始启动。日前，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马大正接受了某报记者的采访，他的一个最让人感到难以理解的观点是：清兵入关也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原话是这样的：“比如清兵入关，我们会站在17世纪40年代的立场，当时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来领导，这个统一确实有好处，它随后导致的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可圈可点的。”（见11月8日《新京报》）。
在我看来，马先生的立场与其说是站在“站在17世纪40年代”，倒不如说是站在21世纪。因为清兵入关以后的种种好处，“站在17世纪40年代”是看不出来的。那时看到的只有赤裸裸的侵略、征服、屠杀。明末时中国的人口为1亿左右，到清顺治时又进行了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了80%多，其中大部分是在清兵入关之后遭到了屠杀。一个小小的扬州城，就被杀害了80万人。正因为如此惨烈，所以才有了袁崇焕、史可法。如果清兵入关值得肯定的话，那么我们又置袁、史二人于何地？他们难道是阻碍历史进步的跳梁小丑吗？
更糟糕的是，如果马先生的逻辑是成立的，那么以后我们在面临侵略，尤其是比我们发达的强敌的侵略之时，选择抵抗，还是不抵抗？抵抗不仅会流血牺牲，而且还可能失去未来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不是很蠢么？世界面临混乱局面时，“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来领导”，环顾全球，谁有资格充当这个“政治核心”呢？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它？
就在和清兵入关大致同时，欧洲也发生了一次“入关”：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率军对荷兰进行征服。荷兰无力抵挡，但誓死不降。荷兰人挖开海堤，引大西洋淹没国土，宁将全部财产和家园毁灭，也绝不留给侵略者。按照马先生的观点，荷兰人的行为是无法理解的，难道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都不懂吗？做强大的法国的一个行省不是很好吗？但对荷兰人来说，不愿意被征服就是不愿意被征服，这是不能用“成本/收益”来计算的。
我想，马先生的观点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并且在“清史纂修工程”中占据主流（这从马先生在清史编纂委员会中显赫的地位可以看出来），恐怕和我们这些年来实用主义太过强烈，工具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的大环境有很大关系。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为了目的的达成可以选择一切手段。工具理性过于横行，我们就会得出一些很荒诞的结论：如果被征服可以带来一个“可圈可点”的“盛世”的话，那么被征服就是值得的，甚至是受欢迎的。
其实这种争论，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有过。当时有人以明末清初的几个著名汉奸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洪承畴等无缘配享清朝的太庙为例，警告不能“吃里爬外，枪口向内”时，鲁迅先生就很不以为然，他在《“立此存照”（四）》一文中一锤定音：“因为卫国和经商不同，值得与否，并不是第一着也”。
要而言之，清史当然要修，但在修之前，对价值观进行一番清理，也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不知马先生以为然否？
